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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鲁:每个人都能读懂波伏娃

 李涣 2017-02-07

作者:徐晗溪

1月9日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诞辰。她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女作家,1908年,波伏娃诞生于法国巴黎,从巴黎高师哲学系毕业之后,她便走上一条与哲学相伴一生的传奇之路。

她是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终身伴侣,并深受其影响。她的《第二性》被称为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女性主义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上世纪80年代,《第二性》英译本被引入中国,成为众多知识女性的必读书,但遗憾的是英译本并不完整,有大量删节。

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购得法文版,成为“唯一法译中全译本”,这部20世纪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终于有了一个由原文直译的“全译本”,《第二性》的译者郑克鲁先生,更是凭借这部著作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波伏娃的思想史成就比小说更大

1月10日傍晚,海南日报记者连线远在上海的郑克鲁先生。郑老的声音洪亮而爽朗,思维敏捷且活跃,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位78岁的老人。

许多人知道郑克鲁先生的名字,是通过《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法国抒情诗选》等法国文学作品。实际上,他不仅是位翻译家,还是位学者,他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是国内中文系学生普遍使用的教材。

“波伏娃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也许不是在小说创作上,而是在思想史方面”。与一般的翻译者不同,郑克鲁会从文学史的角度宏观看待一位作家。“这本书是可以传世的经典,值得花时间翻译。”

《第二性》是他第一次翻译法国理论著作,在这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请他翻译法国著名作家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但是郑老拒绝了,他认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说一般,所以,“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随着年龄增大,我觉得要珍惜时间,便以翻译第一流作品为主。”

波伏娃著作颇丰,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和理论著述,在郑克鲁看来,她的小说体现了存在主义观点,在现当代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可是就存在主义文学而言,她的地位列在萨特和加缪之后,与他们还有一段距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性》最初于1948年在《现代》杂志上连载,次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关于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论色彩、自成体系的著作。从理论上看,似乎这方面的著作还没有出其右者。”郑老总结道。

最懂女人的大部头

此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有过几种翻译,“或译文不够理想,或删节过多,虽然标明是‘全译本’,但由于英文译者往往喜欢删节,致使我国读者无法窥全豹。”在郑老看来,这些删节内容,并非无足轻重的“啰嗦”,有的恰恰既是此书的精华所在,也是本书的趣味所在。

“别看《第二性》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并不艰深难懂,语言深入浅出,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的理论著作。”在郑克鲁看来,《第二性》之所以成为波伏娃的顶尖作品,绝非偶然。

从波伏娃的自述可以得知,她从青年时期已经开始注意女性问题,广泛搜集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并从各个方面增加自己的知识,力图穷尽这个问题的内涵。到了她动笔写作时,波伏娃已步入中年,进入思想成熟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性运动又一次高涨,女权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第二性》正是在此状况下应运而生。

那么,作为一名男性,在翻译一部女性理论著作时,会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呢?当被问到这个问题,郑老反问记者道,“女性一定比男性更了解女性吗?就像男性一定比女性更了解男性吗?”

郑老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波伏娃女士在书中给了新的观点:她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是波伏娃对女人的理解。在她看来,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就如此的,是男人、社会使她成为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予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

但是波伏娃没有在书中提出要让女人成为第一性,她只是指出女性属于第二性的不合理,这是全书的出发点,由此探索女人如何变成第二性。在郑克鲁看来,这恰恰是波伏娃的可贵之处,她敢于直面女人本身存在的弱点,以现实的明智的态度去对待女人问题,并不讳言女人的生理弱点,以此分析历史上男人为何能统治女人,而不是仅仅气势汹汹地发出不平之鸣。

女人为什么不能创造各民族的历史,女人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呢?在波伏娃看来,这有女人本身的问题,也有社会造成的缘由,她没有在书中夸大女人应有的作用,而是一一摆出女人在人类历史上所遭遇的悲剧命运,最鲜明而又最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女人的处境。

郑克鲁认为,正是这种理性的态度,让波伏娃超出一般的女权主义者。“每个女孩子最好都要读一下《第二性》,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郑老建议道。

不可复制的波伏娃

提及波伏娃,她与萨特的爱情故事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她深受萨特影响,也非常崇拜萨特。”作为老一辈学者,郑老感慨道,“她与萨特可以一辈子不结婚,以终身伴侣的关系相处,可除了他们俩,一般人又有谁能真正做得到呢?”

在《第二性》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大部分婚姻仍然是父母安排的,金钱起到头等作用,而且少女比年轻男子更主动。这种情况在欧洲各国大致相同。对此,波伏娃则认为将婚姻和爱情协调起来不是易事,门当户对的婚姻不一定能产生爱情,想以爱情来获得男女平等是一种幻想。

在郑老看来,波伏娃的论述有不少真知灼见,敢于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她对少女、婚姻、家庭生活、妓女、恋爱等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有的看法不能令人完全接受。

波伏娃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第二性》所引材料翔实,论证严密。郑老称他虽然不能全部赞同波伏娃的全部观点,但她依然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是法国人,法国人有法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可能像波伏娃那样生活。”作为中国人,郑老认为我们要学好汉语,吃透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真正学贯中西。对他来说,学不好中文,根本不足以言西方。(徐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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