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方铁 摘 要：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后者的治边方略，又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关系。 关键词：治边方略；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 作者简介：方 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代关于边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大致可分为历代王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相对稳定之治边的谋略与传统两个部分，对后者可称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或“传统治边方略”。
不少王朝在治边、营边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甚至面临严峻的挑战，统治者为此耗费大量的精力与财力。历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既包括对前朝治边实践的梳理与反思，也有本朝大胆的探索与宝贵的经验；既是传统治边方略形成的基础，也为后世提供了可资研究的个案。传统治边方略在历朝治边理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得到充实与完善。传统治边方略具有全局性、统率性、完整性、相对稳定性等特点，是历代治边精华的高度概括与集中反映，并蕴涵了丰富的政治智慧，既是我们了解治边问题的一把钥匙，也是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
传统治边方略是一个新的研究选题。较之历朝治边的思想与治策，传统治边方略具有注重应对策略与实践环节等特点，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应用价值。
一、中原王朝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 传统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提炼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中国古代较稳定的政治实体，包括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等不同的类型。传统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以及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中原王朝大都具有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一些王朝统治的时间长达二三百年。中原王朝或因腐败及统治失控出现更替，但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另外，在秦朝统一全国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原王朝的周边环境较少出现重大变化。因此，中原王朝虽不断倾覆及更替，历朝治边亦各有其特点及探索的过程，但新建王朝治理边疆，在较长的时期仍承袭传统的谋略与做法。传统治边方略形成及传承的又一原因，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未曾中断，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传统治边方略也不断得到发展。经历代持续的探索与积累，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堪称繁富，影响极为深远，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总体来看，历朝对治边方略普遍缺少系统性的总结，但史籍仍留存了一些记载，为后人研究创造了条件。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包括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这一方略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延续至清代；其演变跌宕昭彰，经历了从肤浅至成熟的过程。同时，中原王朝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在前后期又有不同的特点。
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蛮夷”势力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徼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与四方“ 蛮夷”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进而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封贡制度的基础是服事观。先秦时期的服事观认为，统治者居天下之中心，其影响由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原王朝对先秦的服事观进行改造，将其发展为以四方“蛮夷”向中原王朝进贡、中原王朝册封朝贡者为主要内容的封贡制度。元以前中原王朝的边疆还处于形成变动的过程，边疆与徼外地区的界限经常变动且含混不清，封贡制度施行的范围，既有边疆的“蛮夷”与地方政权，也包括徼外势力乃至远方的他国。
汉晋至唐代的中原王朝，大都持有中原文化绝对先进、王朝宏伟无疆、边徼“ 蛮夷”难以企及的优越意识，并通过广泛施行封贡制度，践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将上述观念散布到周边地区。中原王朝以丰厚的物质赏赐及众多虚衔官职的授予，对周边的“蛮夷”“施之以德”，企望换取徼外“蛮夷”对中原王朝最高权威的承认，以及“ 蛮夷”对中原王朝的衷心顺从和长期供奉。通过实行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其以远地区进行政治笼络与文化传播，争取建立封建家族制度式的等级尊卑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蛮夷”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管控。
在华夏文明独领风骚中原王朝处理与“蛮夷”的关系，主要是采取友好相处、德化浸润做法的汉唐时代，封贡制度取得很大成功。中原王朝不仅构建以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还使东亚地区实现了基本和平。这一时期，中原王朝治边的方略，具有普遍用于边疆经营与外邦应对的特点。另一方面，该时期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也存在含混随意、因地制宜意识淡漠等缺陷。中唐及以后的时代，风云际会，吐蕃、南诏、辽、金、夏、蒙古等边疆势力先后崛起，兼之明代后期西方列强东至，中原王朝承受了严峻的挑战。元、清两个统一王朝为边疆“ 蛮夷”所建，有其独到的天下观与治边观。在诸多力量的冲击下，汉唐以来形成的东亚秩序逐渐解体。继起的元朝从全国统一的高度，明确了新的天下格局，内容大致是中国的边疆地区逐渐巩固并趋完善，成为拱卫统一国家的有力屏障；中国周边仍存的政治势力，大都成为与中原王朝建立新型藩属国关系的邻邦。因此，元明清三朝经营边疆地区，表现出边疆治理与邦交应对分开的特点，其治边方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由记载观之，中原王朝明确区分边疆与邻邦，并施以不同对策的时期始于元代。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虽也称周边的某些政治势力为“敌国”，待之以“敌国之礼”，如唐代的突厥、吐蕃，宋代的辽、金、夏与蒙古，但这些“敌国”究竟是古代国家，抑或是与中原王朝有臣属关系的地方政权，有时不仅难以区分，而且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时常变动。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势力的关系，普遍以封贡制度应对，即接受朝贡或向对方朝贡，中原王朝强盛时视对方为华夏周边之藩篱，卑弱时奉对方为踞高驭下的家长，并无区分边疆或邻邦的明确表述，亦无根据明确原则区别处理的制度化对策。
宋代以来情形发生很大变化。南北方出现若干强大的边疆王朝，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原王朝不再被视为北斗七星，清朝还面临西方列强的逼宫。传统的封贡制度受到挑战，新的天下秩序逐渐形成。对周边与己关系较密切的邻国，元明清三朝主要通过新型的藩属国体制来应对。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原王朝与徼外势力的关系，从传统的华夏之地与周边“ 蛮夷”的关系，逐渐向新型的藩属国体制转化。从《元史》的记载来看，元朝对边疆地区与邻邦施用不同的治策。例如：在云南行省的管辖范围元朝普遍设治，在“蛮夷”地区实行土官制度，并积极推行儒学教育。对安南、缅国、占城等实为邻邦的藩属国，则实行派遣达鲁花赤（掌印官）、要求按期纳质朝贡、君王定期入觐等制度。元朝数次征讨安南，起因便是安南国王拒绝亲身入觐，实则抵制与元朝的藩属国关系。《元史》成书于明代，大致依据元代的档案编成，反映了元朝施政的真实情形。纵观《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并无如同元朝于边疆、邻邦分别施以制度化治策的记载。元明清推行新型藩属国体制并不顺利。因历史的惰性及囿于“ 万方来朝”的旧梦，统治者完善藩属国体制步履迟缓。待晚清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王朝大门，统治者方知为时已晚。
在趋于稳定的边疆地区，中原王朝主要依靠具有因地制宜特点的制度与推广儒学教育进行治理。元明清尤其是元清两代，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不甚明显，统治者积极经营南部边疆，统治深入到此前鞭长莫及的地区。朝廷通过土司承袭须经考核批准和发展儒学教育等方式，培养了南方“蛮夷”对国家的忠诚。并通过大量兴办各类学校，提高土司与土民的素质及文化水平。在其他边疆地区，中原王朝推行内容有别于土司制度的统治制度。如在北部草原推行由万户制度发展而来的盟旗制度，在新疆沙漠绿洲施行伯克制度，在青藏高原实行政教合一的金瓶掣签制度。
元明清将边疆地区与邻邦分开，通过施行以土司制度为代表的新型边疆制度，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统治与积极经营，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后期形成做出了贡献。古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次严重分裂，即南北朝时期与五代时期，反映出作为整体的中国尚处于前期形成的过程。元明清出现600余年的持续统一，尤其清代全国未再出现严重分裂，表明整体中国完成了后期形成。元明清区分边疆与外邦的治边方略，也从成功转型向趋于完善不断发展。
二、中原王朝治边的地缘政治方略
所谓地缘政治，指与地理因素紧密相关的政治问题。地缘政治是客观存在，人们关于地缘政治的理论，是对这一客观现实及其对策的认识。中原王朝有经过长期实践与积累形成的地缘政治观，其表述话语及内容构架，与近代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迥异。其内容之丰富，较之近代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毫不逊色，而应用广泛的程度则超过后者。
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早有认识，并形成一些相关的思想与策略。包括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在内的政治势力，出于为其统治服务的需要，对与政治博弈、巩固政权及扩展势力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大都注意研究并积极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观，包括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观。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远超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其地缘政治观丰富、成熟的程度亦居领先。
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能在很长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并逐渐巩固，关键是较好处理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即充分利用华夏文化圈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借助文化传播的力量，把对边疆的控制由微弱的影响发展为质量上的突变。对此，中原王朝未必有过系统的总结，但因施行的策略行之有效，历代相沿成为传统，在认识方面便形成地缘政治观。
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有以下特点：一是形成发展的时间很长。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热衷于探讨诸侯国的地缘政治、形成地缘政治研究的首次高潮算起，到晚清王夫之等一些思想家潜心总结历代统治的得失，就有关地缘政治问题作较深入探讨，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经历了两三千年的演变过程。二是历代王朝处理与地理因素有关的政治问题，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地缘政治方面的知识，并经多次的实践、提升形成相应的策略。三是中原王朝地缘政治观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地缘政治格局来看，既有中原王朝对自身政治利益与相关地域关系的关注，也包括中原王朝对自己与天下地缘政治关系的认识。就地缘政治演变的过程而言，中原王朝积极经营既有的地域，力求地缘政治关系出现有利于己的改变；同时不懈研习相关的历史与传统，企望从中汲取地缘政治的知识。四是在涉及领域、关注重点与文字表述方面，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与近代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不同，集中反映了前者在价值观、天下观、人地关系观等方面的观念与政治智慧。
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大致可分为全局地缘政治观、与边疆有关的地缘政治观两个部分。全局地缘政治观包括以下内容：华夏与非华夏区域的关系，整体辖地与局部地区的关系，中心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南北部地区间的关系，重点是孰轻孰重方面的关系；东西部地区间的关系，重点是经济差异方面的关系；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关系，不同文化区域的关系，不同行政区域的关系，中原王朝辖地与其他政权辖地的关系等。
中原王朝的边疆地缘政治观，涵盖的内容较全局地缘政治观收窄，但重点相对突出，特色亦甚显明。内容大体包括内陆与边疆的关系，边疆地区与邻邦的关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政权的关系，边疆不同区域的关系，促进边疆形成巩固的思想，根据边疆的不同特点分别施治的思想等。边疆地缘政治观既与施政地缘政治、军事地缘政治、邦交地缘政治等相关联，也包含与地缘政治有关的边疆地区治理、边疆经济开发、边疆资源获取等方面的内容。边疆地缘政治观在不同的时期有特定的内容，并经不断的补充与完善，逐渐形成渗透了文化基因的深度认识与悠久传统，成为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基础之一。
边疆地缘政治观的华夏色彩十分绚丽。中原王朝较重视人文因素、文化传统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作用，相对忽视海洋等地理因素；考虑相关问题时，明显受到注重天人关系、社会等级制度、以文化分尊卑等传统的影响。古人认为，中原是天下的中心，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密切的程度依距离的近远而逐渐递减。突出表现在承认内陆与边疆存在差异，并根据远交近攻的原则应对。边疆地区形成后，中原王朝逐渐明确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施治原则。古人重视对边疆乃至徼外的“蛮夷”进行羁縻与教化，甚于西方常见的武力征服与赋税重征。统治者考虑治边方面的问题，较重视国际通道的畅通与安全，注重边疆各地与统治中心的关联，这些都表明他们熟悉并重视边疆地缘政治。
边疆地缘政治观强调农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区别。中原王朝以农业文明为固守的基础，通常恪守“守在四夷”的传统，谨慎地向外部扩展或求保稳定。历朝还重视经过边疆的国际通道与边疆行政机构的作用，注重在边疆设治管理、驻兵与移民。在处理边疆问题时，常视腹地以外的区域为差别甚大的地区，重视不同区位边疆地区相互配合或牵制的关系。
边疆地缘政治观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时代背景与历朝的边疆经营思想，包括不同时期全国的形势，边疆形势的变化与统治者的应对，历朝经营边疆的方略与应对施治等。二是相关要素的作用。这些要素包括：重要道路，包括联系外邦的道路以及边疆本地及通往相邻行政区的道路。核心区域，指历朝重点经营并在边疆地区具有导向作用的区域，通常是重要行政机构的所在地。重要城市，既是区域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道路必经的枢纽，亦是外来移民的聚居地与经济文化发展领先的区域。三是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状况，包括历朝在边疆重点开发的区域，积极经营的经济部门，以及边疆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等。四是边疆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包括边疆与外邦的关系，边疆与周边行政区的关系等。
以边疆地缘政治观为基础，中原王朝施行以下的治边方略。
“守在四夷”的方略。春秋时沈尹戍提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观念。两汉在接受先秦“五服”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 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历朝对边疆和徼外通常慎用刀兵，处理与边疆“蛮夷”、徼外邻邦的争端时，大多是采取守势，用兵以自卫及防范性质者居多，历代有关的表述有：“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 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欲理外，先理内”，“谨守祖业，不取域外之地”等。基于上述认识，中原王朝提出“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原则，进而形成“守在四夷”的方略。
重北轻南的方略。我国南北方地缘政治长期存在差异，突出表现在历朝治边大都存在重北轻南的倾向。秦汉至宋代，中原王朝承受游牧势力经常南下骚扰的压力，遂把治边的重点放在北方，对南部边陲相对忽视。元明清诸朝，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压力不同程度减轻，中原王朝重北轻南的倾向及应对方略，也相应发生变化。
重视德治与教化的方略。历朝重视德治与教化在治边中的作用。唐太宗提出“ 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认为对“蛮夷”施以德泽，经过潜移默化，可取得使用武力难以实现的效果。对边疆“蛮夷”与徼外势力，统治者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在此基础上推行和亲、朝贡封赏与建立宗藩关系等制度。在古代前期，中原王朝治边施用的德治与教化，主要体现在笼络、赏赐以及华夏文化的传播与浸润方面。元明清三朝治边，在边疆地区主要通过教化“蛮夷”、提倡华夷一体、加强边疆与内陆的交流来实现德治；处理与藩属国的关系，则主要是坚守藩属体制的规范，体现大国的气度与尊严，以取得德治与教化的效果。
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的方略。中原王朝大都恪守“ 守在四夷”的原则，向腹地以外的地区积极传播文化和影响，由此形成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中原王朝的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与制度。治边文化软实力的载体是封贡制度，传播的机制主要是文化传播。实施文化软实力方略的前提，是统治者具有“华夏居中”“华夷有别”“守在四夷”“以夏化夷”等观念，反映出中原王朝推行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方略，受到边疆地缘政治观的深刻影响。
远交近攻的方略。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徼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而施行以注重全局与长远利益为特色的远交近攻方略。其表现一是通过封贡制度发挥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期望形成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尤以古代前期较为明显。二是通过施用封贡制度，中原王朝羁縻对方的频度与效力，依距离的远近有所区别。三是中原王朝的远交近攻方略，施行的重点自元代起发生变化，从此前普遍施用于广义上的“蛮夷”，而改变为更重视经营边疆地区；对建立藩属国关系的邻邦，则遵循缔约相守、减少干预的原则。
三、中原王朝治边的博弈谋胜方略 博弈指两人或多人在对局之中，参考所探知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而进行争斗。博弈论起源于应用数学，亦是运筹学的组成部分。博弈论是指双方或者多方在竞争、合作的情形下，尽可能了解各方的信息，依此选择能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之最优决策的理论。简言之，博弈论即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博弈论应用的领域十分广泛，对经济学、军事战略学、政治学等学科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博弈的思想在中国起源很早。《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著作，也包含重要及丰富的博弈知识。先秦时流传的“田忌赛马”故事，形象地叙述了古人对博弈原理的认识。我国古代尤其是中原王朝积累了丰富的博弈知识，并将之运用于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尤以战争方面较为常见。亦应指出，历朝尤其是中原王朝掌握的博弈知识，尚未上升到理论概括的高度，相关文献也缺乏系统、完整的记载。博弈正式成为一门科学理论，是1928年由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完成的。现代博弈论总结出一些重要的原则与理论，对博弈问题的研究与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博弈论应用于政治斗争便形成政治博弈论。政治博弈包括以下要素：博弈的参与者。参与者互为对手，获胜的关键在于是否采取成功的策略。所制定策略体现了博弈的根本特点，即策略的正确、及时与否，与博弈的结果直接相关。博弈参与者获取的最终目标是利益得失，利益得失的计划是否得当也很重要。制订成功的策略必须依据必要的信息，信息包括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两种。如果对相关信息有足够了解便是完全信息，否则便是不完全信息。只有掌握完全信息，博弈者才可能做出相对合理的决策。
政治博弈的基本原理，在于博弈者的行动必须依赖于对方的行动，博弈的进程及其结果，由双方或多方的行动而非单方的行动所决定，即取决于双方或多方行动的交互作用。在博弈论之参与者、利益得失、策略、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中，策略是核心，直接关系到博弈的胜负得失。进一步来说，博弈即各方所采用策略之间的较量，博弈论因此又称为“对策论”。制定合理策略的依据是及时获取正确的信息，并根据信息的变更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因此信息能左右博弈双方的输赢。《孙子兵法》乃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区别在于相互作用的当事人是否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博弈者之间的合作，指相互间进行信息传递与思想沟通，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通常体现为规则）的过程。博弈者若能实现合作，遵守事先达成的协议或确定的规则，双方便进行合作博弈。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或规则，进行的博弈即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的实质，是解决合作中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目的是使纳入协议的参与者均感满意。非合作博弈追求的目标，则是博弈者如何实现利益获取的最大化，而无须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古代治边方面的斗争十分复杂，既有合作博弈也有非合作博弈，还有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交织的情形。政治博弈的结果，有一方获益一方损失、两败俱伤、双方共赢等几种情形，分别称为“负和博弈”“ 零和博弈”“正和博弈”。
自秦朝首次实现全国的大致统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华夏与“ 蛮夷”的关系、内陆与边疆的关系，便始终是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治边、营边构成历代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在2000余年间，中原王朝呈现分裂、统一及不断更替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中原王朝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以及周边的政治环境并未发生重大改变。经过历代的实践与积累，中华文明得以发展壮大。在边疆治理与边疆问题应对方面，经长期的探索与总结，中原王朝形成一些重要的谋略与传统，博弈谋胜方略便是其中的精华。主要表现在践行长远全局的方略、造势用势的方略、以夷制夷的方略、和亲互市的方略。以下阐述注重长远全局的方略，以及擅长造势用势的方略。
中原王朝注重长远全局的方略，是基于自身及周边“ 蛮夷”的不同特点制定的。博弈论认为，在利益集团的争斗中，任何人的行动均依赖于对方的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决于双方或多方行为的交互作用。历朝治边的目标是“守在四夷”，即以华夏之地的安定繁荣、避免周边“蛮夷”侵扰为宗旨，由此表现出企望和平、态度保守及适度退让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大都幅员广阔，内部需要关注和处理的问题很多，而这些问题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国势的兴衰。至于与周边“蛮夷”的关系，通常被置于次要地位。历朝关于这一认识的表述有如：“先事华夏而后夷狄”，“重根干轻枝叶”；至于与夷狄交往，则提出“外而不内，疏而不戚”的原则，即中原王朝与夷狄须保存一定的距离，遇事多选择适度退让及息事宁人。
周边“蛮夷”长期滞留于阶级社会前期的发展阶段，争斗、掠夺与战争是日常生活的主题。尤其是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受获取粮食、布帛等需求的支配，兼之因气候剧变，需迁徙避寒等原因经常南下，严重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游牧势力擅长骑射惯常突袭，使中原王朝难以防范。因此，北方游牧势力的活动，具有外向开拓、热衷于战争及掠夺等特点，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亦较易取胜。另一方面，游牧势力崛起迅速，瓦解或重组亦频繁如走马灯。兼之北方游牧势力更替无序、迁徙不定，不利于制度的完善与文化的积累，致使游牧势力在竞争中缺乏底蕴与后劲。
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具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双方进行的博弈，必然是中原王朝相对保守，在争斗中较难获取眼前的利益；而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则容易形成进逼、突袭的态势，但终难持久，更勿论经常获得长远与全局的胜利。在前期中原王朝主要以北方游牧势力为对手的情形下，上述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原王朝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与农业社会伴生的中央集权制度与封建等级制度，是中原王朝维持统治的根基，受中央集权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朝廷尤其是帝王的意愿能左右王朝的命运，其决策具有极强的权威性与行动力，国家所有的财政、行政及人力的资源，均须服从朝廷与帝王的意愿。朝廷与帝王的决策若正确合理，对王朝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若决策昏聩甚至错误，不仅严重耗费国家资源，甚至可能产生颠覆性的消极后果。
缘由于此，对治边方面的突发事件乃至重大决策，朝廷与帝王常举棋不定，甚至延误战机；一些决策或前后抵牾，甚至昏招迭出。同时，与竞争对手相比，在信息获取、应对策略制定、情况及时反馈、用兵的迅速持久等方面，中原王朝并不占优势，甚至可说是经常处于劣势。中原王朝治边须支付高昂的行政成本，尤其体现在社会动员、军队调动、给养供应等方面，表明中原王朝治边存在明显软肋。
由此可见，遵循扬长避短、避免争一时之短长的原则十分重要，堪称久经淬炼，历久弥新，中原王朝的有识之士对此有深刻认识。西汉后期，王莽欲穷追匈奴，部将严尤谏曰：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贲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唐代德宗在位。针对朝廷治边存在的严重问题，大臣陆贽上疏：
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我之所长，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 ……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钤，艺乏趫敏。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 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
出自上述原因，中原王朝治边多注重长远目标，具有明显的全局意识。中原王朝治边通常有明确的底线，并不甚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在与周边“蛮夷”的交往中，中原王朝力争与之构建和谐共存的关系，期望实现守境相安。统治者企盼通过调用经济、文化的资源，在东亚地区实现长期和平。在形势不利时，中原王朝宁愿付出物资以换取和平。若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中原王朝必当权衡利弊，确定应对之先后主次，避免造成腹背部受敌的局面。元之前中原王朝形成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即为注重长远、全局方略的一种反映。
中原王朝有擅长造势、用势的方略。军事战略学称有利态势或战机为“势”，称形成有利态势或捕捉战机为“用势”。中原王朝治边善于营造有利于己的形势，并借助有利形势及时采取行动，此类做法可称“造势、用势方略”。造势、用势方略的突出表现，是中原王朝治边善于使用文化软实力。中原王朝通过封贡制度，辅以朝贡、和亲、纳质、互市、盟誓等具体策略，与“蛮夷”建立尊卑有序的关系，并通过“ 厚往薄来”给“ 蛮夷”予经济赏赐，积极扩大影响，形成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文化圈。
中原王朝治边注重远交近攻。其表现之一是重视经营腹地外围的地区。中原王朝通过设置边郡与羁縻府州，最终在其地设置规范郡县；通过驻军、移民屯垦与发展交通，进一步实现对腹地外围地区的管控。中原王朝对腹地外围的治理，经历了从羁縻治策到土司制度的变化。将前期对边陲的混沌治理，发展到明确区分边疆、外邦并分别应对，至此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军事斗争中若形势有利于己，中原王朝常果断决策大胆出击，辅以国家的雄厚资源，争取企望已久的胜利。此即中原王朝在与周边势力的争斗中虽一再退让，但最终大都能获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中原王朝重视全局谋划与长远利益，与擅长造势、用势的方略相辅相成。古代有不少与此有关的成语，例如：审时度势、固本待机，先剪羽翼、后捣腹心，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待之有备、御之有常，有理、有利、有节，欲擒先纵，以迂为直，后发制人，静如处女、动如脱兔，力不可用完、势不可使尽，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宽猛相济、软硬兼施，等等。宋朝施用的造势、借势方略也颇有特点。面对北方强敌及严重的边疆危机，宋朝为力保辖地安全，大胆实行守内虚外、弃南保北的策略，不仅放松对边疆的管控，而且将安南、大理国归入外藩，与其划界而治。宋朝的此举实为两害相衡取其轻，虽导致南部边界内收，并不断遭受北方强敌的欺压，但终未出现南北受敌的被动局面。两宋享国长达320年，超过唐、元、明、清等统一王朝，其间的荣枯得失，与宋廷的谋划及策略不无关系。
四、边疆王朝治边的方略 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都参加了中国历史疆域构建的过程，均为历史舞台上重要的出演者。知名的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汉代有匈奴、鲜卑、南越国；唐代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宋代有辽、西夏、金、蒙古、大理国等。
边疆王朝与中原王朝以及边疆王朝之间，双方互为“敌国”的关系。“敌国”关系虽反映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毕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首先表现在古代国家并无国家主权、边界等现代意义上的观念。二是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敌国”双方常以父子或舅甥相称，亦与现代国家倡导平等的原则相悖。三是在某些情况下，“敌国”关系可能向臣属、从藩的关系转变，或由臣属、从藩的关系转化为“敌国”关系，“敌国”关系因此具有不确定性。汉朝与匈奴，宋朝与辽、西夏、金，均出现过关系性质改变的情形。边疆政权与边疆王朝的性质不同。边疆政权为从属于中原王朝或边疆王朝的地方势力，与后者建立臣属或从藩的关系。边疆政权承诺“保塞称蕃”，为中原王朝或边疆王朝守御藩篱，或虽割据一方，但奉后者为正朔。
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除相互关系的性质可能改变外，边疆王朝若统一全国，便继承中原王朝的名分与传统，发展为不同程度保留了旧俗的中原王朝，元、清是均如此。另外，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还存在彼此影响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间的影响、交融愈为广泛而深刻，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的一部分。反映在治边方略方面，表现为三者虽存在明显差异，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相互影响、彼此吸收的情形也较为常见。
总体来看，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关于治边的认识与方略，其特色与个性十分鲜明。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多以“守中治边”“守在四夷”“德泽洽夷”等思想为基础。而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则少有类似的观念与方略。边疆王朝、边疆政权治边的观念，主要是以固本外拓为立国之本，重视可见利益与得失权衡。所采取的方略，普遍具有积极外拓、热衷于战争及掠夺、善于利用矛盾、应对灵活、对策多变等特点。边疆王朝、边疆政权若自恃势力强大，便有与对手争正统与高下一类的意识；若与中原王朝或其他政权建立藩属的关系，乃常有试图摆脱控制甚至举兵相抗的行为。对周边的其他政权或部落，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多通过武力夺取其土地、人口与财物，积极扩展势力范围。在具体应对方面，边疆王朝、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差别也十分明显。
对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具有的特点与营边的方略，中原王朝亦有认识。前元十一年（前169年），匈奴数为边患。西汉大臣晁错上疏：“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指出力弱则奉强，聚小国以攻大国，是“ 蛮夷”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特点。竟宁元年（前33年），郎中侯应称：“困则卑顺，强则骄逆”为夷狄之性情，乃天性使然。他认为“蛮夷”简政少礼义，上下等级观念淡漠，推举强者为雄，弱者势必屈服。建武二十八年（52年），北匈奴遣使向西汉贡马及皮裘，求和亲并请赐音乐。司徒掾班彪说：匈奴多变诈。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汉朝图谋其国，故数请和亲；其献益重示其国益虚，请和亲愈繁示其惧愈多。朝廷的应对是须行赏赐，但数量与所献相当即可。永平八年（65年），北匈奴虽遣使入贡，但侵掠不息，致使边城昼闭。廷议遣使报其使者。大臣郑众上疏：臣闻北单于所以欲致汉使者，欲以离间南单于，坚定西域36国降附之心。若汉朝与之和亲，北匈奴当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镇守军民对朝廷绝望。章和二年（88年），北匈奴饥荒出现动乱，投降官府者岁达数千人。东汉廷议对策，尚书宋意提出：“戎狄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认为匈奴反复无常，不可尽信，朝廷应慎重处之。以上诸臣所言，对北方夷狄行事的特点与营边的方略，可谓是一语中的。
唐宋时期边陲群雄竞起，数百年间争夺频仍。一些边疆王朝积极学习中原王朝的经验，营边的方略趋于完整与成熟。开元四年（716年），突厥默啜可汗既死，部落颇多离散。毘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之大臣暾欲谷为谋主。暾欲谷“多智略，国人信服之”。毘伽可汗欲南下侵扰，暾欲谷止曰：唐帝英武，汉地民和年丰；突厥诸部新集，力尚疲弱，“ 当息养数年，始可观变而举。”毘伽可汗又欲在草原筑城，建立寺观。暾欲谷说：突厥人口稀少，所以能与华夏为敌者，正因逐水草而居，射猎为业，人皆习武。“ 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便丧失既有的优势，一朝失利，必为对方所灭。还说佛教教人仁弱，不可在突厥之地传播。暾欲谷所言，反映出对时势以及唐朝、突厥的优劣之势有清醒的认识，应对之策亦较高明。
唐宋及其后夷狄势力营边，还努力吸收汉人参加，注意学习中原王朝治边的经验。五代十国时期后梁衰困，刘守光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留之，令其牧马于旷野。律氏皇后言于契丹主，称韩延徽守节不屈，为今之贤者，宜待以礼而用之。契丹主乃以韩延徽为谋主。延徽教契丹建官衙，修筑城郭，立市里贸易，广招汉人垦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契丹称帝，拜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这一时期契丹南下掠夺明显减少，史称：“延徽之力也。”
边疆王朝、中原王朝治边方略的深度交融，突出表现在蒙古汗国与元朝、后金与清朝的对接及演变方面。蒙古汗国、后金两个边疆王朝，先后统一全国分别建立元朝与清朝。其原有营边的思想与方略，进一步发展为元朝、清朝统治全国的治边思想与方略。元朝、清朝治边的思想与方略，不拘畛域之见，大胆创新并有所发展。另一方面，蒙古汗国建立元朝，后金建立清朝，其治边方略的内容与演化也存在差别，反映出古代治边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等特点。
蒙古汗国、后金两个政权，在社会经济类型、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经营辖地的思路与方法、思维与行事的风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后金发展为清朝，其治边方略的转型，较之蒙古汗国及元朝更为成功。入关之前，后金已重视农业生产，并形成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部门并存的格局。后金知晓满汉等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性，对境内各族以不同的方式施治。同时，后金较熟悉中原王朝的制度与文化，通过努力学习提高统治的水平。后金具有的这些特点，为入关后迅速统一全国，建立长达２７６ 年的清王朝准备了必备条件。清朝建立后，致力于统治方略与各项制度的完善，亦取得显著的成效。
自元代起，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与方略出现明显改变，反映了中国边疆趋于巩固、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发展趋势。清朝顺应这一趋势，革新图治及开阖有度，将治边方略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总体来看，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的治边方略，存在彼此对立、共存、逐渐交融的关系。前期两者的差异较为明显，后期边疆王朝的治边方略趋向成熟。元、清两代，边疆王朝的治边方略发展为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后期形成。清朝的治边方略则集历代之大成，同时有重要的创新与发展。（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来源：《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