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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汝州市夏店镇的地扎窑，相当于陕州人说的地坑院，原是镇子独有的一道风景线。爷爷在世的时候，就住在这样的院子里。 地扎窑集中分布在夏店镇东街（夏东村）的东后场，沿着寨墙，成弧线自东向西一字儿排列，有方形的，步井形的，槽形的，共七处，且出入口都朝北方。东后场原是镇里的打谷场，地势高而平坦，算得上村镇里像模像样的小广场。公社化时期，谷场搬迁到寨外，这儿就成学校的操场和篮球场，时而，公社的电影队也在此放映电影。爷爷住的地扎窑，正好对着小广场。 我清晰的记得，爷爷家的地扎窑呈长方形，也最为规整。地平面的四周用土坯砌墙，青瓦滴沿，透出古朴的美。顺着红石台阶下行，不时就到院内。这是人工挖成的约十米见方，深达数丈的院落，台阶附近有一棵茂盛的香椿树，旁边是红薯窖；院子中间三块青石板盖着一口窨井，供阴雨天流水下渗；院子东边有一口清冽甜美的水井，青石砌台，辘轳搅把上缠着结实的绳索，磨得光滑的桶镰可随时挂上水桶打水。院子共四孔窑洞。爷爷和奶奶住在南面的主窑洞，宽敞明亮，门前青砖垒墙，配以地道的木格子窗棂和敦厚的双扇木门，装饰着黄铜打造的门搭、门鼻，门楣上挂着竹帘，很是大方。跨过门槛，走下青石台阶，便是凸凹不平的地面，却非常干净。仔细看来，窑洞的墙壁是用白灰粉刷过的，经年的炊烟熏染已使其泛黄而黑。宽宽的窑洞内，一边设有灶台，壁龛里摆着油盐酱醋，挂着笊篱、铜勺，紧挨着是老式的柜子、床铺，另一边立着粗瓷大缸，又一床铺；正面的墙壁上挂着早已发黄的祖先牌位和天地全神像，下接着条几和柜桌，条几上有泥塑的神像和香炉、灯台。奶奶异常虔诚的信佛，爷爷倒不怎么在乎。其余的空地上，放着几张低矮的凳子，供来人闲聊时就坐。主窑洞的里面向左又一窑洞，宽大而深，并设有炕台，放着杂物，由于光线微弱，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黑灯瞎火的摸进去。 听母亲讲，大伯家住东面的窑洞，二伯家住北面的窑洞，我家住邻着爷爷的南面的另一窑洞。这些窑洞都是单扇门，窑中套窑。后来，大伯家搬到临街的宅院，二伯家先住地扎窑大门旁的厦房，再迁到爬爬伯和天法舅的地扎窑里，我家移居普照寺之后，偌大的院落就剩下爷爷奶奶两位老人了。自此，东窑做厨房，北窑放杂物，南窑有石磨。勤劳的爷爷奶奶将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加上年代已久，窑洞不潮不燥，冬暖夏凉，大家都喜欢去。因而，每逢春节、灯节、端阳节、八月节等盛大节日，院子里热闹非凡，孙男嫡女们看望老人的，亲戚来往的，焚香敬佛的，可热闹了。 爷爷家西边的地扎窑住着老周奶奶一家，由于年事已高，缺少整理，很是脏乱，有意思的是，每逢篮球比赛，投偏的篮球掉进这个院落的机会最多。再往西去，是骆驼伯和书明叔两家合住的一处地扎窑，院内有棵硕大的枣树。爷爷家的东边，严格的说是北边，一处狭窄的地扎窑里住着刘永泰和刘炳兰两家的四位老人。这院落的最大特点是，不仅有围墙，窑顶的周边还长满茂密的迎春花，每年初春，那青枝，绿叶和娇妍的黄花，非常引人。永泰爷是有名的胡琴手，闲散时日，他老人家就穿戴整齐的走出地扎窑，搬出凳子来，翘着二郎腿，腿上垫块白布，然后，从布袋里取出心爱的胡琴，略调琴弦，就“申广申”地有滋有味的拉上一曲，不多时，身边就围了一群人。永泰爷不仅会拉胡琴，又会养牲口。他喂的毛色棕红的骡子，质地纯净，吃得滚瓜溜圆，鬃毛高竖，甚是精神。老人家特别用心，常背着篮子，到村子周边挖嫩肥多汁的葛麻草，放在河水里淘洗得干干净净才喂骡子吃。人们背后议论说，刘老泰养了一座银行，这头骡子少说也值五千到一万。一万元，那可是个天文数字呀！ 刘炳兰是个乐观的老头，身躯佝偻而消瘦，扎着裹腿，腰间缠条大腰巾，留着山羊胡须，皱纹里藏满智慧，话语中透着精明，脖子上挂着旱烟袋，铜烟锅玉石烟嘴，绑着火镰，时不时漫不经心的抽上一袋。他是远近闻名的嘴子客，闲暇就讲自己当年走南闯北，跑壮丁的故事，只要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了。老人家是我奶奶的舅父，我们叫他老舅爷。有意思的是，我本家的二哥，刚会说话，就把老舅爷喊成老灶爷了，于是，老人家多了一个称谓。挨着老舅爷家的地扎窑里住着老万叔和青万叔两兄弟。 再向东，隔条路和蛤蟆伯的住宅，又是一个地扎窑，天法舅，二伯家和爬爬伯三家住一院落。天法舅是我大伯母的亲兄弟，在义马煤矿当工人，他的儿子李福来和我们玩的很熟。爬爬伯姓刘，终身未娶，弯腰驼背的，本分人一个，无论见谁，都笑呵呵的。印象中，他和连成爷、鲁江林等人皆是编织能手。很值一提的是，他炕的锅盔馍，堪称一绝。他把白面和得均匀滋腻，小擀杖摊开，抹上棉油，洒上盐末，兑些葱花，卷起来再摊成长条形，放入平底锅里，文火烤炙，翻了数遍之后就隆起馍花，八成熟时，再放进锅台里烘，焦酥烂香时则出手，两毛钱一个。这样的馍，光看着咋做就是享受，时不时惹得看客直流口水。 继续向东，临近村口，是学舅爷和成学舅爷两兄弟住的地扎窑。学舅爷是个屠户，院落置着大锅，烟囱里青烟袅袅，逢年过节，窑脑上、院子里站满了人，围观杀猪。几个棒劳力，帮他攀倒大猪，拽上石台，一棍子下去，趁着猪昏去的片刻，他顺手取下口中衔着的刀子，一刀致命。接着，拔下鬃毛，将猪放入盛满热水的大锅里，三下五去二退得一干二净，再用肉钩子挂起，开膛破肚，肢解分离，一会儿功夫就内脏、板肉和四肢收拾的得干净利索。其娴熟的刀法不亚于庄周笔下的庖丁。 细想起来，地势较高的东后场，南沿同样有窑洞，譬如学校后楼的底部有两孔，庙运叔家的厨房亦然。值得一提的是黑蛋伯家的地洞窑。窑洞的主体呈南北走向，近30米的进深，向里走地势越低，且窑体的西壁上又开了三孔窑洞，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结，其中最南边的窑孔里还有水井一眼；主体窑洞的底部向东开了一个深达数十米的洞体，低矮而潮湿，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记忆中，我和小朋友们打着火把进去过两次。地洞窑是镇子里避暑防寒的好地方，因此，每逢三九严寒和三伏酷暑时节，聚集了众多乡亲，大人们闲聊，前三皇后五帝、油盐酱醋的扯着，孩子们则钻进跑出，捉迷藏，玩游戏。 为什么老家的东后场有这么多的窑洞呢？ 我想，它必然与那个年代有根本的联系。从清末到民国，兵荒马乱的。我老家所在的豫西山地，刀客出没，土匪横行。听爷爷讲过刘殿宽、姚孓、姚保安等都是著名的匪首。孩子们闹人时，大人提到姚孓的名字，孩子立马就不敢出声了。为保一方平安，村村挖壕沟、打寨墙，备武器，建民团。因此，形成各村修寨，自保互防的局面。像附近的扈寨、毛寨、孔寨等，皆是如此。唯有夏店镇的寨墙修得高大坚固，寨壕纵深。修寨墙所用大量的土方和石方，既就近取材，也从远处开采。这就形成深挖的寨壕，连片的地扎窑和众多的窑洞。于是，腾出了空间，安置了乡亲，预设了攻守兼备的窑洞群。那时候，再有胆量的人，携妻带子是轻易不敢住在寨子外面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外出读书及参加工作时，村镇的寨墙和地扎窑还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当爷爷奶奶那一代老人长眠地下，改革开放席卷大地，农村经济迅速崛起时，村镇急剧膨胀，迅速向外围扩展。由此，寨墙被夷为平地，地扎窑和地洞窑掩埋地下，新式的农舍拔地而起。可以想像，用不了多少时间，镇子里的地扎窑和地洞窑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此文，聊作备忘而已。
张新玉 2017年2月1日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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