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三大病决定了左右之争
2017-02-02 12:57:08
每次看“新铁娘子”梅姨特蕾莎梅在英国议会辩论里碾压工党领袖,我就感觉到一种快意。每次川普出台一个和奥巴马对着干的行政令,我也感到一种快意。这种快意的基础甚至不是简单的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我买了一些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随着这些利好消息而水涨船高。 我们看到,欧美政治几百年来可以清晰的分出左右。目前美国有左右两大党,英国有左右两大党,德法意有左右党派,台湾有左右两党(国偏右民进偏左),这种形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人说,左右之分是粗浅的,过于概化了。但最近些天我悟到,左右之分是永恒的,有史以来,左右之分就没有断过。我这个判断不仅基于历史,也基于我对自我行为的心理分析。 人类三大病所有人面临选择,都会面临至少三大“普世矛盾”(我暂时只总结出这几个),或者说犯三大病: 1.眼红病——穷人与富人的矛盾。 2.集体病——个人与集体的矛盾。 3.短视病——短期与长期的矛盾。 在我看来,这三大病对人类来说是永恒的,永远治疗不好的。 1. 眼红病 眼红病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里称为参照效应。行为经济学经常发现人们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选择。我们知道,经济学大厦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假设:人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损人不利己”实际上非常普遍,而且显然不是最有利的选择。如果不能解释这个现象,那么经济学大厦将倾。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经济学偷了一个懒,通过引入参照效应这个概念而把表面的“损人不利己”重新定义为“损人且利己”。更学术点说,人的效用函数里包括了与他人的比较,在做选择时并非只考虑自己福利的增进,还比较自己与他人福利增进了多少。 假如有个慈善家给甲乙个人两个选择: A. 给甲100块钱,给乙10000块钱。 B. 给甲50块钱,给乙也50块钱。 实验证明,甲会经常选择B,而非A。虽然相对于A来说,B显然是损人不利己的——别人少了很多很多钱,自己也少了50块钱。简单来说,损人不利己是出于人们不仅比较自己选择“前后”是否利好,还把别人的利好当做自己的利差——这个别人如果不是自己的利益共同体的话,即别人过的好,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效用。 这种眼红病从何而来呢?我相信,它源于人类进化形成的不安全感。一个陌生人如果太优势的话,他对我的生存是一种威胁——他会不会利用他的优势资源来掠夺我? 2. 集体病 从心理上说,集体病源于“推己及人”,或者说“己所欲施于人”的心理惯性。每时每刻,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要求别人也像自己一样去思考去行事,这样人们就整齐划一,没有了冲突。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公司,一个小组,一个家庭,各级“领袖”们都会强调团结,其实质都是要求人们团结在“领袖”核心周围,思领袖之所思,想领袖之所想,因为领袖是正确的,而与领袖相悖的意见是错误的。 我相信,集体病也是人类的进化策略而来。人与动物的生存竞争,人与人的生存竞争都需要抱团才能生存,没有集体的个人几乎死路一条。如果集体里意见太多,各行其是,这个集体也没有战斗力,容易受到其他集体攻击而覆灭。但是,如果一个集体过于整齐划一,把所有个人的思想都统一为领袖的思想,那么这个集体的生存风险也很大——如果领袖犯错了怎么办?如果这个领袖不幸遇难了怎么办? 所以,真实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集体,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要求统一思想;以及用什么规则既保持意见的足够的分化,又保持集体不会分崩离析。 生存环境越恶化,外界敌人的压力越大,集体内部就会越倾向于统一思想,整齐划一,对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差异的容忍度就会越来越小。 3. 短视病 短视病在我以前的文章里谈过很多,这里再重复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是短视动物:总是倾向于最快的获得最大的利益,哪怕有时短期利益会和长期利益冲突。一个吸毒的瘾君子为了一时的爽而不顾吸毒对身体的长期损害。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都同瘾君子一样。 假如有个慈善家给一个人两个选择: A. 今天给你100块钱,明天给你150块钱。 B. 今天给你150块钱,明天给你80块钱。 实验证明,大多数人会选择B选项,虽然从“长期”来看,B选项比A选项少了20块钱。更学术的说,短视来源于未来预期收益的贴现因子少于1。 很多人熟悉猴子朝三暮四的故事——早上给猴子三个桃子晚上给猴子四个桃子,早上给猴子四个桃子晚上给猴子三个桃子,在这两个选项中,猴子更倾向于第一个选项。 这个现象很重要,很普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人与人的贴现因子是不一样的。人都短视,但是有些人更短视。以个人财富做区分的话,穷人比富人更短视,换句话说,穷人更容易贪小便宜——虽然他们也知道自己经常会贪小失大,但由于预算约束更局促,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更短视。一个富人可以很从容的选择早上吃三个桃子,把四个桃子留到晚上吃——更实际情况是,富人会更多的为预防未来的风险而储蓄,但是一个饥肠辘辘的穷人会更倾向于选择先把四个桃子给吃了。 左右之分的基础这三大病是人类不可克服的通病,是政治经济冲突中的普世矛盾,它们决定了现实政治的左右之分。 眼红病的大小差异决定了左右:左更眼红,往往以平等这个美好的词为借口(不用再重复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区别了吧),不仅更倾向于损人利己,也倾向于损人不利己,搞“阶级斗争”。历史证据太多太多了,不再举证。 集体病的大小差异决定了左右:左更集体主义,更倾向于集体决策而非分散决策,更反对个人主义。这些证据也很多。不过很多人没有觉察到激进的环保主义和女权主义者其实也是左倾——因为他们要求政府强制大家统一行动。而右倾向于把决定权交给个人——环保也好,是否同工同酬都是个人(企业、家庭)的权利,无需政府强制实施某些规则。 短视病的大小差异决定了左右:左更短视,更倾向于争取即时的利益,而右更在乎建立合乎长期利益的规则。最低工资法,限制自由雇佣和就业的劳动法,高福利主义等等都能在短期让一些人觉得很爽——确实也会让一些人得益很多,但是在长期,这些短视的规则不仅损害了富人更会损害穷人。保障每个人的产权在短期对富人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的财富很多,而穷人已经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所以穷人会倾向于破坏产权的规则,但从长期看,无视产权规则是极其有害的。 上述对三大病的区分也是区分形形色色的形右实左的有力工具。读者朋友不妨利用这个工具去测试下那些著名“公·知”是形右实左。 由于人类不可能根除这三大病,那么左右之间的争斗就是永恒的,我们在现实中就不得不站队。我已经站队了,哈哈。对于温左(温和的左)——比如英国议会里的那些左,我认为可以用谈判,妥协的办法处理,但对于那些极·左,倾向于用暴力解决冲突的左,我认为我们需要毫不犹豫的使用暴力回击。 20世纪人类的灾难显示,右在这方面过于仁慈了,过于强调“民主”的政治正确了。对于暴力左,右一定要极为警惕,“民主”规则不适用于这些暴力左,一定要全副武装的消灭这些人——没错,我说的是消灭和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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