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三国志》与陈寿的'旧君故国之思'

木头1018 2017-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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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清代最负盛名的学者王鸣盛曾说：“计蜀亡之岁，寿年已三十有一，旧君故国之思，最为真切，具见篇中，可一一寻绎而得之。 ”

当陈寿后来身居洛阳，编写三国史时面临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在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中，在故国与新朝之间，做出自己的评断。对于一个史家来说，这几乎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不曾遇到这样的问题。

▲ 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

文 | 戴燕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合久必分”的历史。这一年，陈寿（233—297）四十八岁，他从成都到洛阳，已经有十多年。泰始四年（268），原来的巴东太守罗宪有机会向晋武帝推荐他认为应该得到聘用的蜀人，名单中就有陈寿。陈寿就这样进入西晋王朝，举孝廉、为平阳侯相、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由于他在著作局的时间较长，能够接触到魏、蜀、吴三国的档案文献以及相关书籍，因此才有条件写出总计六十五篇的《魏书》《蜀书》和《吴书》。

陈寿是蜀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出生在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的，这是刘禅继位的第十一年，也是蜀建国的第十三年。他两岁时，丞相诸葛亮死在汉中，接替诸葛亮的，陆续是蒋琬、费祎、姜维等。陈寿早年为姜维丞相主簿，还做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都是文职。当他二十五岁前后，蜀后主任用宦官黄皓，姜维奈何不得，驻守沓中一去不还，陈寿不愿附和黄皓，因此度过了一段黯淡的岁月。而这一情形也并未维持太久，炎兴元年（263），魏军南下，蜀后主毫无抵抗，一夜之间就成了亡国之君。

这是在陈寿而立之年发生的一场重大变故。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在他心里有过怎样的震荡？

清代最负盛名的学者王鸣盛曾说：“计蜀亡之岁，寿年已三十有一，旧君故国之思，最为真切，具见篇中，可一一寻绎而得之。 ”（《十七史商榷》卷三九“陈寿史皆实录”条）他认为陈寿伤悼故国旧君的心情，都可以在《三国志》字里行间看到。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蜀志 ·后主传》在写到后主向邓艾递上降书、邓艾接书大喜时，忽然插进一笔，讲当天后主的儿子刘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寥寥数字，把皆大欢喜底下的一点血腥气，就这么给挑了出来。《蜀志·姜维传》写到姜维那时正在剑阁与钟会对峙，一面等待后主的决定，是固守成都还是东入于吴，又或南下建宁，最后等来的却是缴械命令，他的军队只好“投戈放甲，诣（钟）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拔刀“砍石”而不是拔刀“向敌”，两个字的差别，也泄露出蜀军将士的悲愤满怀。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都表现出蜀人在这一历史转变时刻的挫败感、屈辱感，如果没有同样深刻的体验，陈寿恐怕也很难捕捉到这样的细节。

因此，当他后来身居洛阳，编写三国史时面临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在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书写中，融入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在故国与新朝、过去与现在之间，做出自己的评断。对于一个史家来说，这几乎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不曾遇到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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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得已中最好的选择

蜀景耀六年（263），魏国大将邓艾、钟会、诸葛绪率军数道并攻，后主刘禅无力抵抗，似乎只剩下借改元换运气这一招，便匆匆忙忙改了“炎兴”的年号。可是没过几个月，邓艾就攻下绵竹，眼看要到成都，这时，听从光禄大夫谯周（201—270）的建议，后主“舆榇自缚”，自己抬着棺材向邓艾请降去了，请降书中还写着：魏的“天威既震”，蜀“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蜀军投戈释甲，仓房府第也完好无损，现在都交给“王师”，只希望“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局面，得以保全。

对于不战而降一事，陈寿的评价是：“刘氏无虞，一邦蒙赖，（谯）周之谋也。 ”（《蜀志·谯周传》）以为蜀能躲过生灵涂炭这一劫，功劳全在谯周。而在大兵压境之下，提议以投降换和平的谯周，正是陈寿的老师。

▲ 谯周画像

在《蜀志》里，陈寿为谯周写了一篇很长的传。谯周是巴西西充（今四川省南充市）人，受诸葛亮提拔，为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官至光禄大夫。陈寿形容他是一个“家贫未尝问产业”“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的纯粹学者，经史方面的成就可比董仲舒、扬雄一流大学问家，并不直接参与政治，可是“以儒行见礼”，也常被官方顾问。《谯周传》所记载他的四篇上疏和廷论，都是针对时局发言。

这些上疏和廷论，表现出谯周在政治上认同的还是汉王朝，他认为三国就像西汉末王莽时代，汉家历运中衰，正等待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出现，“再受命”。他把希望放在后主刘禅身上，当后主守完三年父丧，他劝其削减乐宫和后宫经费，讲的就是刘秀如何“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而“以弱为强”、终成帝业的道理，当魏军迫近，他劝后主不要去“南方远夷之地”避难，也是拿刘秀当年不因王郎在邯郸称帝就远走长安、失去民心，作为理由。

他还认为三国鼎立，蜀、魏“传国易世”到了第二代，就好比周朝后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六国并据，就与秦末的“豪强并争，虎裂狼分”不同，因此他也反对刘邦式的“仗剑鞭马而取天下”。他说蜀国要“以少取多”“以弱毙强”，只有学周文王“养民”、勾践“恤众”，学汤武之师的“不再战而克”，而不是“军旅数出、百姓凋敝”（《仇国论》）。

至于他阻止后主最后往南中避难，也不同意向东吴求援，则是由于他知道，第一，南中曾经在诸葛亮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屈服，但那是暂时的，并不代表他们真心服从，有诚意接纳。第二，“大能吞小”，也就是说“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是势所必然，与其降吴后还要降魏，“再辱之耻，何与一辱”？在最后的上疏中，他还说：

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这里提到尧、舜见自己儿子不成器，便传帝位给贤良的舜和禹，又提到殷纣王庶兄微子见“纣不可谏”，便归顺周武王，获封于宋。讲这两个故事，当然是为了安抚后主，说明降魏就等于尧、舜的禅让与微子的从善如流，是万不得已中最好的选择。

后主投降后，果然以“爱民全国”获魏封安乐乡公，举家迁居洛阳，食邑万户，奴婢百人。谯周也因“有全国之功”，获封阳城亭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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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一统的新的体系

蜀后主后来又见到魏晋禅代，在洛阳，活到泰始七年（271）。谯周则是泰始三年（267）奉召到洛阳，三年后去世。在他去世前一年，陈寿返乡，去向他告别。谯周说：孔子死于七十二岁，刘向、扬雄死于七十一岁，我年过七十，恐怕也无缘再见面。

陈寿的传记，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与唐代房玄龄等编写的《晋书》。根据其中两篇《陈寿传》的记载，恰如谯周所预见，陈寿“以才学成名”，可是一生并不顺遂。早先他遭人举报在父丧期间让侍婢制药，在蜀国就受到舆论谴责，他也曾以奉养老母为由辞去长广（今山东省莱阳市等地）太守，可是后来却又因母亲死后将她葬在洛阳，并没有归乡，再遭到谴责，两次都影响到仕途。

不过，他跟谯周学习历史，在蜀国已做过史官，泰始四年（268）后入晋，得到位高而又博学的张华赏识，加入著作局，终究人尽其才，并由此收获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就。首先，是在泰始十年编定《诸葛氏集》（又名《诸葛亮集》），然后，是在吴亡而“天下一统”的太康元年（280）到太康六年（285），编写出魏、吴、蜀《三国志》（参见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直至晋惠帝元康七年（297）他死以前定稿。

这前后大约十六七年，如果从何进与袁绍召来董卓、谋诛宦官，从此“京都大乱”算起，差不多就是汉末以来将近一百年里最安定的一段时间。经过六十年的三国分裂，统一的西晋王朝也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就像稍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的描述：“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陈寿二十多万字的《三国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而等到陈寿去世，事实上，距离“天祸晋邦”（惠帝语）又已经不远。不久，江统就在他著名的《徙戎论》里发出“四夷之中，戎狄为甚”的警告，索靖也带着“会见汝在荆棘中”的担忧与洛阳宫门的铜驼告别。陈寿死后十年，晋惠帝便死于“八王之乱”，随后晋怀帝、晋愍帝也相继死于永嘉之乱后的“天下崩离”中，而整整二十年后，当晋元帝在从前东吴的首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原来为西晋所有的北方大部，都变成为“胡族”相争之地，短短三十余年的西晋“大一统”彻底结束，中国又再一次陷入更长久的南北分裂当中。

《三国志》的编写，因缘际会，恰好是在西晋“大一统”的年代完成。

▲ 清同治九年（1870）金陵书局刻本

正是由于有政治上的统一，才有重建“大一统”话语的要求，要求文化上也实现东西南北的合流。于是在这个时代，既有像年轻的诗人左思写下《三都赋》，以魏、蜀、吴三国的首都为题材，实际讲述“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陲为襟”而“榷惟庸蜀与鸲鹊同巢，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的道理，也有来自蜀国的陈寿写下《三国志》，叙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而三国历史的叙述，在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势必也要像《三都赋》写到西蜀公子、东吴王孙最终都被魏国先生折服，心甘情愿地接受“日不双丽，世无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的现实，而显示从魏、蜀、吴各自独立到西晋统一的历史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若非从三国分立走向统一，无论在观念还是在技术上，都很难想象会有同时书写三国史的必要，也很难想象会有基于丰富史料来全面把握三国史的可能。当然另一方面，立足于统一的西晋回看三国历史，从新朝看故国，也不是简单地忠实于故国历史就能够满足，最重要的，是要把故国历史、把三国各自演化的历史，按照新朝的观念，编入一个大一统的新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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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君仍是旧君，故国仍是故国

陈寿的“旧君故国之思”，他的乡土之情，恰如王鸣盛所说，都掩埋在《三国志》的叙述当中，从他还专门为蜀人写有《益部耆旧传》也可以看出来。不过，自从东晋的习凿齿发表《晋承汉统论》，主张“以晋承汉”，反对“虚尊不正之魏”，认为“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实际是“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对陈寿的《三国志》，渐渐地就有了一种批评的声音，说他一个蜀人，却处处站在魏的立场，不为故国张目，让人看了不舒服。如唐代的历史评论家刘知几，就特别重视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把魏武帝当作“篡逆”、称蜀亡即汉亡的写法，评价他“以魏为伪国”，乃是“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史通·探赜》）。

持这一观点而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本来是依据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而编写，《资治通鉴》写三国历史，采取的是魏的年号，表示魏为正统所在，然而朱熹认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到了《资治通鉴纲目》，统统改为蜀汉纪年。而这一做法，居然得到后来如元代赵居信的大加赞扬，称“一旦《通鉴纲目》之书出于千载之下，褒贬笔削，善恶俨然，向之讳诬之说，洗涤无疑，千载不平，一时净尽”（《蜀汉本末序》）。明清时代有名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也曾说：“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 ”（《读三国志法》）

“正统”这个观念，传统史家看得很重，尤其当分裂时代，更是要争正统，也就是要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所以南宋的洪迈说“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容斋随笔》），意思是讲东晋南北朝以来，对于谁是正统，讲究得最厉害。这样，在历史叙述尤其是分裂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便有了“正”与“不正”的区别，代表对历史的是非、善恶的评判，故欧阳修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统论》）

陈寿之为后来人诟病，主要就是他没有在《三国志》里替蜀国争一个正统。没有替蜀国争正统的表现，过去人又总结为大体两点：一是《三国志》中，只有《魏志》设了“纪”，分别为《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和《三少帝纪》，《蜀志》写刘二牧（刘焉、刘璋）、先主刘备、后主刘禅，都只称“传”，《吴志》写孙破虏讨逆（孙坚、孙策）、吴主孙权、三嗣主孙亮，也称“传”，这显然是对刘备父子不尊重。因为当时的史书主要有两种体例，一种是《春秋》式的编年体，一种是《史记》式的纪传体，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以个人传记为中心的，为体现人物的地位不同、身份各殊，他把帝王传都叫“本纪”，贵族和大夫传叫“世家”，普通人的传才是“列传”。班固的《汉书》也沿用了这个体例。陈寿模仿《史记》《汉书》的写法，他对人物的评价包括支持这种评价的历史观、价值观，也就通过他对纪、传的分配传达出来，这就是说魏是正统所在，蜀、吴都非正统。《蜀志》又不像《魏志》那样，第一个写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它还是以刘焉、刘璋为卷首，所以刘知几就曾怀疑它“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史通·编次》）

二是古时称天子死为崩，诸侯死为薨、殂，不同称谓，显示尊卑有别。《三国志》写曹操、曹丕、曹睿之死，都说是“崩”，写孙策、孙权之死，为“薨”，写刘备之死，则是“殂”，而刘禅之死是“薨”。这些用字，代表了陈寿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定位，于刘备、刘禅自然也很不公平、不尊敬。

▲ 魏文帝像

这是过去人对陈寿的批评。当然也有人为他辩护，譬如清代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四库馆臣就讲，陈寿身为晋武帝臣下，这样做，是迫于时势，“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后来梁启超的《论正统》也是发挥这个观点，认为陈寿如果不以魏为正，就等于是在挑战继承了魏的晋的合法性：

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

现代人已经不大会基于过去的正统观责怪陈寿，相反，很多学者都出来替他平反。金毓黻就指出陈寿以三国史并列分署，来表示三国的鼎立，而不是像《晋书》的那种办法，譬如只写一个“魏书”，将蜀、吴都以“载记”的形式附录其下，已经是表现出他虽未帝蜀，也未尝尊魏的立场（《中国史学史》）。还有人考究得更仔细，他们注意到在《三国志》里，对孙权、孙皓，始终是称“权”“皓”，而对刘备、刘禅，却是称“先主”“后主”，刘备的夫人也叫“皇后”，这一类“春秋笔法”，也证明了在陈寿心里，旧君仍是旧君，故国仍是故国。

▲ 刘备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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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没有什么“蜀魏之争”

蜀的亡国，正在魏晋禅代前夕。当时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还在，他表彰谯周“有全国之功”，召其到洛阳，而就在前往洛阳途中，谯周预见到司马昭的死亡，他用谶语告诉刚从洛阳回来的文立：“典午忽兮，月酉没兮。”果然，事不出其所料。陈寿在《蜀志 ·谯周传》里记下了这一细节，表明在魏晋禅代前后，谯周和他的学生们对于洛阳的政情，都极为关心。

在《魏志 ·文帝纪》里，陈寿写下过汉献帝持节奉玺绶禅位时，对魏王所讲“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等一席话，意思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你我只能顺应天命。这跟谯周说服刘禅投降时讲的“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是同一个道理。身为谯周的学生，陈寿也是在这样一个知识和逻辑系统里面，有同样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因此他不但记录下汉献帝的话，还配合这番说辞，写下“初，汉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的天象，预示“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至四十五年，“黄龙见谯”，便是魏文帝登基。再等到下一个四十五年，“襄武县（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着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 ’”这就发生在陈留王禅位前不到半年，诸如此类的很多迹象都表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魏志·三少帝纪》）。

陈寿是相信从过去到现在，诸如刘备跨有荆益、汉魏禅代、蜀降于魏、魏晋禅代以至“暗劣偷安，未喻天命”的孙皓降晋等，一系列发生在汉晋之间的历史变化，都是天命所授。尽管讲到孙权，他能骂得咬牙切齿，可是在《吴志·吴主传》里，他也没有忘记随时写下“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这样的祥瑞或灾异之兆。他把刘焉、刘璋的失败，也归结为“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认为刘焉“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刘璋“据土乱世”，都是欲望过多，超出了天命授予的范围。而他对诸葛亮最不以为然的一点，也是说诸葛亮太不在意保留蜀国这方面的官方记录。

所谓天命，即由汉家一统到三国分立、由三国分立到西晋统一，由后世小说家来说，便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陈寿这里，也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和现实。

▲ 魏文帝受禅碑

如果说魏是从魏武帝开始，就有了君临天下的合法性，那么晋的合法性，在陈寿看来，也是从司马宣王受命辅佐齐王到齐王被司马景王废除的时代，就开始建立。司马宣王即司马懿，在《三国志》里，除了《蜀志 ·后主传》写到诸葛亮与其在汉中对阵时，提到过“司马懿”这个名字，其他地方都写的是“司马宣王”，他儿子司马师为“司马景王”、司马昭为“司马文王”。这是由于魏陈留王登基不久，就封了司马昭为晋公、晋王，同时追命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陈寿就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称呼的，这也是晋朝初年的规矩。

陈寿写司马宣王、司马景王之死，因此也都称“薨”（《魏志·三少帝纪》），写司马文王之死，则称“崩”（《蜀志·谯周传》）。反过来，高贵乡公之死，却为“卒”，陈留王是“终馆于邺”。这一连串用语，也等于宣布魏的正统，大约在曹芳“归藩于齐”的时刻，就转移到了司马氏手中。

日本的小林春树曾以《汉书》和《三国志》作比较，指出为了维护汉代的正统性，班固的办法，就是拼命强调汉是一个永不衰亡的神圣王朝，可是陈寿不一样，他已经见过汉代的衰落及其禅让的不可避免，深知魏也与汉一样，有兴便有衰，不可能不朽，因此他也就成了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三國志の王朝観——〈漢書〉との比較をセンターとして》）。这话说得很彻底。就个人经验来看，陈寿经历过的政权转移、朝代更迭不止一次，所谓兴亡继绝，都已看惯，也许确实因此不会再那么执着于王朝永固的观念。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于晋武帝太康年间撰写《三国志》时，距离蜀的亡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这过去的二十年里，魏也亡，吴也亡，天下一统，他自己早做了晋人，当他在西晋洛阳回顾历史，魏、蜀、吴一样地都成了前尘往事。

更何况以一个晋人的立场，陈寿认为晋的历史，从司马懿时代就已经开启，那么魏的亡国，似乎更在蜀以前。在他那个时代，早已没有什么“蜀魏之争”，问题只在于是认同晋还是眷恋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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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由历史到演义

《三国志》撰成之初，在陈寿生前，就有张华、荀勖、陆机等不少人看到，好评如潮，张华还因此决定把晋朝国史的修纂托付给他：“当以《晋书》相付耳。”但不幸元康七年（297），经过几年仕途上的挫折，还来不及到太子中庶子任上，他就在洛阳病故了，终年六十五岁。

陈寿去世的消息一传出，范等人联想到汉武帝曾在司马相如弥留之际，派人去取他的遗书，其中就有关于封禅的极为重要的意见，便立刻上书，称《三国志》很有价值，“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应该赶紧去采录。于是，晋惠帝责令河南尹、洛阳令叫人到陈寿家里去抄写，这样，《三国志》也就成了一部官方认可的史书。在陈寿以前或者与他同时，其实还有不少人在写魏、蜀、吴三国历史，现在还能知道的，就有魏国的荀觊、阮籍、傅玄、王沉等写过《魏书》，鱼豢写过《魏略》，还有吴国的韦昭、薛莹、周昭、梁广等写过《吴书》，即便是在陈寿抱怨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蜀志 ·后主传》）的蜀国，也有王崇写过《蜀书》。当陈寿编写《三国志》时，上述史书或多或少都成为他的参考。不过这些官修、私纂的三国史，在陈寿的《三国志》成书、传布以后，都为其光芒所掩，逐渐散佚。

后来人比较“前四史”，往往说《三国志》的文字简洁、质朴，不像《史记》《后汉书》那么神采飞扬、激情四溢，然而在当时，也有人认为陈寿的文字只是不如司马相如艳丽，但足够“富艳”，《三国志》和《古国志》都称得上“品藻典雅”，显示作者“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据说张华还有过“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的话（《华阳国志本传》）。南朝宋齐时代的王僧虔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 ”（《诫子书》）他说自己在接触玄学以前，本来要学历史，那时是把《三国志》当床头书天天来看的，可见《三国志》是很重要的一部史书。齐梁时代的评论家刘勰对陈寿还有一个总结，说他的历史写作有根有据，不是简单抒情，也并不大而化之，叙事都经过剪裁和提炼，融入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文章和史实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能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 ”（《文心雕龙·史传》）说明叙事得体、文字漂亮，也曾是《三国志》备受赞扬的原因之一。

《三国志》的《魏志》《蜀志》《吴志》原来是各自独立，到北宋时才合刻为一书。在刻本以前，《三国志》的流传靠的是抄本。裴松之当年为《三国志》作注，就见到过不止一个抄本，他在《吴志·薛综传》“有犬为獨，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这句话的下面注释说：“臣松之见诸书本‘苟身’或作‘句身’，以为既云‘横目’，则宜曰‘句身’。”证明他所见为“诸本”即多种抄本，这些抄本又时有异同。《三国志》的抄本，二十世纪陆续发现，一个是在新疆的《吴志 ·虞翻传》残卷，一个是在敦煌的《吴志 ·步陟传》残卷，都是晋人所写，另外，还有在新疆发现的东晋人所写《吴志 ·吴主传》残卷和隋唐时期人写的《魏志 ·臧洪传》残卷。这些《三国志》抄本的残卷，既可用作校勘，可以当书法欣赏，还能反映《三国志》传播的情况。

▲ 晋写本《吴志》

而作为一部相当重要的正史，据说最晚在七世纪，《三国志》也就传到了日本（榎一雄《邪马台国》）。日本现在还收藏有一部南宋时代刻的《吴志》，相当珍贵。

现在能够看到元代人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已经是说书人对《三国志》的重新改编。大概自宋代起，就有人用通俗的方式讲三国故事，这样到元末明初，便有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一部仅仅是取材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地地道道小说。不过小说比史书的影响力更大，很快不胫而走，现在可以看到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嘉靖（1522—1567）年间所印，可是在朝鲜的文献记载中，他们的宣宗在 1569年已经看到了这部小说，韩国近年还发现了王朝时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铜活字本残卷，据说那些铜活字铸造于朝鲜王朝中宗十一年（1516）（金文京《新发现の朝鲜铜活字〈三国志通俗演义〉ついて》）。清代初年，由于多尔衮的授意，《三国志通俗演义》还被译成满文，这是它在汉语之外的第一个翻译本，其中有顺治七年（1650）的序文。满文译本之后，据说又有蒙文译本。然后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出现了第一个和文译本，便是元禄二年（1689）湖南文山序的《通俗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