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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4000年,为何只有中原文化坚挺丨深读②

 天和图书馆21tc 2017-01-31

昨天,咱们聊了早期中国文化的“朋友圈”的形成,今天咱们说说

    早期中国“朋友圈”形成1000多年后,社会经历深刻变革,成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是新面孔,有的是后继者。在距今4000多年前,这个圈里的成员主要有良渚、石家河、陶寺、山东龙山、陕西龙山、河南龙山(王湾)等。

    距今4000多年前那段日子,大家似乎过得都还不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出现了一些发达的文化。如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各具特色,盛极一时,在某些方面独领风骚。各地不约而同地出现繁荣景象:聚落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较大幅度地增加。

    但在距今4000年左右,情况却突然间发生巨大变化。各地的聚落数量锐减,规模也显著缩小,人口似乎大幅度减少。“朋友圈”中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咖相继消失,被一些新面孔取代。而奇怪的是,这些新面孔都没有“前任”帅,穿得也没有“前任”体面。整个社会似乎都在退步。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河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发展为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没有断层,也没有衰退,反而吸纳、整合良渚、山东龙山等先进文化因素,生机勃勃,逆势崛起。

    中原崛起,周边大范围衰变,这是为什么?这个谜一样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浓郁的兴趣,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巍对此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大范围衰变为哪般?


    在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继承大汶口文化传统,并再创辉煌,其酒器丰富多彩、造型优美,质地纯净的黑陶和白陶,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尤其壁厚不足1毫米的“蛋壳陶”,令人叹为观止。但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山东龙山被岳石文化取代,其陶器、石器、玉器,都与“前任”相差甚远。

    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盛极一时,其高超的琢玉工艺、精美绝伦的各种玉器,以及神秘的祭坛、巨大的城址,都令人惊叹。但良渚之后分布于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玉器很少,陶器的质地、造型、制作工艺也与良渚相差甚远。

    大范围衰变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原崛起打压了其他地域文化吗?史书中有大量尧、舜、禹征伐“三苗”的记述,学界一般认为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就是“三苗”,考古发掘也证实,石家河文化衰落后,该地区呈现中原文化面貌,被纳入中原文化系统。


    良渚的衰落,也可能与此有关。王巍指出,在长江下游地区,相继发现了与豫东龙山文化风格相近的文化遗存,它们被称为“南荡遗存”或“广富林遗存”,其年代晚于良渚文化。似乎在良渚文化军事扩张失败之后,中原势力南下到达长江下游地区。他们的到来可能与良渚文化的衰落有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也认为,考古学线索表明,良渚的衰落始自北征的失败。

    但军事征伐不能解释其他地区文化的衰变。王巍认为,气候的异常变化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据国内外古环境专家研究,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相当一部分地区气候异常,气温大幅降低,降雨极不正常。而先秦不同文献均记载了尧舜禹时期的气候异常和大规模洪水泛滥。在山西陶寺、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均发现洪水泛滥留下的痕迹。一些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厚达半米多的淤泥层。

    上述种种,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导致大范围文化衰变。


中原文化务实进取


    在那次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原地区没有衰落,反而在战胜灾难的过程中兴盛起来,原因何在呢?王巍从自然环境和文化性格等方面进行了解读。


    黄河中游位于中国的二级台地,地势高低错落,古代人多聚居在河边的台地或山坡上,因此受洪水的影响较小。二里头文化来自嵩山地区的王城岗、新砦,与洛阳盆地相比,更可免受洪水泛滥之苦。此外,黄土渗水性好,洪水退后,可以迅速恢复生产,进行自救。中原种植粟、黍、小麦、稻、大豆等多种农作物,农业的多样性,也使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强。

    中原逆势崛起,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务实进取、韧性十足的文化个性。

    大量的考古发现,使学者们对不同地区文化个性有十分清晰的认识。红山、良渚、石家河等文化的贵族墓葬中,往往随葬数量众多的高等级玉器、精美陶器。凌家滩遗址的一座墓穴虽不足7平方米,随葬品却多达330件,仅玉器就多达200件。这些地区文化宗教色彩相当浓厚,无节制地将大量社会财富、人力物力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建筑和活动中。


石家河玉器


    而中原遗址也有恢弘的建筑、大型的墓穴,但随葬品不多,一般只有几件陶器,一把玉钺。严文明先生指出这是一个“务实进取”的文化,“强调军权和王权,讲究气派,却不尚浮华”。

    王巍认为,中原文化务实进取,注重可持续性发展,这是其战胜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治理洪水需要分工协作,组织严密,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增强了社会动员能力,完善了管理机构,加快了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使得中原逆势崛起,建立夏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二里头崛起“最早的中国”


    “中原崛起之后,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并非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退步,而是由于自然和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其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即从原来的以自己的独自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夏商王朝为核心共发展的轨道上来。”王巍说,“就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趋势而言,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汇聚到中原经过整合,形成夏、商文明,又向周围地区辐射。”

    中国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标志,是二里头遗址。

    在北大讲座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长许宏对“最早的中国”进行介绍,他将中国上古史分为前中国阶段和中国阶段,前者为无中心的多元,后者为有中心的多元。他认为二里头是中国历史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并且在诸多制度上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文明的先河。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双轮车车辙,发现了手工业作坊区、礼仪用青铜器等,还发现有“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群,其遗址规模和遗迹现象,都表明它已经具备了王国气象。许宏说,二里头的文化在当时影响力很大,各地选择性地向二里头看齐,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长江上中下游遍刮二里头风,连云南都发现有二里头风格的牙璋。这些二里头文化向外辐射的迹象,显示了其中心地位。


    在建筑方面,王室“四合院”的建制、城市沿中轴线布局,也都肇始于二里头。基于以上,他认为二里头既具有国之气象,又处于中国从多元到一体的节点,其若干元素还被后世继承,故称之为“最早的中国”当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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