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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大屠杀了吗？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作者：（美）克劳斯·P.费舍尔 译者：佘江涛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月 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当真只是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集团犯下的罪恶，而普通的德国人只是被动的响应、执行或受到蛊惑和蒙蔽？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公众舆论对纳粹战争和种族灭绝罪行的清算，通常建立在这样的话语基础上，批驳那种宣称对犹太人惨遭屠戮灭绝一无所知或有限得知而无能为力的观点，指出平庸之恶归根结底也是罪恶，不能被容许。
这种解释毫无疑问是牵强的，也夸大了纳粹宣传以及强权压迫扭曲人性的可能程度。事实上，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排斥和仇视，不光在德国，而且覆盖欧洲很多国家，都曾长期存在。希特勒不是仇恨的制造者，而是仇恨的放大者，帮助当时的很多德国人将狂暴的魔鬼从心中释放出来，并将作恶行为制度化，形成了激励机制。
美国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1942年生于德国慕尼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文化与知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人教育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市阿兰·汉考克学院。费舍尔所著的《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一书出版后，备受肯定，他的新书《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则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所开展的犹太人种族灭绝，溯因指向近代历史甚至更早时期，指出欧洲大陆的犹太恐惧症由来已久，经过长期积聚，内化为德国等国家犹太人之外跨民族、宗教信仰、地区不同人群对于犹太人的共同化仇恨。这种经过长期积累发酵的仇恨，被纳粹德国引燃而制造了巨大灾难，而在二战战后，无论在德国，还是欧洲其他许多“附逆”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屠戮灭绝犹太人的罪行，所谓的反省和清算并不彻底。
公元11世纪末，欧洲掀起狂热的十字军东征，狂热的十字军骑士就表现出了对于犹太人的刻骨仇恨。费舍尔指出，这种仇恨基于特定的宗教信仰，又违背了宗教信仰提出的宽恕等要求，在当时的欧洲甚嚣尘上；并且，当时的欧洲人就发明了将犹太人进行异化，进而毫无心理负担的劫掠甚至屠戮犹太人的逻辑模式。“从受害和绝望的感情出发，受到感染的社会借助某种心理的放大开始蠢蠢欲动，集体性地关注真正的罪犯，关注如何可能去击败他们”。
犹太人建成了非常严格的族群体系，按照规范的宗教和文化要求生活，这使之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与众不同，所以外围群体就会形成偏见，而随着世俗权力或宗教权力因为特定目的而渲染这样的偏见，犹太人就因此成为群体愤怒的受害者。中世纪后期，犹太人在欧洲许多国家已经被作为二等公民对待，甚至被公开的确定为“魔鬼的门徒”。尽管如腓特烈大帝等相对开明的君主，意识到包容犹太人族群对于稳定统治的必要性，但群体偏见和愤怒所呈现出的力量，却远远大于世俗王权。这种情况下，当权者取悦民意，就犹太恐惧症推波助澜，显然成为更加有利可图的选择。
文艺复新、启蒙运动结束了中世纪的蒙昧状态，这也是个商业快速发展的时期，犹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竞相投入商业。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传奇性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像这样的犹太富豪家族并不少，还有很多犹太人干脆就已经放弃了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彻底的融入了欧洲社会。但这些努力并未能起到消弭犹太恐惧症的作用，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贫富差距等问题，使得犹太恐惧症被添加了新的证据，当19世纪欧洲大陆盛行民族主义并演化出狭隘化、极端化的种族主义后，犹太人已经成为整块大陆仇恨的聚焦点。19世纪后期，在沙皇俄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就已经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种族屠杀。
犹太人喜欢德国的理性，我们知道，德国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的行列中有为数众多的犹太人。二战前，德国涌现的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二战后，这一领先地位被美国获得，其中奥秘就在于犹太人因遭迫害而被逼离开德国或被杀害，极大的削弱了德国科学界的实力。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非常忠诚于这个国家，他们是德国统一、科学和艺术成就的最重要功臣，却没有意识到，随着德国在各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聚集，这种情绪的对外表现就是，威廉二世上台后驱逐了俾斯麦，转而采用挑战英国的霸权运作战略，而对内，则是放大骄狂的民族主义情绪，整个国家呈现出“大众的民族化”，升级固化了一些对于犹太人的偏见，例如将犹太人说成是不同于雅利安人甚至正常人的特殊物种，有着特殊气味和习性，本质邪恶——这种观点在几十年后，被希特勒的宣传班子悉数接纳。
书中第四章讲述了一战战后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期间，战败的惨痛后果被德国民众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仇视犹太人的集体情感的过程。犹太人被认为是德国战败并遭受法英羞辱的罪魁祸首，包括美国参战是被犹太新闻老板欺骗，战事不利是犹太人的肮脏血液污染了德国民族的纯洁，而俄国掀起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是犹太人作祟，等等。书作者直言不讳的指出，希特勒接收的德国，是一个已经被极端化的反犹主义所严重扭曲的非正常国家。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后半部分回顾了纳粹统治的12年间，犹太恐惧症这样一个观念和意识上的魔鬼，被一步步催化培育，然后放出魔瓶的过程。借助书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作为极权主义控制和种族灭绝的工具的党卫军，还是在排斥、驱逐直至后来的屠杀犹太人中发挥工具作用的德国国家机器，其行动很大程度上响应而不是逆反了民意。而到了1938、1939年，当纳粹撕掉伪善面纱，开始大规模清除犹太人阶层，使得许多犹太居民想尽办法离开德国的时候，美国、英国等国家也紧闭自己的大门，这无疑对于犹太恐惧症驱动的罪恶行为形成了激励而不是约束。
二战结束后，盟军主持清算纳粹罪行，审判纳粹战犯，并试图清除包含了犹太恐惧症的社会土壤。但这些努力并未能取得太大效果，盟军的清算因为冷战爆发而大打折扣，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原先供职于党卫军和德国国防军、国家机关的很多人重新进入体制，而德国民众对于犹太大屠杀的事实先是表现出令人难堪的缄默，而后推说“我们没有能力做任何事反对这个制度”，即便被指控直接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犯罪行为，也还是辩解服从命令。书作者指出，德国民众其实完全清楚犹太人遭遇了多么残酷的待遇，即便不排除很多情况下必须服从命令，一些人对于纳粹宣传的漠不关心而影响了对犹太人境遇的了解，但这些都无法否认希特勒之前对于犹太人的仇恨，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长期存在。
当然，西德和东德政府，以及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确实承认了德国对于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西德政府向以色列和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组织支付了较高的赔偿。德国领导人经常宣称本国人民对于历史教训有了深刻反省。书作者指出，高额赔偿确实是事实，虽然赔偿额远低于纳粹德国从犹太人那里掠夺的财富，但更关键的是，深刻反省历史教训的说法其实非常值得怀疑。德国方面在历史教科书、历史学术研究中较少谈及大屠杀问题，并竭力将党卫军以及希特勒、希姆莱等人妖魔为大屠杀唯一的犯罪者，德国的新闻媒体在国内回避了大众排斥犹太人的历史来源。这些做法的直接后果是，到了战后的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压倒性多数的德国人仍然认为自己与犹太人属于不同的种族，不愿意与之通婚。到了20世纪80年代，德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情绪卷土重来，年轻人不愿意再背负着历史的负担，新的纳粹化组织开始出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国政府通过歌德计划，努力向世界宣扬其历史上的辉煌，竭力淡化大屠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时至今日，犹太恐惧症的偏执“依然是一股流动的憎恨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潜流”，但这并不影响德国人振振有词的指责以色列为了安全保障所兴建的隔离墙。
本文刊于“经略网刊”公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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