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出中国”，还是“回中亚”？——吐火罗人的行止
西方学者持有“西方中心论”这并不令人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的文化利益，作为中国人，我们只要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盲从盲信地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就行了。象《新全球史》的出版方对于该书中明显的西方立场视若不见，反而称誉其“超越西方中心论”，等于是帮着西方人维护西方的文化利益，这才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在印欧人的起源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只追溯到了6500年前，再往上就不愿深究了，是真的无法深究吗？当然不是，因为至少有一条现成的线索，那就是粟米的西传。作为中国人我们没有必要和西方学者一样裹足不前，而应该作一番深入的探究才对。我们不妨先假定印欧人是于7000年前带着粟米种植技术从中国向西迁徙出去的，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寻找足够的证据了。
我们首先来看考古学能不能提供有利于上述假设的证据，也就是中国境内是否存在7000年前的印欧人种的遗迹。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成绩看，上古中国确实有印欧人种的存在，比如经常被人们引述的安阳殷墟和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期古墓中都有接近印欧人基因特征的人骨，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人像面具、甘肃灵台西周墓出土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均具有印欧人种的面部特征，此外就是吐火罗人，一个说印欧语的族群，中国的考古学家将其在新疆的存在最早上溯到了4000年前，这几个例子中，三星堆的年代可能最古老，但也不超过5000年，离7000年的要求还差得远，所以对我们的假定都起不到证明作用。
虽然考古学帮不了忙，但吐火罗人的存在，也未尝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知道吐火罗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印欧语，当黑海北边草原上的那一群印欧人还未外迁时，吐火罗人就已经同他们分开了。如果把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看作兄弟关系，那么吐火罗语就是它们的堂叔，也就是说，古印欧语这个家族分为黑海与新疆这两支，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个家族最初的聚居地在哪一边呢？如果是在新疆这边，那么显然高度有利于我们关于印欧人起源的假定，如果相反，那么就不利于我们的假定。
现在人们习惯以为吐火罗人是从西边进入中国的，有些学者更是郑重其事地把中国文明西来的重任安在吐火罗人身上。如果真的是这样，考虑到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所以我们不妨认定吐火罗人外迁是公元前2500年，
西方学者持有“西方中心论”这并不令人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的文化利益，作为中国人，我们只要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盲从盲信地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就行了。象《新全球史》的出版方对于该书中明显的西方立场视若不见，反而称誉其“超越西方中心论”，等于是帮着西方人维护西方的文化利益，这才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在印欧人的起源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只追溯到了6500年前，再往上就不愿深究了，是真的无法深究吗？当然不是，因为至少有一条现成的线索，那就是粟米的西传。作为中国人我们没有必要和西方学者一样裹足不前，而应该作一番深入的探究才对。我们不妨先假定印欧人是于7000年前带着粟米种植技术从中国向西迁徙出去的，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寻找足够的证据了。
我们首先来看考古学能不能提供有利于上述假设的证据，也就是中国境内是否存在7000年前的印欧人种的遗迹。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成绩看，上古中国确实有印欧人种的存在，比如经常被人们引述的安阳殷墟和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期古墓中都有接近印欧人基因特征的人骨，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人像面具、甘肃灵台西周墓出土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均具有印欧人种的面部特征，此外就是吐火罗人，一个说印欧语的族群，中国的考古学家将其在新疆的存在最早上溯到了4000年前，这几个例子中，三星堆的年代可能最古老，但也不超过5000年，离7000年的要求还差得远，所以对我们的假定都起不到证明作用。
虽然考古学帮不了忙，但吐火罗人的存在，也未尝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知道吐火罗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印欧语，当黑海北边草原上的那一群印欧人还未外迁时，吐火罗人就已经同他们分开了。如果把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看作兄弟关系，那么吐火罗语就是它们的堂叔，也就是说，古印欧语这个家族分为黑海与新疆这两支，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个家族最初的聚居地在哪一边呢？如果是在新疆这边，那么显然高度有利于我们关于印欧人起源的假定，如果相反，那么就不利于我们的假定。
现在人们习惯以为吐火罗人是从西边进入中国的，有些学者更是郑重其事地把中国文明西来的重任安在吐火罗人身上。如果真的是这样，考虑到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所以我们不妨认定吐火罗人外迁是公元前25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