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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庆：昆曲传承应追求“在民间生生不息”
青少年时代走上音乐创作之路， 至今创作了数千件各类作品
苏周刊：您长年从事和音乐有关的工作，您是从小就喜欢音乐的吗？ 杨瑞庆：是的，我从小喜欢音乐。初中开始，由于受亲戚影响，迷上了乐器演奏，先学竹笛，再学二胡。当时没有老师教，就自己摸索。 小时候经常拖着妈妈的衣角去看戏，大人们看舞台上的悲欢离合的情节，我就注意乐队，从中学习演奏技巧。 苏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音乐创作的呢？至今创作了多少作品？ 杨瑞庆：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值“文革”开始，因有音乐特长，就进了学校宣传队，开始尝试作曲。后插队在千灯乡下，经常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活动，继续实践作曲。1975年，我进入昆山文化馆工作，创作机会渐渐多了起来。至今，已创作了数千件各类作品，发表了数百件音乐作品，出版了十盘光碟，有150多首作品留下了音像资料，也有多首歌曲获得全国、省级的奖励。 为了不断提升业务能力，从进入文化馆起，我就明确了奋斗目标，力争评到正高职称。为此，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我集中力量作曲，后在全国各地的音乐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歌曲。不过，那时发表作品经常是没有稿费的。但是，有些跟我合作的词作者来信向我索要稿费，弄得很尴尬，也闹出些误会。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学着自己写歌词。所以，第二个五年，我就集中力量写歌词，其后收获也很多。到第三个五年，我重点投入精力撰写评论，发表得更多，因此逐渐在省里有点知名度了。 1991年3月，中国文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全国青年业余文艺创作者会议，召集各省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等12个艺术门类的创作骨干，培养“跨世纪”艺术人才。我有幸作为江苏业余作曲界的唯一代表参加了那次盛大的会议。 从北京参加完会议回到昆山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积累各方面的创作成果，特别注重出版音乐专著。我出版的音乐专著以工具书为主，由于受到市场欢迎，所以都不是自费出版的，至今已连续出了20多本作曲参考书。同时，我在国内各大音乐学院的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由于我还发表了比较多的歌曲评论，所以引起了一些出版社的注意，不断接到编选歌集的邀请，先后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西南师大出版社和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四十本各类大型歌集。 由于出版成果比较丰富，我在2002年获得了研究馆员职称，成为苏州群文系列中获此正高职称的第一人。 魏良辅改革昆曲唱腔 使其广获知音 苏周刊：昆山是昆曲之乡，多年来在普及昆曲文化方面做了不少事，比如推进“昆曲进校园”等，您也参与了《幽兰飘香》昆曲普及读本的编撰等相关工作，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杨瑞庆：近年来，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昆山也发力建设“文化强市”。经领导策划，从做强昆曲着手，昆山市委宣传部要求多个小学建立“小昆班”，同时做好“昆曲进校园”的普及工作。当时我担任昆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昆曲研究室的主任，因此承担了《幽兰飘香》的主要编撰工作，2010年公开出版，送进校园，人手一册，为普及昆曲做出了微薄贡献。 苏周刊：您本人是昆曲票友吗？ 杨瑞庆：我不是昆曲票友，但作为昆山的音乐人理应参与昆山的昆曲传承工作。4年前，在领导的支持下，我帮助昆山高新区文体站建立了“昆玉堂”和“昆玉社”两个业余社团，前者传承堂名音乐，后者传承昆曲唱腔，至今他们还坚持活动，已产生一定影响。 说实话，我昆剧看得很少，但对昆曲现状关注较多，写出了多篇论文。2016年，《中国艺术报》刊载了我写的《昆曲传承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对策》，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苏周刊：在您看来，昆曲传承有哪些历史经验值得当代人借鉴？ 杨瑞庆：历史上，昆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落三起”的动荡，每次大萧条的时候，都有精英力挽狂澜，让昆曲渡过难关，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概括为“改腔”“树人”和“立戏”这六个字。 作为戏曲，唱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唱腔是否丰富、是否优美，直接影响戏曲的流传。黄幡绰所传的雅韵调早已失传， 顾坚所创的昆山腔也成绝响，今人已经难以评点当时唱腔的优劣。翻阅史料，可以看到明代有多位大家“点赞”昆山腔——魏良辅称“惟昆山为正声”“善发南曲之奥”，顾起元赞其“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徐渭则认为“听之最足荡人”，可见昆山腔比同时代南戏中的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等要优美得多。但史料中也记载了当时人们对昆曲的负面评价，比如，祝允明说昆曲“杜撰百端，真胡说也”，余怀认为它“平直无意致”，徐渭也直言“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昆曲从元末走到了明朝中叶，已是危机四伏。 正当昆曲一蹶不振的时候，戏曲家魏良辅为昆曲的重振雄风而从南昌投奔昆山，实施改良。他的具体做法在沈宠绥的《度曲须知》中有着清晰的描述：一是“尽洗乖声”，就是清除违背音律的唱腔，即“倒字腔”；二是“调用水磨”，就是把曲调设计得委婉细腻；三是“拍捱冷板”，就是制订舒缓的清唱板式。除此以外，他还将昆曲语言改为“中州官话”，疏通了在大范围中传播的障碍。还选定了曲笛作为昆曲的主奏乐器，与“水磨腔”更加珠联璧合。经过魏良辅一系列的改良，终于使昆山腔脱离了里巷歌谣、村坊小曲的初级形态，走向了更加雅致的境界。 昆曲能取得后来的成就，魏良辅对唱腔的改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改腔”是昆曲传承的第一条历史经验。 雅俗共赏的好戏，拉近古老昆曲与现代观众的距离 苏周刊：历史上在昆曲传承过程中，“树人”有什么样的故事？ 杨瑞庆：由于魏良辅的锐意改革，优美动人的昆曲唱腔逐渐风靡天下，并出现了一段鼎盛时期，从明朝中叶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叶。特别是梁辰鱼创作的《浣纱记》、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洪昇创作的《长生殿》，使昆曲从坐唱形式发展到演剧形式，让昆曲产生了更加诱人的艺术魅力。随后，大多曲家自命清高、唯我独尊起来，而且死抱规范、不敢创新，造成了剧目陈旧、表演凝滞，加之格律严谨、文辞古奥，使昆曲逐渐远离群众。就在此时，各种地方戏却吸收了昆曲中精美的表演程式，抛弃了繁琐的曲牌，创立了平易近人的板腔体系，形成了群芳争艳的“花部”戏曲。到了清朝后期，昆曲最终被新鲜、通俗的徽班和京班的表演所压倒。那时的昆曲在乡村难有市场，在城市少有知音。昆曲艺人纷纷改行，昆曲班团纷纷解散，昆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为了挽救危局，1921年，昆曲的发祥地苏州成立了“昆剧传习所”，打造出一批富有文化底蕴和艺术特长的昆曲表演人才。5年中，共培养了40多位“传”字辈演员，行当齐全，唱演皆能，后来成为传承昆曲的中坚力量。随后，“传”字辈演员组团献艺，以更浓的韵味、更美的身段展演在舞台上，终使昆曲重获知音。所以，以人为本，培养传人，成为昆曲传承的第二条历史经验。 苏周刊：“立戏”说的是哪部戏？对昆曲传承有什么样的意义？ 杨瑞庆：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动荡，艺人已经没有心思钻研昆曲，文人也没有雅兴去欣赏昆曲了，而且，那时还有文明戏的冲击，致使昆曲舞台再度冷落，昆曲团体解散，昆曲艺人改行，昆曲又走入了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当新中国成立时，已基本上看不到昆剧、听不到昆曲了。 1951年，毛主席为新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此后，戏曲改革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使昆曲能讨得更多人的欢喜，找回曾经辉煌的局面，浙江省昆剧团率先尝试改革，选定了传统戏《十五贯》为突破口，在剧情、唱腔、表演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1956年，新戏《十五贯》由“传”字辈演员领衔主演，一炮打响，轰动剧坛，让观众重新领略到昆曲的魅力。一时间，赞誉蜂拥，好评如潮，使奄奄一息的昆曲绝处逢生。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给予肯定，中央首长亲临观摩，给予鼓励。随后，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七个昆剧院团。 正因为《十五贯》表现出久违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才使昆曲成为幽雅的兰花，飘香吐芳，沁人心脾。一些保守派曾对《十五贯》流露微词，说是很多方面改了昆曲的精髓，不像正宗的昆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出戏，喜爱昆剧的群众多了，昆曲就有了新的生命力。 一出《十五贯》拉近了古老剧种和现代观众的距离，只有演出新戏，才能给人新鲜感。创剧立戏，追求雅俗共赏，成为昆曲传承的第三条历史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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