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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世纪国语政策的嬗变及其背景 文/张维佳、崔蒙 19 世纪中期，实行近700 年的日本幕府时代式微。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迅猛冲击着封建自然经济，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从德川幕府夺回了统治权，开始了史称“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明治维新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消除幕府的封建制度及其影响，在各方面实现全国统一，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学者乔纳森·普尔认为，语言的统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明治政府想要使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就必须实现国内的语言统一。 然而，当时日本实现国内语言统一的难度非常大。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对内实行“幕藩体制”，限制自由贸易。由于幕府设立的各藩彼此封闭隔绝，藩属民众不能随意离开藩国，使得日本各地方言的差异极大，甚至已经达到相互之间无法沟通交流的地步。 江户时代的旅行家、地理学者古川古松轩在他的《东游杂记》中就记载了各地方言无法沟通的情况： 无论男女，语皆不解，所不解者十之二三。领主使通城下事之二三人随侍巡见使，又因南部之语难解，另使二通译相随，遇通译亦不能解之时，人皆大笑。  古川古松轩的《东游杂记》 除了语言的地域差异之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语言差异也不小。江户时代普通市民使用的“町人”用语和武士、公卿使用的词汇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成为一种“社会方言”。如：町人语言（又称江户讹音）以工商业者聚居的江户下町俗语为主，主要语音特征是：hi、hya、hyu、hyo 等中的辅音腭化为si、sya、syu、syo；ai、ae、oi等复元音单化为长音e；ui 单化为长音i。 武家语言主要是武士阶层使用的，后来成为日语标准语基础——山手语言的主体。公家语言（又称京语言）的主要使用者是京都的宫廷皇室、公卿贵族和供职于宫廷的女官，现在只残留在少数神社寺庙中。其语言特征主要有：将长元音发为短元音，如gakkou（学校）发成gakko，而只有一个音拍的名词会拖长，如ka（蚊子）读成kah，另外形容词的连用形会发生u 音变，如utsukusiku（美丽地）变成utsukusyuu。和町人语言相比，武家语言和公家语言使用汉语词较多，公家语言还要更加频繁地使用敬语。 因此，面对方言的巨大差异和语言统一的迫切需求，当时就有不少日本学者都提出了有关国语标准的看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下三位： （1）三宅米吉  1886 年，民间学者三宅米吉在《关于诸国方音》一文中提出了语言统一的三种方案：第一是雅言主义，即以古语作为标准，全国的方言都要改为古语；第二是现代语主义，即在京都方言和东京方言中选择一种作为标准；第三是方言多数决定主义，即调查全国方言，选择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作为标准。 （2）冈仓由三郎 1902 年，冈仓由三郎在《应用语言学十回讲话》中指出，三宅的方法是间接方法，他认为三宅的方法是危险的，提出应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逐渐纠正地方话、导入中央语的方案。此外，冈仓还是“标准语”一词的命名人。“标准语”来自英文的“Standard Language”，这个名称由冈仓翻译，最早出现在冈仓1890 年编著的《日本语学一斑》一书中。 （3）上田万年 1895 年，上田万年在著作《为了国语》中明确地提出国语的理想是标准语。书中介绍了欧洲发达国家确立标准语的情况，认为日本非常有必要确立一种美好洗练的标准语。上田认为当时有教养的东京人所使用的东京话具有成为标准语的资格，并且明确表明在语言问题上赞成采取中央集权主义的方式。 日本学者在评价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时，认为三宅的构想是从社会和经济角度出发，冈仓的方法是教育的角度，而上田的方法是政治的方法。但我们认为，这三位学者实际上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内容。三宅提出的是标准语的语言选择，冈仓讨论的是标准语的推广方式，而上田提出了标准语的方言基础和主导地位。应该说，单独看三位学者的观点都有不足之处，但将这三种观点结合在一起就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标准语方案。 除了学者方案以外，明治政府也积极推进国内语言的统一。政府首先通过调查的方式全面了解国内语言状况。1900 年，成立了国语调查委员会，并在两年后开始了以下四项工作： （1）调查音韵文字； （2）调查言文一致体； （3）调查国语语音体系； （4）调查方言和选定标准语。 《口语法》中第一次对日本的“国语”做了明确的规定：日本的国语称为“标准语”，是“今日东京有教养之人使用的口语”。到昭和16 年，神保格的《标准语研究》将标准语明确规定为“东京山手地区有教养的人们使用的语言”，这个定义直到二战之前都占有支配性地位。标准语确立后，明治政府下大力气加以推广，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标准语就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  如今，山手线铁路环绕东京都心重要区域，几乎大部份的大景点都在山手线沿线停站附近 我们认为标准语的成功推广首先要归功于日本政府的大力推行，此外，以下几方面因素也在标准语推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国家、民族意识的高涨：明治维新之前，诸藩的割据状态造成日本人普遍只有藩国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日本人”的概念。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国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复苏。到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胜利使得国家和民族意识获得了空前高涨。不仅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推行力度，民众也更加乐于接受。 2.学校教育的普及：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教育是传统的私塾、官学模式，学习内容以汉文典籍为主。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建立了现代化学校教育体系，儿童的就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而学校国语科教育的主要方针之一就是标准语教育。 3.传播媒体的发展：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报纸和广播开始逐渐普及开来，成为标准语推广和传播的重要途径。 日本的标准语政策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伴随着标准语的普及，方言废存问题也越发突显。 首先从“标准语”这一名称来看，除了政府规定的这种标准语言之外，各地方的日语方言都是“不标准”的，应该规范。另外，因为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一切跟标准语不同的各地方言（包括社会方言）则被看作“语言的分裂”，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因此，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广标准语的形势下，整个社会似乎用一种近乎仇视的眼光看待方言，认为它们是“社会之恶”，是危害国家和社会语言统一的丑恶现象。 明治三十年之后更是出现了要彻底消灭方言的“方言矫正”和“方言扑灭”思想。 所谓“方言矫正”，主要是要纠正方言发音，使之向标准语靠拢。这种方法以发音生理作为理论基础，将方言视为一种需要矫正的发音缺陷。这种观念一度成为日本教育界的主流思想，学校的国语教育都遵从这种方法。而“方言扑灭”则是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将方言视为扰乱国家统一的政治祸害，必须要严加根除。 这两种思想都对日本社会起到了重大影响，并且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二战结束之后，这两种错误的认识才真正得到纠正。 其次，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不仅承载了一个地域的地域文化、风俗习惯，也寄托了方言区民众的情感。日本“方言扑灭”运动没有从科学合理的角度认识方言，该运动的两大指导思想一种把方言看作生理疾病，一种把方言当作影响国家统一的要素，极易伤害方言区民众的情感。实际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导致了“方言自卑”心理的产生。“方言自卑”主要指语言使用者对自己的方言抱有自卑心理。当时的日本，除东京以外地区的民众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心理意识，有些年轻人因为方言自卑心理而失去说话的勇气，最严重的还有人因此而自杀。 尽管“方言扑灭”运动存在种种弊病，但是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之下其效果得到迅速显现。到二战结束时，虽然日本各地的方言依然存在，但原本严重到无法交流的方言口音已经消失了。 日本政府在消灭方言方面的力度相当大。在学校里只能说标准语，严格限制使用方言。如果来自方言区的学生被发现使用方言，就要在身上挂上一块“方言牌”，直到他发现其他说方言的人，才能把“方言牌”从自己身上摘下来，挂到那个人的身上。在社会上方言使用者也会受到嘲笑和讥讽。 日本国语学者对“方言扑灭”运动普遍评价不高，认为这是一场“令人悲伤”的运动。我们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方言扑灭”运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造成了影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一般来说，个人的语言选择往往会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具有社会和经济价值的语言。以当时日本社会的情况而言，跟方言使用者相比，标准语使用者的确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即便政府不去强行“扑灭”方言，民众看到标准语带来的实际价值后也会自觉地选择标准语。强行推广标准语、扑灭方言，虽然可能缩短了语言选择的过渡时间，效果也更显著，但却剥夺了民众的语言选择权，造成集权威压的气氛。 本文节选自： 张维佳、崔蒙（2014），日本20世纪国语政策的嬗变及其背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1（2）：45-53。 本文由作者授权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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