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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经过匡地，颜刻为仆，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以为孔子是阳虎，据《史记·孔子世家》：“阳虎尝暴匡人”，又“孔子状类阳虎”，拘之多日，这是孔子一生中惊险的时刻。 子畏于匡，有两段很有名的话，在《论语》《史记》中都有记载，其一云：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安国以为孔子和颜回走失，故颜回后至。这一节总让我想起杜甫《羌村》诗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语，离散再重逢使人觉得不真实，故孔子感叹“吾以汝为死矣”，想必是悲喜交加，颜回果不负孔子，“子在，回何敢死？”我以为这是《论语》中最为动人的话语之一。短短两句，狼狈之情、相惜之意可以想见。然而贤者颜回还是死在了孔子前面，一叹。 其二云：“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自称“后死者”，是相对文王而言，绝境之下，孔子命系于天，自以为“文”之孤本，言下极其自信。这是孔子的自信，或者说，这是他知命的表现。 在谈论知命之前，需要明确“义”的概念。 《论语·微子》载子路言：“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朱熹注此云子路述夫子之意。“义”即“宜”也，指应该去做的事，是绝对的命令。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补充道：“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孔子以为每个人都有他必须去做的事，重要的在于做这件事的本身，也就是“义”，至于完成的结果并不在“义”的范畴之内。 《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晨门知世之不可，故不为，盖孔子亦知世之不可，无所为而为，只是因为这些事是“义”，是他应该去完成的事，《论语·子罕》的记载显示了孔子的自信，也告诉了我的孔子的义，也就是“文”，孔子以夏重质，殷重文，周乃文质彬彬。此云“文”，指周之礼乐教化也，深言之，即天道也，即如朱熹所注，孔子不曰道而曰文，自谦辞也。 懂得了孔子的义，才能谈论天命。纵观孔子一生，辗转各国之间，受过围困挨过饿，然而始终不得其位，但似乎从未见他流露出退缩之意。是孔子天生乐观吗？恐怕不是。 《论语·尧曰》载孔子之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可知孔子非不知命者，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这一层阐释得更加明白，因为知道了自己的命，反而无所畏惧，我以为这种“命”既包含着一个人应该完成的义，也包括他的归宿。 孔子又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子路遇丈人，反见之而不得，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周作人以为子路的话有点像“戏台上的独白”，“所说的话夸张无实”，我反倒不太认同。这更像是朱熹所注的“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如果此话由孔子来说，显得有点刻意，若由子路来说，恰好符合他率直的性格。 顺着子路的话，可知孔子对自己的命是有很清楚的认识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何其通达，结果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事，夫子行其义而早知无果，何其令人感慨。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闻，夫子之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而闻已矣。钱曾称子贡此言“已矣”有低徊未忍已之情，今日方有所体味。 最后谈一谈孔子解围，似乎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以为孔子使人到卫国向宁武子求助，大概是还没到“邦无道则愚”的时候，匡地到卫国往返，步行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大概也还说得过去。但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琴操》记载了另一种颇为传奇的说法，说孔子“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军士僵仆，于是匡人有知孔子圣人，自解也。”虽然离奇，我却更为喜欢这样的收梢，孔子以音曲表达了他的哀伤，获取了匡人的理解和认可，这位苦苦努力的圣人，也终于得到了他的感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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