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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15岁时，转学到嵊县长乐中学，终生难忘的一件事为：由陈纪福先生介绍，拜谒了著名花鸟画家商敬诚先生，并成为商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商先生的住宅可谓庭院深深，大门两旁有石柱，屋檐下方有许多类似“拜占庭”式的石雕图案，所以长乐人习惯称这栋房子为“洋屋”，正门上方可有两个篆刻——“安庐”，题款为安吉吴俊卿。当初我对吴昌硕、商笙伯都不甚了解，后来才知道吴昌硕（字俊卿）是海上画派的领军人物，前无古人地以金石篆草入画，商笙伯则为稍晚的海上60名家之一，其画风除继承吴氏“朴拙老辣”的特色外，更多的是吸收了任伯年的小写意，参以明代吴门画派的某些特点，融合各家所长而自成面目。 在谷韦撰写的《张大千拜师》的书中，记述了张大千拜师的过程：“拜师之日，来了不少客人，有李梅庵、商笙伯、姚云琴、熊松泉等一班与曾熙同属‘海上题画馆’书画会的同仁等……”。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商笙伯应该是张大千的师叔辈。商笙伯（1869-1962），原名镛，后名言志，字笙伯，号安庐、安晚庐主等，年少时即聪颖过人，好绘画。由于长乐地处乡间僻壤，没有可临习的范本，他便以祠堂、寺庙中的彩塑、彩绘为范本，进行临摹，默写，对路边无人问津的野花、杂草仔细观察。后至沪上，其笔法受朱梦庐、任伯年、赵之谦诸大家的影响，笔墨渐趋老辣，自成面目，终成海上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晚年（87岁）被上海中国画院聘为画师，其作品更趋世俗化，是雅俗共赏的典范。他生活十分简朴，对艺术却孜孜以求。商笙伯才智过人，精力旺盛，90多岁还能戴着老花镜书写蝇头小楷，实属罕见……。（参见《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第792页） 现商敬诚先生寓所“安庐”便是其伯父商笙伯当年的栖居之地。笙伯先生在江西湖口任知县后，便回故地筑起了“安庐”，这栋房子虽经历近百年风霜，但其风貌依然伟岸如故。无论是石雕、木雕，还是石柱、木柱、楼板等均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此我们惊叹当时便有如此高超的建筑艺术。不仅如此，更主要的是海上画派在这里得以繁衍、发展。据商敬诚先生回忆，他幼小时候其伯父经常往返于上海、长乐两地，回长乐“安庐”时，如逢天晴，便在天井置一八仙桌，理好纸、磨好墨，拿着画笔慢慢审视宣纸，待胸有成竹时，以“疾如风雨”之势，一气呵成，俨然大家风范。在良好的艺术熏陶下，敬诚先生自幼喜爱绘画，后考入国立艺专（今中国美院），成为潘天寿、黄宾虹诸大师的高足。 现对商笙伯、商敬诚的花鸟画作简要比较： 一、从技法上分析：商笙伯多用“没骨点厾”法，而商敬诚先生则在全面继承其伯父的画风外，同时吸收当代各家之长，如潘天寿的构图、黄宾虹的用墨、吴昌硕的朴拙、郭味蕖的厚实等。 民国初年，学习任颐、朱梦庐者很多，但多数人只能学“像”，终不能出其藩篱。独商笙伯能做到“笔路方正，能入明人堂奥”（汪声远语），而任氏的绘画，由于过分追求流畅，又过多使用“钉头鼠尾描”，却变得油滑。潘天寿先生曾历史地评价过任伯年：“任颐的绘画，色彩明艳，能浓能淡，讲究对比搭配，力求清新明朗，由于历史所限，他的画神韵有余，而古厚不足……”这里说的“古厚不足”，便指任颐的绘画有“浮薄之气”。商笙伯的高明之处是有取舍地继承了任颐的绘画艺术，在他的画里基本上见不到“钉头鼠尾描”，这也得力于商笙伯除学习任、朱外，同时学习白阳、徐渭、石涛、李方膺等，但无狂野之弊。与其他海派名家一样，商笙伯也注重色彩的运用，但绝无火气，一代大师吴昌硕曾对商笙伯说：“尔是三考出生，我乃野狐禅也。”由于大上海较早与大上海接轨，其市民的审美也悄然转变着，那些一味摹古的“四王”式的画作受到鄙夷，世俗化的绘画越来越受到欢迎，所以商笙伯是继吴昌硕、蒲华、任伯年、赵之谦后又一海派健将，同时把“雅俗共赏”这一艺术特色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样，商敬诚先生幼小受教学熏陶，考入国立艺专后更是“如鱼得水”，认真研习国粹艺术，并亲受潘天寿、黄宾虹、吴茀之、诸乐三等名师指点，在接受潘天寿大师“艺术的重复等于零”的教诲后，敬诚先生开始理性地思考，当时海派时风盛行，若一味追随，势必导致“千人一面”之弊，他苦思冥想，终以强烈的个性跳出“时风”藩篱，故其画在青年时就已经出手不凡，深得潘师赏识。他在批判地继承了海派某些技法外，不断创新：如其代表作《马蒂莲》中的花瓣大部分是留白所致，只在转折处略作勾勒，背景却用现代肌理手法处理，朦朦胧胧，自然而然形成了较大的灰绿面，叶子则是用大刀斧劈式的有细微变化的各不相同的墨块画就，枝干则用焦墨，从这幅画来看，商先生明显吸收了文人画的某些特点，海派一味强调雅俗共赏，他并非刻板地去效仿，可谓是用心良苦。美术史论家、画家王伯敏先生看了敬诚老师的画后，这样评价：“敬诚之画，无论是没骨画法，还是勾勒之法，总能妙笔生花，松散而又挺劲，浓中有淡、曲中有直、刚柔相济！虽尺牍小幅，却令人激赏……” 二、从内容形式上来分析：笙伯以条幅居多，题材以吉祥如意类居多，均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内容，如《玉堂富贵》、《岁朝图》、《千年寿桃》等，而敬诚先生则以斗方居多，符合现代审美趣味，题材则多来自生活，如《春暖》、《陌上野花》、《庭幽鸟下频》等，画家以敏锐的观察力把人们容易忽视的麻雀、野鸭、海棠、鸡冠花等表现得那样生动、恬静，又是那样的真切、自然。敬诚老师与其伯父一样生活俭朴，深居简出，从不奢侈，专业上却锲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然而要抛弃传统去“创新”绝非易事。在敬诚先生的画作中，我们看到了他的“独创精神”。如国画《绿遍春山》表现的是老祖宗惯用的“四君子”之一的竹子，他笔下的竹子，不仿郑板桥的清瘦竹、也不仿蒲竹英的“大如掌”之竹，却是随意挥写，自得天趣。他自国立艺专毕业至今，始终从事美术教育及书画创作，从这点上看，他比起伯父更具职业性的特点。 三、在诗意画境上来分析：商笙伯以生动的画面，让欣赏者自身感受到诗意画境所在。而敬诚老师有时将书、诗等其他艺术直接融合到面目之中，如在他的作品《陌上野花》落款时，他用流畅的行草写上自作诗： 陌上野花不知名，春去秋来处处金。 稀疏错落赛名卉，水墨点染抒诗情。 这一形式无疑是对文人画形式的汲取，与吴昌硕大师一样，他在作品中注意把多种艺术的融合，难怪许多同行看了商敬诚先生的作品后惊叹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恬静、安逸”之气，毫无火气，这是一味“追名逐利、饱享浮华”之辈所无可企及的。 总之，海派商氏国画艺术，在安庐得以传承、发扬，正如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分院徐伟教授所说：“商笙伯、赵叔孺等海派画家的出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上为‘吴俊卿、赵之谦、任伯年’等第一代海派名家，下位锐意创新的海上‘四大名旦’，即为‘唐云、江寒汀、张大壮、陆抑非’……”而敬诚老师作画，向来做到“色不碍墨、墨不碍色、色不碍笔（王伯敏语）”，他对浓墨、淡墨、勾勒、没骨等传统技法，做了系统的研习，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近年来，除了保持“清新秀雅”的艺术特色外，更具“凝练、畅达”之笔，难怪国美王伯敏教授这样评赞： “敬诚之画，善于穿插，写来自然，平中见奇，气壮笔健，情趣连绵……”。 敬诚老师为一代名家，而他以“小草”自喻，“陌上野花不知名”这种虚怀若谷的从艺态度，影响了无数“莘莘学子”，他不辞辛劳地为画学复兴作出的贡献将永昭后人。 这才是“安庐”真正魅力所在…… （原载《中国花鸟画》2005年第4期）
以上为商敬诚先生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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