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臣张居正在《元夕行》中对灯市多有赞美之辞：“今夕何夕春灯明，燕京女儿踏月行。灯摇珠彩张华屋，月散瑶光满禁城。”由此可以想像出当时的灯市场面是多么的壮观和迷人。
灯市口的灯市一直持续到清中叶，以后灯市被移到前门外廊房，以及地安门和琉璃厂一带，灯市口大街便日趋冷落。民国以后，这里更加萧条，不仅无“灯”，就连“市”也消失了，只留下灯市口这一地名。直到解放以后，这一带才逐渐恢复了商业街的景象，但当年灯市的多彩景观却没有再现。
六十年代灯市口大街尤为突出的是，在700米长的大街的北侧，这里曾簇拥着四所中学一所小学（男二十五中、灯市口男中、女十二中、灯市口女中、和灯市口小学），其密度全国第一，它们互相勾连，路北形成一大片教育区。每当中午放学时分，寂静的街旁倏地涌出一股股人流，总数有七、八千人。朝气蓬勃的青春笑语洋溢在街道两侧，此时，你才能感到这条大街富有多么旺盛的生命活力。
基督教会灯市口堂
现在游客逛王府井大街，都要到天主教大教堂看一看，那时晚清时期东城著名的一座西洋建筑，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后，于1902年重建，当时此地称八面槽，因此老北京人称它八面槽教堂。现在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名称叫“王府井大街天主教堂”，在北京现存的四座著名天主教堂中，被称作“东堂”。
八面槽北口是灯市口，在灯市口曾有一座北京城面积最大的教堂——灯市口公理会教堂。现在年轻人把这两座教堂混为一谈。准确地讲，王府井大街教堂属于天主教的，灯市口教堂属于基督教的
灯市口公理会教堂虽然建造较晚，但它曾是基督教在北京最著名的一座教堂，过去一直简称“东堂”。它的附属的建筑曾是百年来灯市口最主要的建筑，即公理会育英学校和公理会贝满女中。
1864年，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白汉理（柏亨利，HenryBlodget）进入北京，1873年在灯市口油房胡同建立教堂，可容纳200人，为公理会的华北总部。
1900年，教堂被义和团焚毁。1902年，梅子明利用清政府庚子赔款，在灯市口大街中段重建灯市口教堂。1904年10月8日，灯市口公理会新教堂竣工，举行献堂典礼，为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堂。两侧分别开设著名的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公理会教会建筑群几乎占据了整条灯市口大街。
1949年之后，灯市口教堂宣布脱离公理会教会，人数也有所下降。
1958年以前北京基督教会原有70多处教会。解放后已经很少有信徒进堂礼拜。在1955年运动中提出反浪费，礼拜堂不可闲着无用，教会的房产应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在政府命令下，大批教会房产移交房管局，无偿地支援文教和工厂使用。各宗教的房产都如此照办，佛教的房产最多，各宗教的房产被政府机关和干部占用、拆除、转让。他们认为占用宗教房产顺理成章。当时基督教三自干部也认为帝国主义遗留的房产归回人民使用也是理所当然，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1958年，为了对外政治的需要，基督教实行各教派联合礼拜，北京只保留东西南北四个教堂。
东城保留原灯市口公理会教堂，后因无人进堂，浪费，大堂转让给东城区教育局，由北京女十二中学校初中部使用，但房产并未移交。
西堂保留原中华基督教会西四缸瓦市堂；南堂保留原卫理公会珠市口堂； 北堂保留原聚会处称宽街教堂。
北京保留的四个教堂，都由基督教三自会统一领导管理，每周仅有一次主日礼拜，人数寥寥无几，四堂的礼拜人数总共有100多人。教会就这样维持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
1966年9月“破四旧”，北京的基督教会被彻底消灭了。一个基督教三自领导说：“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他们给红卫兵极力献策，成为红卫兵的“参谋”。几个三自干部组成基督教造反小组，在东单散发反基督教传单。一位姓王的“三自专家”撰写“消灭基督教三自运动声明”然后叫大家在“声明”上签名。印发传单，叫红卫兵出去串联向全国各地散发。王说：“三自运动是给帝国主义保教的保护伞，若没有三自，基督教早就被消灭了”。因为她掌管教牧人员的档案资料。她为红卫兵按每人的姓氏笔画编号，像犯人一样交给红卫兵批斗。在米市大街五号私设公堂，将“反动”教牧人员和信徒押到三自会，进行批斗，毒打致死，甚至批斗尸体。基督教灯市口堂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灯市口女中等东城区红卫兵们捣毁的。
灯市口北巷，呈南北走向，南起灯市口大街，北至大鹁鸽市胡同，长262米，宽5米。清代属镶白旗，乾隆年间称油坊（房）胡同，印有油坊作坊而得名。1965年定今称。
灯市口北巷15号中西合璧四合院被列为近现代保护优秀建筑，位于灯市口14号灯市口小学旁，始建于1933年，是基督教公理会东堂的附属建筑。大门坐北朝南，院内正中为勾连搭式建筑，面阔三间。院北部为一座楼房，中间三层，两翼两层，砖木结构。奠基石刻有“世一千九百三十三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中华民国廿二年五月三日立”字样。此院布局对称，简约巧妙，融合中西方建筑风格于一身，为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代表性建筑之一。
2000年在灯市口基督教堂原址后面，东城区教委盖了二栋六层教职工宿舍楼。这叫该保护的，给拆了；该在二环路外盖的庸俗的宿舍楼，却建在二环路保护区内；这不是文化人该干的事儿。
九十年代，位于东城府学胡同的基督教燕京神学院迁址清河，原址交予府学胡同小学使用。燕京神学院新建的教堂系模仿原灯市口教堂建造，规模只相当于三分之一左右。
1986年新组建的北京燕京神学院，地处北京大专院校集中区海淀区清河镇内滨河路，是中国基督教唯一建在首都北京的一所神学院，面向华北、西北等10省、市招生。燕京院校事工园占地一万六千余平方米，15年来为10省市培育了500多位教牧人员，专职老师10人，外聘教授10余人。凡在华北、西北十省市地区的有志奉献中国教会的青年人，符合以下条件者即可参加报考：在30岁以内，高中文化水平，基督徒，由教会推荐，择优录取。
灯市口女中（二）
(2012-09-0920:26:55)
“灯女”和“灯男”的来历
191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唯一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但是因为清朝被推翻而没有完成，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国也是当时60多个参战国里唯一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人口的国家，当时的口号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说，中华民国官方统计的1936年人口是4.76亿。
“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口号从清朝末年一直叫到了建国前，一直没变。1949年就是根据这个旧有的人口估计，在建国时宣布全国人口是4.7亿。也就是说，1912—1949年中华民国期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死亡率更高，而且非正常死亡率数字惊人。
1950年，国家内务部公布的全国（包括台湾）人口数是483869678，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是483000000，而《大公报》发表的是486600000，总之都符合“四万万八千万”的习惯说法。正因为如此，当1953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时，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官员都吓了一跳，——因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中国人口不是接近5亿，而是582603417人。如果加上台湾等岛屿，中国的人口就已接近6亿，比原来的估计多了差不多1亿。这就表明，之前国内外的政府统计，估计和学者的估计数字都错误估计了20世纪前期中国的实际人口，中国大陆的实际人口，肯定早在抗日战争以前的某个时期就超过了五亿。
也就是说，1950—1953年四年大陆人口由4.7亿增加到5.8亿，人口增加了23.4%，为新生人减去死亡人口的数字，估算1950—1953年四年大陆新生儿为1.5亿人。
北京市1949年9月正式统计数字是：总人口209.2万人，其中城市人口164.9万人。1952年正式统计数字是：总人口248.2万人，其中城市人口194.3万人，总人口增加了34.7万人，城市人口增加了53.9万人，总人口增加比例为13.55%，城市人口增加比例为21.04%。
1955年北京市正式统计数字是：总人口320.1万人，其中城市人口267.1万人，总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110.9万人，城市人口增加了103.8万人，总人口增加比例为55.88%，城市人口增加比例为62.94%。
由于一些远郊区区县有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因素的影响，1958年北京市总人口631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420万人。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我国的人口总量是5亿8千多万。在“人多好办事”思想的引导下，我国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到1969年，我国人口就已经超过了8亿。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把计划生育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过，这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正式定为“基本国策”。有专家测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中国至少少生了3亿人口。
再从人口波动情况看，建国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一次出生高峰发生于1950至1957年之间。这段时期平均生育率高达35.56%。约有94%的妇女生育3个孩子，近半数的妇女生育6个孩子。尽管这个阶段的人口基数比现在的小，但平均每年出生的人数均为2088.5万人。
以此估算，北京市“老三届”是指1947—1952年出生的北京市户口中学生，总人数在30万人左右，其中1950—1952年出生的“老三届”初中生就占了大约20万人。
1962年北京市城区在校高、初中学生约18万人，100多所中学校只有这么大的容纳量。1963年突然有约8万小学毕业生要升入中学读书，新生数量是1962年新入学人数的二倍。
怎么办，北京市教育局面对这种突发变化，事先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除了用有限的建设资金在朝阳区和海淀区新建了几所初中校外，只能采取一个不得已的笨办法，在中学现有设施、设备和教师人数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初中一年级新生的班级数量和增加一年级新生班的总人数，由不得超过45人增加到不超过50人。
北京女十二中和北京市男二十五中学在1962年分别招收了8个初中一年级新生班。到了1963年，两校要各招收12个班才能满足东城区教育局的要求。一个学校一个年级拥有12个班级是违反当时教育部规定的中学办学要求的。于是，东城区教育局想出来一个别出心裁的主意，就是把12个班级分为二部分，4个年级由北京女十二中和北京市男二十五中学招生，剩余的8个初中一年级组成单独的初中学校。原来在校的北京女十二中和北京市男二十五中学初二、初三班级，各4个班划归北京女十二中和北京市男二十五中学，到高中院去上课；剩余的各4个班级归属新组建的初中学校。这就是北京市灯市口女子中学和北京市灯市口男子中学的来历，简称“灯女”和“灯男”。
与此同时，东城区名校北京市第二中学划出了一个初中校——北京市第72中学；北京市第24中学也划出了一个初中校——北京市外交部街中学。
北京市东城区还利用原来汇文小学的校舍组建了北京市第127中学初中校。
灯市口女中（三）
(2012-09-0920:37:01)
“灯女”“灯男”“女12中”“男25中”渊源说
贝满女子中学1864年由美国公理会创办，创办人裨吉励莎（Eliza JaneBridgman），为纪念其亡夫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而建，原名“女蒙馆”。最早在灯市口大鹁鸪胡同，位于灯市口基督教堂北侧，1895年更名为贝满女子中学堂。1926年搬到到灯市口同福夹道燕京女子学院旧址，后基督教堂为贝满女中初中部，同福夹道为高中部，此布局一直延续到1963年。
育英中学成立于1864年，位于油坊胡同西侧，基督教堂东侧，最早名称叫“男蒙馆”，1900年定名育英学校，校址始称育英学校第一院。1934年年秋，育英中学李如松校长在北平火车站面见当时途径北京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并获将与初中部相邻的原明相严嵩府府邸，后为盐务学校的全部校舍转归该校，成为该校高中部，称第四院。1935年以后，油坊胡同以东为高中部，油坊胡同以北为初中部，此布局一直延续到1963年。
从办学位置上讲，说贝满女中与育英中学创建于1864年，其最早地点在1963年成立的“灯女”和“灯男”，并非1952年改称“女12中”与“男25中”的位置，“灯女”和“灯男”才是1864年成立的贝满与育英的“正根”。
从办学时间来讲，“灯女”和“灯男”均组建于1963年，由于人为客观原因，是从历史悠久的“女12中”与“男25中”分出来的初中学校，与此同时“女12中”与“男25中”在1963年也单独招生少量初中班级。客观地讲，这种超乎寻常的做法给人的感觉“灯女”、“灯男”、“女12中”、“男25中”是四个单独的学校，没有渊源关系，其实，从校舍位置、教学设备、师资力量、重视程度等方面二校为“一脉相承”。
从办学时间长短来讲，可怜的“灯女”称谓只存在了短短的5年（1963—1968年），后非法改称“东方红中学”，1972定正式名称“167中学”。命运稍好的“灯男”于1982年合并到“25中”，存在了19年。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灯女”和“灯男”都只存在4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校和男校，1968年年初进校的“灯女”和“灯男”69和70俩届新生，已经都是男女混合学校了。
现在大名鼎鼎的“北京25中学”的办学地点在1963年的“灯女”和“灯男”位置，“老25中”位置已经被景山中学无端占用。佟府夹道贝满女中东院的高中部现已更名北京市166中学，是没有资格说始建于1864年的。
因此可以说，“灯女”和“灯男”原址是1864年最早成立的贝满与育英，现在在原址组建的“新北京二十五中学”继承了老贝满与老育英原校舍。1895年组建1952年成立的“老女12中高中部”现更名166中学；1934年组建1952年成立的“老25中高中部”现已更名景山中学。
因此，只有“新北京二十五中学”才最有资格说，该校成立于1864年。
灯市口女中（四）
(2012-09-0920:56:42)
“灯女”校园内三栋优秀建筑
2007年12月19日，北京市政府公布北京市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凡列入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的建筑原则上不得拆除。建设工程选址，应该避开优秀近现代建筑。确因公共利益需要不能避开的，应当对优秀近现代建筑采取迁移异地保护等保护措施。对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改造，应保存建筑本体的真实性，保持外立面原貌。根据管理办法原则上不得拆除，建设工程选址应该避让，因公共利益不能避开应进行迁移异地保护。
优秀近现代建筑是具有保护价值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为本市行政辖区内自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至1976年“文革”结束）建造的，现状遗存较为完整的，能够反应北京近现代城市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建筑物（群）和历史遗迹。不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及文物普查登记单位。
按照普查、分类筛选的工作程序，完成第一批《名录》，包括建筑71处，188栋。建于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建筑占21％，建于1950年至1976年的现代建筑占79％。其中，1950年至1965年的现代建筑所占比例最大，达到62％。
北京近代较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当属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的贝满学校和育英学校。贝满是女校，育英是男校。这两所学校都在灯市口公理会教堂附近。
公理会创办的贝满学校，其创始人是来中国的传教士艾莉莎·贝满夫人。贝满女中，Birdgman Girls’School，亦称“贝满中斋”，基督教新教教会学校，北京最早的西式学校，也是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1864年由美国公理会创办，创办人裨吉励莎（ElizaJane Bridgman），为纪念其亡夫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而建。
贝满夫人于1864年在灯市口大街北面的大鹁鸽市胡同设立贝满女子小学，后来逐步发展，到1895年，已初具规模，开始成立四年制女子中学，校名为贝满女子中学。
1902年，校舍往南扩建，校门建在灯市口大街路北公理会大院内。1905年，在贝满女子中学课程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大学课程，名为协和女子大学。后因学生增加，遂于1916年将协和女子大学移到佟府旧宅。1926年贝满学校的高中部也从灯市口大街搬到了佟府旧宅。
北京市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北京二十五中学三栋清末民初西洋楼，位于灯市口大街55号。原名贝满中学，学校建筑尚存三栋楼房，位于二十五中学校操场的西侧，由南而北分别是贝氏楼、邵氏楼和贝满中斋。
贝氏楼，楼建于1870年，是贝满夫人等女眷居住的二层宿舍楼。贝氏楼为砖木结构，底层架高，木楼面，坡顶。东、北侧建有围廊，方木柱，传统式木栏杆及倒挂楣子、花牙子。顶覆青石板瓦（现在已换为水泥瓦）。
邵氏楼，建于1930年是以副校长邵作德之名命名的。贝氏楼为砖木结构，底层架高，木楼面，坡顶。东、北侧建有围廊，方木柱，传统式木栏杆及倒挂楣子、花牙子。顶覆青石板瓦（现在已换为水泥瓦）。邵氏楼也是二层，底层架高，木楼面，砖木结构，其西侧部分在1989年拆除。
贝满中斋，楼建于1910年是当年贝满学校的教学楼。贝满中斋原建筑平面是一个直角曲尺形，中间是钟楼，高四层，上为平台，围以女儿墙，两侧为二层，砖木结构。在其南侧中间部位开有一门，下有高台阶，门上方有一砖刻门额，隐约可见“贝满中斋”四字。此建筑的北侧部分于1989年拆除。
灯市口女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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