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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阵阵寒风从窗口悄悄挤进宿舍,我哈了口热气,就放下了手里的书,正要准备睡觉的时候,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父亲大人”。父亲咳了好一阵子,然后才问我:“娃啊,你啥时候能回来?”我说可能月底吧,月底就回。父亲又说:“你尽量早些回来,好托人帮你闹腾个媳妇。”我沉默片刻后,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那要得,要得。 挂了电话,我的心,始终平静不下来。这么晚了,父亲怎么还不休息,还给我打电话?在这之前,父亲曾多次打电话催促我回家,都被我搪塞了。细细想来,我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主动给父亲打过电话了,每次与他通话,都是他先打过来,要么,他打过来挂断以后,叫我再回拨过去。 或许,我这种行为是大逆不道。可谁都不会知道,我的父亲,这个守着泥巴过一辈子的农村汉子,我和他之间,隔着一条长长的河,我时常触摸不到他的温情,感受不到半点他对子女应有的父爱。 憨厚、老实、耿直的父亲,从前,在我眼中却是那种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他发脾气时,还会拿母亲来出气,甚至大发雷霆,无理取闹,这些举措,常常吓得年幼的我躲到母亲身后,然后扯破嗓子大哭。 隔不上几天,由父亲所引发的“战争”便会如期爆发。父亲冷漠的言语,火爆的脾气,给我稚嫩的心灵过早地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因为恐惧父亲的缘故,我从小就变得孤独、内向、沉默寡言。 农村琐事繁多,不分春夏秋冬地忙碌,钟摆一样的生活运转,全然忘记了还有季节的存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了。阴雨天不能下地干活,父亲就带着我去山坡上放牛,父亲常常背着一个大箩筐上山,我用绳子拉着牛儿在地坎边吃草,父亲就放心割草去了。等他把箩筐装得满满的,又去割一些回来给牛儿吃饱。回家的时候,我拉着牛儿走在父亲后面,父亲背上那一箩筐沉重的青草,将他瘦弱的身子压得好低。 碰上大雨天,我不肯跟他去放牛割草,父亲就一边唠叨着数落我,一边翻出用完的化肥口袋,扯出里层的一张塑料袋子,让我披上,父亲也披上一张,再戴个大斗笠,穿双水靴,而我穿着母亲做的布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烂泥里,又随父亲上山。 其实,我是不喜欢和父亲去放牛的,但是父亲的一声令下,就像当年皇帝下的一道圣旨,让我敢怒不敢言。我即刻就会心生恐惧,惟有默不作声,可怜巴巴地顺从。母亲忙于打理生活,没有时间及时给我做新的布鞋,我脚上的布鞋通常要穿上好几个春秋。随着年龄的增长,脚趾头就会从破旧不堪的鞋尖钻出来。 有一次,从山坡上回家的路上,我的脚不小心踩在碎瓦片上,划了条深深的口子。看着我日渐发炎的脚底,父亲急了。他去赶集时,一狠心就花了6块5毛钱给我买了双解放鞋。尽管有了新鞋子,尽管也暗自乐了一阵子,但无论我和父亲下地干活还是上山放牛,我都会故意踩着烂泥潭,踩得鞋子灰头土脸,踩得泥浆溅得满身都是,以此来发泄对父亲的不满。 还记得上小学那时,村里离学校很远,而且都是自带课桌。父亲扛着家里用来吃饭的大木桌,把我送进了学校。那所小学是公社房,已经破旧不堪了,一二年级的教室甚至连大门都没有。每个周末放假,同学们都要把自己的桌子抬到一间大屋子里锁住,不然,就会被路人偷走。 有一个周末,老师忘了来帮我抬桌子,我使出吃奶的劲,也抬不起这张大桌子。空荡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课桌。我急促地往家里赶。父亲明白原因后,马上跑到学校,那时候学校的大门已经关了,他只好把桌子扛回来。 后来,父亲找来一堆木板、斧子,敲打一阵后,给我钉了张长凳一样丑陋的小桌子当课桌。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因抬不动桌子而犯难过。 待我长大些后,父亲就会去离家乡不远的云南省昆明市打几个月零工,父亲干的多是苦力活,干工地、铺柏油马路,与钢筋混凝土打交道。回家后,父亲也会和我讲他的打工经历,说他打工的苦:抬两三百斤重的大石头,裤裆都撕破了,说干牛活吃人饭,有时黑心老板跑了,他们的血汗钱就成了泡影…… 春耕秋收,父亲会准时回家。我还能清楚记得,他衣服裤子上的水泥,洗了N次都洗不掉。我常嫌他不爱干净,总离他远远的。他杉树皮一样粗糙的手,被水泥咬破无数条裂缝,都是用电胶布裹得严严实实。冬天,我还看到过有血珠珠冒出来。 上中学以后,我与父亲逐渐疏远,我长大了,父亲的脾气也改了不少。他非常担心我以后在农村的生活,一直都希望我能够继续念下去。可事与愿违,我天生就不是块读书的料,因为偏科严重,最终,还是因二十几分之差从中考前线败下阵来。面对窘迫的家境,我没再复读,而是成了和父亲一样的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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