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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边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大致包括历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相对稳定的治边的谋略与传统。不少王朝在治边、营边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统治者为此耗费大量精力。历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既包括对前朝治边实践的梳理与反思，也有本朝的探索与经验；既是传统治边方略形成的基础，也为后世提供可资研究的个案。传统治边方略在历朝治边理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传统治边方略是历代治边精华的高度概括与集中反映，蕴涵丰富的政治智慧。 一、中原王朝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 中国古代较稳定的政治实体，包括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等不同类型。传统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以及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中原王朝大都具有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虽因统治失控出现更替，但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在秦朝统一全国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原王朝的周边环境较少出现重大变化。因此，中原王朝虽不断倾覆及更替，历朝治边亦各有特点，但新建王朝治理边疆，在较长的时期仍承袭传统的谋略与做法。 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蛮夷势力须服从于己。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与册封，与四方蛮夷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进而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封贡制度的基础是服事观。先秦时期的服事观认为统治者居天下之中心，其影响由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原王朝对先秦的服事观进行改造，将其发展为以四方蛮夷向中原王朝进贡、中原王朝册封朝贡者为内容的封贡制度。元以前中原王朝的边疆还处于形成变动的过程，边疆与徼外地区的界限经常变动且含混不清，封贡制度施行的范围，既有边疆的蛮夷与地方政权，也包括徼外势力乃至远方他国。 汉晋至唐代的中原王朝，大都持有中原文化绝对先进、王朝宏伟无疆、边徼蛮夷难以企及的优越意识, 并通过施行封贡制度，将上述观念散布到周边地区。中原王朝以丰厚的物质赏赐及众多虚衔官职的授予，对周边的蛮夷“施之以德”，企望换取徼外蛮夷对中原王朝最高权威的承认。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其以远地区进行政治笼络与文化传播，争取建立封建家族制度式的等级尊卑关系。在华夏文明独领风骚与中原王朝处理与蛮夷的关系，主要是采取友好相处、德化浸润做法的时代，封贡制度取得很大成功。这一时期中原王朝治边的方略，具有普遍用于边疆经营与外邦应对的特点，但也存在含混随意等缺陷。 中唐及以后的时代，吐蕃、南诏、辽、金、夏、蒙古等边疆势力崛起，明代后期西方列强东至，中原王朝面临严峻挑战。元、清两个统一王朝为边疆蛮夷所建，有其独到的天下观与治边观。元朝明确新的天下格局，内容大致是中国的边疆地区逐渐巩固并趋完善，成为拱卫统一国家的有力屏障；中国周边仍存的政治势力，大都成为与中原王朝建立新型藩属国关系的邻邦。元明清三朝经营边疆，表现出边疆治理与邦交应对分开的特点，治边方略也相应改变。 中原王朝明确区分边疆与邻邦，并施以不同对策的时期始于元代。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虽也称周边的某些政治势力为“敌国”，如唐代的突厥、吐蕃，宋代的辽、金、夏与蒙古，但这些“敌国”究竟是古代国家，抑或是与中原王朝有臣属关系的地方政权，有时不仅难以区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时常变动。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势力的关系，普遍以封贡制度应对。中原王朝并无区分边疆或邻邦的明确表述，亦无区别处理的制度化对策。 宋代以来情形发生很大变化。对周边与己关系较密切的邻国，元明清主要通过新型的藩属国体制应对。中原王朝与徼外势力的关系，从传统的华夏之地与周边蛮夷的关系，逐渐向新型的藩属国体制转化。从《元史》的记载来看，元朝对边疆地区与邻邦施用不同的治策。如在云南行省元朝普遍设治，在蛮夷地区实行土官制度，并积极推行儒学教育。对安南、缅国、占城等实为邻邦的藩属国，则实行派遣达鲁花赤、要求按期纳质朝贡、君王定期入觐等制度。纵观史籍，前代并于边疆、邻邦分别施以制度化治策的记载。 二、中原王朝治边的地缘政治方略 中原王朝、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对与政治博弈、巩固政权及扩展势力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大都注意研究并积极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远超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其地缘政治观丰富、成熟的程度亦居领先。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能在很长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并逐渐巩固，关键是较好处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即充分利用华夏文化圈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借助文化传播的力量，把对边疆的控制由微弱影响发展为质量方面的突变。 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有以下特点。一是形成发展的时间很长。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热衷于探讨诸侯国的地缘政治算起，到晚清王夫之等一些思想家潜心总结历代统治的得失，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经历了二三千年的演变过程。二是历代王朝处理与地理因素有关的政治问题，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地缘政治方面的知识，并经多次的实践、提升形成相应策略。三是中原王朝地缘政治观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应用领域、关注重点与文字表述方面，与近代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则有不同。 中原王朝的边疆地缘政治观，内容大体包括内陆与边疆的关系，边疆地区与邻邦的关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政权的关系，边疆不同区域的关系，促进边疆形成巩固的思想，根据边疆的不同特点分别施治的思想。其边疆地缘政治观在不同的时期有特定内容，并经不断的补充与完善，逐渐形成渗透了文化基因的深度认识与悠久传统。中原王朝较重视人文因素、文化传统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作用，相对忽视海洋等地理因素；考虑问题时，受到注重天人关系、社会等级制度、以文化分尊卑等传统的影响。其边疆地缘政治观强调农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区别，恪守“守在四夷”的传统，谨慎地向外部扩展或求保稳定。历朝注重在边疆设治管理、驻兵与移民。常视腹地以外的区域为差别甚大的地区，重视不同区位边疆地区相互配合或牵制的关系。 以边疆地缘政治观为基础，中原王朝施行以下治边方略： “守在四夷”的方略。春秋时沈尹戍提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观念。两汉在接受先秦五服说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守在四夷”的思想。历朝对边疆和徼外慎用刀兵，处理与边疆蛮夷、徼外邻邦的争端，大都采取守势，中原王朝提出“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原则，形成“守在四夷”的方略。 重北轻南的方略。我国南北方地缘政治长期存在差异，突出表现在历朝治边大都存在重北轻南的倾向。秦汉至宋代，中原王朝承受游牧势力经常南下骚扰的压力，乃把治边重点放在北方。元明清诸朝，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压力不同程度减轻，中原王朝重北轻南的倾向及应对方略也相应改变化。 重视德治与教化的方略。唐太宗提出“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对边疆蛮夷与徼外势力，统治者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在此基础上推行和亲、朝贡封赏与建立宗藩关系等制度。中原王朝施用的德治与教化，前期主要体现在笼络、赏赐以及华夏文化的传播与浸润方面。元明清三朝治边，在边疆地区通过教化蛮夷、提倡华夷一体、加强边疆与内陆的交流来实现德治；处理与藩属国的关系，主要是坚守藩属体制的规范。 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的方略。中原王朝大都恪守“守在四夷”的原则，向腹地以外的地区积极传播文化和影响，由此形成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中原王朝的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与制度。治边文化软实力的载体是封贡制度，传播的机制主要是文化传播。中原王朝推行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做法，受到边疆地缘政治观的深刻影响。 远交近攻的方略。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徼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而施行以注重全局与长远利益为特色的远交近攻方略。其表现一是通过封贡制度发挥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期望形成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尤以古代前期较为明显。二是通过封贡制度，羁縻对方的频度与效力，依距离的远近有所区别。三是远交近攻方略施行的重点，自元代起发生变化，从此前普遍施用于蛮夷，改变为重视经营边疆地区。 三、中原王朝治边的博弈谋胜方略 “博弈”指两人或多人在对局之中，参考所探知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而进行争斗。我国古代尤其是中原王朝积累丰富的博弈知识，并将之运用于治边。政治博弈包括以下要素：博弈的参与者。参与者互为对手，获胜的关键在于是否采取成功的策略。在博弈论之参与者、利益得失、策略、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中，策略是核心，直接关系到博弈的胜负。 自秦朝首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华夏与蛮夷的关系、内陆与边疆的关系，始终是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在2000余年间，中原王朝呈现分裂、统一及不断更替的轨迹。在边疆治理方面，经长期的探索与总结，中原王朝形成一些重要的谋略与传统，博弈谋胜便是其中的精华，主要表现在践行长远全局的方略、造势用势的方略、以夷制夷的方略、和亲互市的方略。 中原王朝注重长远全局的方略，是基于自身及周边蛮夷的特点制定的。历朝治边的目标是“守在四夷”，即以华夏之地的安定繁荣、避免周边蛮夷侵扰为宗旨，由此表现出企望和平、态度保守及适度退让的倾向。中原王朝大都幅员广阔，内部需要关注和处理的问题很多。至于与周边蛮夷的关系，通常被置于次要地位。周边蛮夷长期滞留于阶级社会前期的阶段，争斗、掠夺与战争是日常生活的主题。北方游牧势力的活动，具有外向开拓、热衷于战争及掠夺等特点，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亦较易取胜。另一方面，游牧势力崛起迅速，瓦解或重组亦较频繁。兼之北方游牧势力更替无序、迁徙不定，不利于制度的完善与文化的积累，致使游牧势力在竞争中缺乏底蕴。 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边疆政权之间的博弈，通常是中原王朝相对保守，在争斗中较难获取眼前的利益；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则容易形成进逼、突袭的态势，但终难持久。中原王朝以发达农业为基础。与此伴生了中央集权制度与封建等级制度。受其影响，帝王的意愿能左右王朝的命运，国家的财政、行政及人力资源，均须服从帝王的意愿。帝王的决策若正确合理，对王朝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若决策昏聩甚至错误，可能产生颠覆性后果。另外时，与竞争对手相比，在信息获取、应对策略制定、情况及时反馈、用兵的迅速持久等方面，中原王朝并不占优势。 因此，中原王朝治边多注重长远目标，具有全局意识。中原王朝治边通常有明确的底线，并不甚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在与周边蛮夷的交往中，中原王朝力争与之构建和谐共存的关系，期望守境相安。若面临来自边疆的压力，中原王朝当权衡利弊，避免造成腹背部受敌的局面。中原王朝有擅长造势用势的方略。军事战略学称有利态势或战机为“势”，称形成利态势或捕捉战机为“用势”。中原王朝善于营造有利于己的形势，并借助有利形势及时采取行动。若形势有利于己，中原王朝常果断决策大胆出击。中原王朝重视全局谋划与长远利益，与擅长造势用势的方略相辅相成。 四、边疆王朝治边的方略 边疆王朝与中原王朝互为“敌国”关系。“敌国”关系虽反映古代国家的关系，但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首先表现在古代国家并无国家主权、国界等现代意义上的观念。二是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敌国”双方常以父子或舅甥相称，亦与现代国家倡导平等的原则相悖。三是“敌国”关系可能向臣属、从藩的关系转变。边疆政权与边疆王朝的性质不同。边疆政权为从属于中原王朝的地方势力，与后者建立臣属或从藩的关系。 边疆王朝统一全国，便继承中原王朝的名分与传统，发展为新的中原王朝。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存在彼此影响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之间的影响、交融愈为广泛而深刻，其治边方略虽存在差异，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多以“守中治边”、“守在四夷”、“德泽洽夷”等思想为基础。而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则少有类似观念。边疆王朝、边疆政权治边的观念，主要是以固本外拓为立国之本，重视获取可见利益与得失的权衡。采取的方略，具有积极外拓、热衷于战争及掠夺，以及善于利用矛盾、对策灵活多变等特点。一些边疆王朝积极学习中原王朝的经验，营边的方略趋于成熟。 边疆王朝、中原王朝治边方略的深度交融，突出表现在蒙古汗国与元朝、后金与清朝的对接及演变方面。蒙古汗国、后金先后统一全国，并分别建立元朝与清朝。其原有营边的思想与方略，发展为元朝、清朝统治全国的治边思想与方略。蒙古汗国、后金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别。后金发展为清朝，其治边方略的转型，较之蒙古汗国及元朝更为成功。入关前后金已重视农业生产，形成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部门并存的格局。后金知晓满汉等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性，对境内各族以不同的方式施治。后金较熟悉中原王朝的制度与文化，通过努力学习提高统治水平。后金具有的这些特点，为入关后迅速统一全国，建立清朝准备了条件。清朝建国后，致力于统治方略与各项制度的完善，亦取得显著成效。自元代起，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与方略出现明显改变，反映了中国边疆趋于巩固、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作者：方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原文标题：《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原载于《思想战线》2017年1期，原文14000字。方铁/摘)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发布，不代表今日头条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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