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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讥》:“ 初升高冈,终陨幽壑。” 作者简介 郤正（？－278年），字令先，河南偃师人，本名纂，年少时父亲死去，母亲改嫁后虽然孤苦无依，但安贫好学，博览群书，后在蜀汉任职，官不过六百石。既不为黄皓所喜爱，也不被其厌恶。景耀六年冬，邓艾兵临成都城下，刘禅举国投降，郤正撰写投降书，蜀亡随刘禅被迁往洛阳，后在西晋任官。为巴西太守。著有诗、赋、论等近百篇。为《郤正集》，据《旧唐书》记载，此书唐时尚存，后佚。 公元278年（咸宁四年），郤正逝世。陈寿《三国志》：“郤正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 颠沛守义，不违忠节 郤正这个人物，能被后世者记住，主要归功于那个成语：乐不思蜀。这句成语出自《三国志· 蜀书· 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 一次，司马昭举行宴会，当时刘禅在座。司马昭故意命人表演蜀汉的歌舞，在场的蜀汉旧臣表现悲伤。而刘禅却是谈笑自若。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刘禅回答到：“此间乐，不思蜀。”后来郤正听说此事后，告诉刘禅：“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结果司马昭再次问起这个问题时，刘禅便按照郤正的说法进行回答。司马昭又问：“你这话怎么象是郤正说的呢？”刘禅吃惊地对司马昭说：“确实如你所说是郤正说给我听的。” 对于刘禅的回答这里，我们不做探讨。为什么郤正会告诉刘禅这么一句可能会触怒司马昭的话呢？难道郤正就不怕司马昭一怒之下杀了自己吗？这个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呢？ 说来也奇怪，后世都评论陈寿的《三国志》过于简略，尤其对自己的故国---蜀汉的人物记载更是特别少。但是陈寿却把郤正这个在三国历史上基本没有什么历史作用的小人物列传，让我们对郤正的生平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郤正（？一公元278年），字令先，河南偃师（今河南偃师）人。郤正的祖父叫做郤俭，在后汉末年担任过益州刺史。不过郤俭的名声不太好，《三国志· 刘二牧传》中说他“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汉灵帝纪》中更是引用了汉灵帝的诏书称郤俭是：“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是一个标准的“酷吏”。在郤俭治理的益州，民不聊生，终于引发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在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战斗中，郤俭身亡。不过，就算郤俭不死在马相、赵抵之首，也要被朝廷免职。郤正的父亲叫做郤揖，在刘备占领益州时，他在孟达的手下担任都督，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七月随孟达一起投降了曹魏，成为一个“叛徒”。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郤正，幼年的悲惨是可以想象的。更为不幸的是，那个“叛徒”父亲郤揖死的很早，母亲后来还改嫁了，只剩下郤正一个人孤苦伶仃，“单茕只立”。不过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郤正却是“安贫好学，博览坟籍”，没有自暴自弃，“ 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弱冠之年郤正便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并开始涉足仕途，出任秘书史，后来历任秘书令史、秘书郎，直至秘书令。这对于郤正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孤儿来说，不啻是一种恩赐。而郤正对于自己的出身和背景似乎也是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因此在入仕之后，一直是谨言慎行，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上。陈寿就在《三国志· 郤正传》中称赞他“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其所著《释讥》一文，便是其优秀文采的佐证。 郤正为官之时，正是宦官黄皓横行之日。很多蜀汉的大臣因为不满黄皓的淫威而遭到流放、免职，连皇帝刘禅的兄弟刘永也被外放，十余年不得回到成都。大将军姜维更是借故领兵在外，不敢回成都。而郤正却善于与黄皓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从这一段记载看，显然郤正的才能不被蜀汉当权者的重视。但是，郤正虽然不为黄皓喜爱，但总算是能够独善其身，保得平安。从表面上看，这是郤正的圆滑之处，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证明郤正根本不是个奸猾之人，而是一个真正的蜀汉忠臣。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蜀汉政权投降，郤正负责起草了降书。第二年，后主刘禅被迁往洛阳，生死未卜。当时的一班蜀汉旧臣竟然没人愿意陪同刘禅去，这时候只有郤正和殿中督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在洛阳期间，为了保障刘禅的人身安全，郤正“相导宜适，举动无阙”。“乐不思蜀”的故事便是郤正的杰作。郤正凭借自己的机智，使刘禅得以安享余生。刘禅对郤正的义举深为感动，“乃慨然叹息，恨知正之晚”。而当时西晋官员对郤正也是“时论嘉之”。其实对于后主刘禅，郤正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三国志?孟光传》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孟光问郤正后主刘禅的性情爱好，郤正也只是客观地提出“奉亲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举动出於仁恕”这些被孟光认为是“皆家户所有耳”的事实，并没有进行夸大和奉承。同时郤正又针对孟光的疑问，提出“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欢，既不得妄有所施为，且智调藏于胸怀，权略应时而发，此之有无，焉可豫设也？”的感慨，说明他对刘禅的暗弱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郤正在关键时刻却不顾自身安危，跟随旧主，这不禁让后人想起唐太宗李世民“疾风知劲草、动荡识忠臣”的名言。郤正除了文学上的才能以外，在地方治理方面也是有一定能力的。郤正在西晋政权得到了重用，赐爵关内侯、除安阳令、迁巴西太守，可悲的是，郤正的政治才能到此时才得到了真正的发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蜀汉政权后期政局的混乱和刘禅的统治水平。 陈寿评价郤正“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对其个人品格的一种赞扬。而晋武帝司马炎对郤正的评价则是更加客观、全面：“（郤）正昔在成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如此人物，虽然不象现代的某些学者评价的“是蜀汉末年唯一具备政治家才能的人，有文采、善韬晦，多智谋“那样有意拔高、突出，但确是具备一定才能的有用之士，不能为蜀汉所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蜀汉政权的灭亡是有其必然性的。 【释讥】家挟殊议，人怀异计。纵横者欲披其胷，徂诈者暂吐其舌。 【阅读】守正持义论郤正 张东 (勉县武侯祠博物馆，陕 西 勉 县 724200) 摘要 ：郤正在蜀汉后主身边当了三十年秘书，守中正，慕圣道;潜心文学，务职本分；既无攀附之为，也无阿谀之谄。其德范遐迩，尊古中直。许多人认为他有很高的才能和高尚的品格，应当另谋高就，展示才华以博取名声，留芳世间。而他却认为这些人目光短浅，与自己的心意相违拗，于是写了《释讥》一文来表达自己的志趣。文章汪洋恣肆，开合自如，表意明晰，说理透彻;既符合汉赋特征，又韵散结合，读来朗朗上口，音节和谐，实为汉末散体大赋之精品。文章还具有骈文化的趋向，带有散文向骈文过渡的时代特征。邓艾伐蜀，蜀汉举国降魏，后主刘禅被北迁，谷P正舍妻子只身相随，使刘禅在魏不受屈辱，他持正守义的行止，诠释了末世忠臣之操守，被史书肯定，被后世赞誉。 郤正是一位在蜀汉后主刘禅身边工作了三十年的机要人员，其才华横溢，文辞灿烂，声誉颇高而官位不显;他与权臣黄皓邻居相处了三十年，却既不被黄皓喜爱，也不被黄皓僧恨。他是怎样处世的？陈寿揭秘了他的生存法则，那就是不随世俯仰，守正持义。这对出仕的人来讲是很难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做到，本文愿推其本。 一、博览坟籍淡泊荣利 郤正，字令先（？一 278)，祖籍河南偃师。其祖父卻俭，在灵帝末年为益州刺史，因为赋敛百姓而造成益州混乱，激起民众反抗，后来被号称“黄巾军”的马秦、赵柢等所杀。卻正之父卻揖在孟达将军部下任职，“随达降魏”[1]_ ，早亡，故其母也改嫁了。从小没了父母的卻正，家庭破败，孤苦伶丁。又值天下三分，时局动荡，战争绵延，人民遭难。在无依无靠的苦难环境中，卻正经受了磨练，“安贫好学，博览坟籍”[1]。这在一个扰攘不宁、虚浮变幻的社会，能够在文化的海洋中寻觅人生真谛，实为可贵。经过幼年刻求于理性的追求，而于弱冠时就能写出好文章，在蜀汉的政治环境下被任用，且在皇帝身边做了秘书工作，这在常人看来，是极其美好的职业，羡慕和嫉妒的目光应是不乏的。 郤正却不以此为自豪，也不因此而骄傲。他以极其平常的心态来做好本职工作，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在典籍美文中探求真理、提高修养，并不在乎自身的荣利。作为皇帝身边的一位秘书，就应称职，就不能没有学问。于是他广求博学，对两汉以来文儒大家的论著，情有独钟，“自司马、王、杨、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1]从这些好的论著中感悟道理，寻求规律。 他安守本分，心无旁骛，在自己所处的岗位上凭借能力和阅历自然进阶。从秘书吏到秘书令，职位虽有提升，而俸禄却涨不了多少，但他却不在意这个方面。作为皇帝身边的秘书工作者，负责诏令章奏、文书起草，是否得体合时，责任重大。在皇帝身边掌管机要，他深知 “危 而不持，颠而不扶 ”[2]，焉用彼相的道理。有人认为他学问高深、道德高尚，希望他能向皇帝进忠言、驱邪恶，把握时机，飞黄腾达。认为他有“究古今之真伪，计时务之得失”[1]的能力，应当充分发挥，建功立业，博得好的名声，以留芳世间。而他却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这是目光短浅的说法。 郤正喜爱学习和写文章，符合古义。在立德、立名、立言之间，他选择的是立言。曹丕曾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3]要立言，就不能浮澡，要能沉得下心，不能驰骛时好、追逐名利。立言者，要先立德，凡古之言立者，皆有高尚的品德;言为心之声，巧言令色则不在立言的范畴;言之立，而名自传于后。故而他说在“辞穷路单”[1]时，则 “寻孔氏之遗艺，缀微言辞以存道。”[1]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他的执著求道，著述近百篇。陈寿评曰：“卻正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1]为什么有能力的人都在勇跃进取、展示自我、追名逐利，他却淡泊荣利、潜心学问？这与时局有关。自桓、灵衰颓以来，军阀混战几十年而天下未一。群雄蜂起，各献技艺。施谋展计，风驰电掣。汉鼎被分，汉光幽暗。一幕落而一幕起，城头变幻大王旗。如今天下三分，鹿死谁手尚未分明，而蜀汉之形势不容乐观。“方今朝士山积，髦俊成群”[1]，我又何必要跻身向前？兴衰有规律，启闭有定时。不追潮流，不图功利，尽心做好职分内的事；同时，“尊孔氏之遗艺，缀微辞以存道”，“九考不移，因其所执也”[1]。 二、操节持度中正不阿 人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生存的，不同的生活环境有不同的生存空间，会造成不同的价值取向。郤正从参加工作时起，就在中央政府工作，而且处在上流社会，参与机要事务，经常和皇帝与权臣相处，这就会有一定难度，是接近皇帝，还是靠近权臣？郤正选择了独立于二者的生存法则。 在蜀汉朝廷，自诸葛亮揽权以来，就存在了宫、府之间的微妙关系，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刘禅说: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1]这就是说，当时的执法赏罚宽严在宫、府间的标准并不一致。诸葛亮去世后，宫、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继续发展，有时甚至表面化了。陈柢、黄皓在宫中当权时，大将军姜维一度连成都都不敢回。而宫中的权欲之争更是很难把握，卻正在宫中，在皇帝身边，处在权臣与皇帝之间，是向皇上表述忠心而得以重用，还是讨好权臣以求升迁？这都不是他的操持。 他担任机要秘书以来，“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1]263年，曹魏三路大军伐蜀，其中邓艾一路偷渡阴平成功，突然出现在成都平原，蜀汉君臣慌乱，无计可施，谯周劝降成功。谯周之论，让刘禅举国降魏，卻正起草了降书。而在刘禅被迁洛阳，“蜀中大臣无翼从者，唯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1]；并使刘禅言谈举止无失宜之缺，刘禅方觉“恨知正之晚”[1]矣。 这就是说，卻正崇尚圣人之道，既无媚妩之情，又不攀龙附凤，对度的把握有自己的标准。守本分，持中正，不偏执，不进谗。自身不做龌龊事，半夜还怕鬼叫门？低调做人，循章理事，这是他自己的操守。 然舆论却不是这样，许多人认为，他具有很高的才能和美好的道德，有学识渊博、文采飞扬的丽质，却在宫中三十年，官位不得升迁，才华难以显现，对朝廷的贡献不大，老百姓也没有沾上他的光。这是为何呢？ 论者认为，他没有把珪璋之质表现出来，没有尽力把自己的才华展露出来，有才德而不济世，这是很不应该的。并建议他另辟蹊径，重驾辕车，在广阔的大道上驰驿奔轺。博取功名利禄，史册留名，这并没有什么恶意，也没有什么不妥贴之处。既然入仕，就应发挥无余。孔子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2]然而，他却以为这种世俗之论不合心意，并认为是讥笑自己，于是写了《释讥》，以详表心迹。 在《释讥》中，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建功立业者、博取声誉者、敬奉技艺者，各有所谋，各有所图，而俱有得失。“故鞅法穷而慝作，斯义败而奸成，吕门大而宗灭，韩辩立而身刑。”[1]这些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奇邪蜂动，智故萌生，或饰真以仇伪，或挟邪以干荣，或诡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弃直就侫[nìng]”[1]之徒，他们的作为就更不可取了。“是以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彼咎戾，超然高举，宁曳尾于塗中，秽濁世之休誉。” 大汉的兴隆，大汉的德泽，大汉的和谐，使人振奋；大汉的衰颓，大汉的光暗，也符合兴废之规律。虽蜀承汉业，欲继德兴仁，也人才济济，“犹鱗介之潜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邓林，游禽逝不为之鲜，浮鲂臻不为之殷。”[1]我虽在鱼、鸟之中，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何必一定要排摈他人而上位呢？守本分之职而有缺，无推卸责任愿受罚。过失大而不能胜职时，则退回乡里，自食其力，并研究圣道，尊古中直。何必一定要取贵尊荣，留名青史？我在官三十年，奉行的就是这个原则啊！我没升迁，也没遭贬，是遵循古道的结果。我也生怕在做官的晚期丢官，是因为我不愿在官宦的末期招致祸患。 如若按常人之讥议，他可挺拔而上，出人头地，赫赫龙章，铄铄车服”[1]。黄皓比屋邻，皇帝在身边，攀龙附权贵，利事尽可为。但，所学不可违，意志不可移。邪不侵淫，利无可诱，正而不阿，中而不倚。这就是他的处世法则，也是他的节持。“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 三、辞章廓达气贯宏旨 郤正因安贫好学，文章写的好而被选拔在皇帝身边担任秘书一职，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虽有职升，但官位不高，薪禄不厚，而他却从无怨言，也没有转换岗位或高就的奢望。他崇拜阅读的那些好文章，对他的写作影响深刻，特别在文风和体裁上。司马相如、王褒、杨雄、班固、傅毅、张衡、蔡邕等都是散体大赋的高手，对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各有贡献。因大量优秀赋文的出现，才使赋这种文体成为了汉代文学的代表体裁，特别是散体大赋，代表着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郤正的《释讥》，从体裁上看，继承了两汉大赋的特点。“赋”这种文学体裁，最初是《诗经》文学“赋、比、兴”的手法之一，它的特点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4]。“赋 ”由《诗经》中的表现手法之一演变成一种文学体式，与时代进步有关，也与“辞”体诗相襟连。战国楚国屈原等的楚体诗被后人称之为“楚辞”，楚辞较之《诗经》来讲，虽然都是韵文，但是形式更加灵活，句式长短不拘，更有利于抒情和表现更广阔的内容。汉帝国建立后，休养生息，对文化的繁荣起到了恢复、发展的作用。反过来说，文化的繁荣进步又对汉帝国的政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汉武帝时，国力增强，国运昌盛，于是“兴废继绝，润色鸿业”[4]的汉赋特别发展。汉武帝对文章策论非常看重，诗、辞这种韵味十足的言文，不足以述论时政，也不足以体现当代的语言艺术，故而文俊之士在武帝的倡导下，以散文为骨架，以读诵悦耳为形式，吸收诗、辞的韵律入文，遂形成赋体散文。赋体散文有很好的表意效果，读来又朗朗上口，故而为汉代文学之士所追求。《释讥》在形式上完全符合汉赋的体式，既铺陈其事，又框用了主客对答体，还有很好的韵律感。从他对大汉和蜀汉的歌颂情形看，也不失为“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之佳作。 《释讥》作为汉末赋体散文的杰作而被陈寿《三国志》全文著录，从这篇文章中还可看出，它有骈文化的倾向，大量的四、六文句，和对偶的句式，体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南北朝骈文直接脱胎于汉赋，那么在卻正的这篇赋中是能找到影子的。如果说，南北朝骈偶化句式的鼻祖可以追溯到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书》，那么《释讥》几乎可以说是已经接近于骈文了。卻正用两汉最通行又最具有表现力的赋来抒展胸意，通过解释别人对自己的讥议来告诉世人一些哲理：举虞舜的告诫，孔子的忧虑，从三皇五帝的兴起到汉王朝的德范，这是正道的一面。而先秦的合纵联横，诡诈异道，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巧立功名，摄取利禄的目的，这是君子不可取的。我当然慕的是圣道，绝不巧取功利，既不靠前，也不落伍，任其自然，随时而化。不愿像屈原那样清醒，也不愿像渔父那样沉醉。在仕途方面无所追求，在功名方面淡泊随安。我没有特殊的绝技和高超的本领，鸡鸣狗盗之事不为，巧言令色之辞不好，不求出人头地，只图守正慕道。安贫守己，乐乎天命，这也是我老师的教导。 文章大开大合，启闭自如。理念新颖，不逐兔追鹿。既批评讥议，又表达心迹。辞彩华实，不卑不亢。言尽意到，入理入微。中正作人，一旨贯通。胸襟廓达，正义在执。功名利禄无所求，坦荡胸怀何怕讥！ 四、守义不辱 史鉴忠贞 郤正，不是不想作为，也不是不愿出任他职，那要视什么情形而定。在晋朝，他做过安阳县令，因为有政绩，被擢升为巴西太守。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说: “正昔在成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其以正为巴西太守。”[1]他在蜀汉，虽在皇帝身边掌管机要，但弱蜀的气数将尽，如果自己奋起做事，也无益于朝廷与生民。既然吃了官饭，就要对得住这份差事。奋激博取，不合时宜。务职本分，恪守正义，使其君不耻不辱，乃为正理。潜心文章，探寻奥秘。是故在蜀汉宫廷三十年，不求升迁，是有所思虑的。 圣道中的幽远，八荒中的极地，在其心目中。谯周劝降，文出其手，是职分所致。而钟会乱成都，郤正及张通舍妻子主动随后主北迁，何则？忠义使之然。如果说谯周议降之谋使“刘氏无虞，一邦蒙赖 ”[1] 的话，那么卻正的作为则是“刘氏无虞”之保障。故，刘禅叹恨识卻正之晚。道义、中正使郤正青史留美名。 《三国志》说：“后主赖正相导宜适，举动无阙”[1]《汉晋春秋》则说:“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_这段话是否有调侃刘禅君臣之意味，笔者不作解释。但两种说词对立而存于不同的史书，一则说在卻正的相导下，后主在魏，无缺失之举;一则说卻正在为后主补堵缺漏，并留下历史笑料。谁是谁非，智者辨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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