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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俯瞰到近觀：六朝貴族制研究省思
王彬
六朝貴族制在日本的東洋史研究中可謂最重要的課題之一，相關學術史回顧不勝枚舉（較全面的如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中華書局，1993年）。中文學界很少使用“貴族”一詞，一般採取“門閥”或“士族”等概念。不過，求同存異的話，中日學界對六朝貴族（士族）內核的把握仍有些一致之處：即強調此群體相對皇帝權力的獨立性、在官位繼承上的世襲性，他們構成了這一時代的統治（支配）階層。如果將這一結論轉化為提問，核心問題是：六朝時代的權力如何進行再生產，是否可以疏離皇帝而依靠血緣（或其他方式）代際傳遞？當然，對於日本學界而言，貴族制還關乎時代分期，以及中國史在世界歷史中特殊性的理解。 進一步說，受正史文獻以皇帝、大臣為中心的書寫方式和線性歷史觀的影響，我們常不假思索地從朝廷、官界俯瞰古人的生活世界，選擇預知的結果加以解釋。這當然有所洞見，但也會掩蓋歷史發展的多種可能性以及人在其中的作用，貴族制研究亦存在這樣的問題。與“俯瞰”相對，還可以採取“近觀”的視角，努力貼近當時人的思想和行為，并在此基礎上總結更適合六朝時代權力運作的概念。如果要“近觀”六朝，就不得不撥開貴族制學術史的迷霧，梳理基本觀點的形成過程；反思關鍵史料的運用；尋找恰當的角度回到歷史現場。以下，筆者就這三個方面略加說明。
一、學術史的顯與隱
六朝是貴族制的時代，這一看法來源於內藤湖南的名篇《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東洋文化史研究》，林曉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其雛形則是發表於1914年的《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五卷，筑摩書房，1970年）。《支那論》是為了解釋辛亥革命的歷史根源和中國共和制度的走向而寫，此文將“中國民政上的根本弊害”歸結為君主獨裁造成官吏只關心個人地位，行政則委於胥吏之手；“沒有士流品格”的胥吏，加劇了賄賂腐敗的風氣，使中國人“對國家的感覺頗為遲鈍”，“在政治德義上可以說是麻木的”；而追索六朝時代，君主與官吏的關係則與此不同。由此可見，六朝貴族制在最初提出時受現實啟發，有倒放電影的痕跡（關於《支那論》的其他學術源頭，參見〔美〕傅佛果《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陶德民、何英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1-242頁）；對於相關的研究思路，也不能先驗地接受，其有效性和局限之處需要進一步辨析。 在內藤湖南之後，對貴族制研究推動最大的是宮崎市定，受其《九品官人法研究》影響，日本學界的討論聚焦在鄉品、官品、起家官、家格等制度史問題上，六朝貴族精神方面的研究走向低潮。在這一點上，谷川道雄的思考方向顯得較為特別，谷川特別重視從士大夫倫理的角度解讀六朝史事，他認為超脫名利的精神使貴族成為鄉党領導者，這是貴族自立性的來源；他們經九品官人法進入朝廷，從而實現了貴族制的支配（《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馬彪譯，中華書局，2002年）。雖然谷川的研究存在缺乏實證等缺陷，但從學術脈絡上說，他的看法恰恰繼承了內藤學說對六朝貴族文化品格的強調。回到史料中，“貴族”聯稱在傳世文獻中並不多見，而“貴”卻屬常用字。一般而言，文獻所見字詞的概念與語境緊密相關，往往內核明確，邊界不定。細繹“貴”字的用法，亦是如此，如“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似乎是指身份上的差別（《宋書·恩倖傳》序）；而“在貴能降”是表彰一種精神（《晉書·荀崧傳》，虞預與王導箋）。換言之，貴族之“貴”不止表示官位超邁，還含有精神上的意味。從這個角度看，專治學術思想史的錢穆、何啟民、森三樹三郎、吉川忠夫等學者的研究仍有重新研讀的必要。 以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一文為例，他總結當時門第傳統的共同理想是希望門下子弟具有孝友的內行和經籍文史的修養。而布迪厄的社會學研究說明文化作為一種社會表相，不是一種單純的趣味，它常被人用來標識自我與他者（《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劉暉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737-765頁）。由此，我們不妨設想：制度因素可能只是造成高門自矜門第的一部分原因，貴族的教養、知識、風度這些象徵資本也可以被當時人用來區別士庶；甚至借助某些管道，精神層面的積累可以轉化為官場上的競爭優勢。因此，六朝時代的思想、文學、禮教應該也是貴族制論的重要側翼，我們需要把它們與以往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獨立而不孤立地聯繫起來。
二、基本史料的反思
近年來，不少學者宣導史料批判研究，學界對於構成史識的史料形成背景尤為關心（相關研究綜述參見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與貴族制問題相關的如安部聡一郎從《後漢書》摻雜魏晉人觀念入手，認為川勝義雄貴族制社會形成論在文獻運用上存在缺陷，并指出作為關鍵證據的人物在史書中的形象也是不斷塑造形成的（《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学雑誌》111编10号，2002年；《〈後漢書〉郭太列伝の構成過程―人物批評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篇》28号，2008年）。綜觀史料批判的方法，其意義至少有二：一是提示我們在運用史料時注意其雜糅的後代認識；其二則拓展了史料的運用範圍，編纂於六朝的史書也可以用來分析當時人的觀念。 在注意史料編纂時代的特性之外，還有學者針對貴族制學術史上的關鍵史料，進行重新解讀。比如川合安考察了《九品官人法研究》的核心史料《宋書·范泰傳》，指出宫崎市定據此傳證明的“門地二品”并未在南朝形成（《門地二品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学》94，2005年）。 回到六朝時代權力傳遞的問題上，“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褚淵傳》史臣曰）的說法無疑對貴族制論產生很大影響。從今天的研究進展看，六朝在“安流平進”之外，還需注意“主威獨運”突破門第限制的努力（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10-215頁）；塚中枯骨更是不能保證高門的仕進特權，門第高低升降視當世官爵而定（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這是貴族制論在解釋力上的局限之處，也是容易產生分歧的地方。但同時，作為親歷過那個時代的史臣（蕭子顯）為何做出這樣的總結？除了論贊針對傳主的特性以外，如何理解當時人的感受與研究結論之間的張力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作為“說法”的這些概括往往不精准，也不能涵蓋全部史實，但它作為史臣（甚至是一部分人）對當時的判斷，卻是歷史真實的一部分。在把握此類史料時，分寸感極為重要。
三、近觀的方法：關係性思維
採用何種姿態“近觀”六朝，必定言人人殊。對於筆者而言，以“關係”為視角觀察貴族制問題，不失為途徑之一。所謂關係性思維，是相對結構性思維而言，它反對把社會事實看做固定的集體表像，希望去研究人的實踐，分析人在處理與他人、與國家關係時的行為過程，發現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隱秘的機制（關於“關係性思維”，參見李猛《邁向關係/事件的社會學分析：一個導論》，收入《結構-制度分析，還是過程-事件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針對貴族制，關係性思維的意義在於離開抽象的概念辯論，回到古人的生活世界，在他們的實踐中找尋對六朝時代更恰當的描述，從而肯定或修正以往貴族制研究中的某些認識。 以人物為中心是實踐“關係性思維”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如林曉光的近著《王融與永明時代：南朝貴族及貴族文學的個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就是從王融在南齊時的境遇入手，討論其作為跌落雲端的貴公子，如何選擇起家官，如何利用詩文構築人際關係、展現能力、營造名譽；在面對政治抉擇時，又是如何思考敵我的。可以說，這一部個人的人生歷史亦是當時貴族制社會的一個側影。當然，因生存環境的不同，每個人面對的關係圈也會有較大差異。與王融對觀，鮑照的人生則是另一番景象，他青年時向劉義慶“貢詩言志”，得到賞識，卻因出身寒微而被同僚排擠；後輾轉諸王幕府，又未得仕進（關於鮑照的生平和詩文，參見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64-81頁）。從不同人的視角看待他們所處的社會，亦是個人研究的意義：在關注整體史脈絡的前提下，發掘每個人的行動邊界，那麼我們就可以摸索出六朝士人仕進途中隱形的門檻，以及這個門檻可否因某些因素而被突破。這對考察貴族制中權力再生產的問題，無疑幫助很大。 與貴族的官位世襲和個人進取相關，鄭雅如、趙立新對士人交遊及社交網路的研究（鄭雅如《齊梁士人的交遊：以任昉的社交網絡為中心的考察》，《身份、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趙立新《南朝士人起家前的名聲與交遊》，《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年）表明：面對預定的仕進門檻，士人並非無能為力，他們仍有可能通過個人努力建立起各種關係，博取名聲，從而改變命運；同時，即使天生有資格進入貴游圈，士人仍需要努力爭取聲譽，並把這種聲譽轉化為官界的資本。 此外，從人際關係角度分析貴族制（士族政治）成立，尤為精彩的還有閻步克先生《孝廉“同歲”與漢末選官》（《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論集》，三聯書店，2001年）一文，他從東漢末年出現的很多提攜故人、同歲子弟的情況入手，重新分析了魏晉士族的來源。更重要的是，此文提煉了“鄉里”、“官場”、“士林”三個活動場合，從它們之間的循環互動觀察中古門閥的起源和發展。也就是說，作為人際關係總和的鄉里、官場和士林之間仍存在關係，六朝歷史是在“關係的關係”推動下展開的。從這一分析平臺的出發，我們可以討論不同場合中的人際關係，揭示複數的“人”如何在六朝生活，遵循了怎樣的行為邏輯，他們的行為又如何改變了當時隱蔽的社會機制。也許，就在探索這一機制的過程中，我們能為貴族制舊瓶裝新酒，增加若干有趣的議題；又或後出轉精，總結一個更加符合史實的概念。
（感謝王彬先生授權！原刊《中國史研究動態》2017年第1期，引用請參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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