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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选自《知识的不确定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王昺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 笃行“梦之城堡” 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 1922273801@qq.com 社会科学确定性之终结 怎样应对不确定性可能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古老的社会问题之一。一万年前，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了解远比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要少，生存的不确定性可能因此而十分令人恐惧。他们无法成功地预测自然环境的短期或长期变化，无法确定是否即刻会与家人找到所必需的食物与住所，无法确定会在何时以及什么情况下面对致命的敌人——野兽或人类。他们甚至责怪自己招致了这令人讨厌的不确定性。这也许就是神话“逐出伊甸园”的寓意。 这种不确定性无疑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而疑虑本身也只能加重危险。因此，为减少危险，人类求助于确定性的载体：巫术与巫师，神灵与牧师，集团和共同体的至尊权力与那些体现并行使这种权力的人。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减少了疑虑和恐惧，因此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然而，所有这些确定性的载体当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作出正确的预测或逆反式的解释。实际上仍存在着无数令人惊讶的事物，且有一些是非常令人担心的。这仍然是一种自我指认的分析模式。如果结果预测错误，或者未预料到的令人烦扰的事情确实发生了，那么最可能受到指责的往往不是对确定性的可能存在或证实确定性的体系的信仰，而是以确定性为业的人们——巫师、牧师甚至皇帝(用中国话说，他是天命已绝)。 现代世界体系(亦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需要高效运行，需要较高精确度的预测。如果没有这种预测，那么对其运行至关重要的投资方式将永远不会达到其发展与繁荣的广度与保险水平。因此，社会对一种新的确定真理的模式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和认可。我们称这种模式为科学，更准确地说是现代科学。 科学家们必须在其文化价值仍以早期证实确定性的模式为基础的世界中，为科学打天下，这种打拼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哲学家们抨击已知真理(这些真理只能由或至少最好由牧师和神职机构掌握)的意义。哲学家们认为所有人天生具有独立的推理和进而认识真理的能力。当然他们也承认并非所有人都能轻易做到这一点，一些人(即哲学家们)能比其他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但哲学家们的兴趣主要在于否认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宣告真理的权力。有人也许会说，这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现代化所传递的主要文化信息，而这种信息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被成功地转化成了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日常信念。 哲学家们主张，人们普遍的合理意见乃真理之源；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正具体体现了哲学家们的这一主张。科学家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判断某个特定的人声称已经通过推理发现的真理是合理的呢?特别是在有着许多针锋相对的声称自己发现了真理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呢?科学家们回答说，真理主张必须通过实践证据证实其有效，而且这些证据必须通过由科学领域的人员重复使用的特定的方法来收集。事实上，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科学家——具有真正的权利被确认为真理主张的载体。实际上到19世纪时，科学家们已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确实赢得了社会的认可，成了其世界性的真理主张受到尊敬的仅有的一群人。 这种科学信条具有一种不寻常的特征。一方面，科学家在理论上声称完全反对将权威作为真理主张合理化的基础，对可能提出合理的真理主张的人持完全平等的态度。他们认为存在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任何人都能在这个市场上提出他们的真理主张，并提供他们说服他人的证据。然后，公众或者认为有理而接受这真理主张，或者认为无理而加以拒绝。在这个自由的思想市场中没有预设的限制，而从前的先验论现在受到了质疑，已无立足之处了。 但另一方面，科学家实际上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并不完全相信所有权威都是不合理的，亦不相信所有人都可能在思想市场上提出真理主张；他们确实相信，每一个特定的科学分支领域中都有少数专家小组形成了集体权威。除非存在强有力的证据对他们进行反驳，否则这些集体权威尽管不是完美的，也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科学家确实相信，只有受过某种专业训练的人在思想市场上提出的真理主张才有资格得到认真对待，少有例外。当受到挑战时，科学家们指出：尽管实际上他们不那么容易接受他人观点，但原则上(不时在实践中)他们还是愿意破例的。在持客观主场的评论家看来，对20世纪科学家的敬意好像不应该与对巫师、牧师和以前的共同体的至尊权威人士的敬意有所不同。 这一原则可用于判断他们所提出的真理主张是体现了“确定性”还是仅仅体现了“可能性”。然而科学家固执地散布惯于怀疑的优点(“你是怎样知道你所声称知道的事情的呢?”)以及当前知识的局限性(“所有真理都是暂时的”)。他们也认为确定性在本质上可能是存在的，因此万物都能被确知的那一天总会来临。这是决定论的反映，对于我们所称的现代科学非常重要。爱因斯坦说过，上帝玩不转宇宙，这表达了他对现代科学的深信不疑。决定论是牛顿力学的中心，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基础科学课程及其他所有科学活动的榜样。决定论与直线性、平衡性与可逆性一起构成了一套最主要的标准，被用来判定理论上的解释是否是“科学的”。 我们都意识到在过去的100年间，尤其是过去30年中，科学的这一牛顿学说模式受到了极端反基督教者以及模式物理和数学本身的严峻挑战。我将不详细描述这一挑战，只简单提一下这一挑战所提出的替代口号：可能性取代确定性；决定论之混沌取代决定论；远离平衡性、趋于两歧状况的态势取代直线性；分数取代整数；时间流向取代可逆性；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取代科学与人文思想毫无关联性。 我希望看到源自科学内部的对牛顿学说的挑战给社会科学带来的影响。我想指出能够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是以我们达到确定性这一文化目标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是19世纪末在牛顿学说的文化主导地位影响下确立起来的。在这里我不评论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因为他们寻求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裂缝中为自己开辟一块空间。1945年以后，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研究一般规律的学科变得越来越定量化，并且坚持决定论的社会体系这一假设。他们反复强调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认识普遍性的、与他们认为物理学所能阐述的东西相似的法则。实际中他们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他们甚至无法作出非常准确的值得社会称赞的短期预测。受到攻击时，社会科学家们把这些失败归因于他们整体上还不成熟，尚未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简言之，他们指责的是自己的能力水平而不是他们阐述理论的方式。 社会科学家们共同对牛顿力学进行攻击，他们认为糟糕的预测可能不是由于作为实证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家的失败，而是由于他们采纳牛顿力学的方法和理论假设所导致的。简言之，社会科学家们现在能够第一次认真考虑他们曾坚决否决过的常识性命题：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我之所以把它称为常识性命题，是因为如果被问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种断言如此不言而喻，以致他们难以想象任何人(甚至社会学家们)会有疑问。 我想要探讨的是，假如我们采纳这种常识性命题，社会科学又将如何?现在普里高津(Prigogine)和许多其他人认为它是一种科学命题，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让我们从古老的描述开始：宇宙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永无止境地流动着。“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种描述怎么会与那种认为存在着适用于宇宙每个角落的普遍法则这一观点一致呢?只有假定某个人具有拉普拉斯(Laplace)的学识，推定宇宙外部有个人知道这些法则并能够预测到河流的每一个曲曲弯弯的地方，才能够取得一致。如果我们撇开拉普拉斯的学识径直提出：所有的过程都往往要打破平衡，而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两歧现象——也就是说，体系已经到了具有两个或更多的致使过程平衡的解决方案时，又会发生什么呢?我的观点是，当我们必须继续探索体系内部过程的规律时，体系本身在不断地打破平衡，因此到某一时刻就会发生转化，结果是我们已经观察到的规律再也不接近现实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应付矛盾了。一方面，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只能在某一时空范围内站得住脚，所以很少很少的利益能称得上是“普遍性的”；另一方面，尽管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但显然世界上并非没有解释这些变化的方式。这些变化分为两类——一些是体系发展规律本身固有的变化，一些是过渡到或转化到不同的体系环境中的变化。 下文中普里高津告诉我们有关自然现象中的两歧状态：
请允许我用我们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解读这一观点。我称我们对之进行研究的人类社会领域的体系为“历史(社会)体系”；这里我所说历史(社会)体系是指某种具有空间界限(即使界限随时间而变化)并且在历史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整体。为把这种社会整体称为一个体系，我们必须指出它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在其发展进程中，完整地保持了某些重要特征；为讨论一种发展的体系，我们必须确定其作为一种体系而开始存在的时间；为讨论体系的两歧状态，我们必须确定这一体系出现体系危机的时间(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为现在的体系确定将来出现危机的时间)。简言之，我们需要分析三个不同的时期：形成时期、体系正常运行和发展时期、两歧状态或体系危机时期。 仔细观察历史体系的这些明显特征，立即发现每一种标准所涉及的衡量方法至少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下是很难掌握的。鉴于任何体系(也许甚至整个宇宙)都无法脱离一个更大的、至少会对其运行产生偶尔(甚至更为严重)影响的环境，体系怎样才能“相对独立地”运行呢?我们如何确定一个体系的哪些特征是至关重要的呢?又怎样确知其完整无缺呢?我们如何确定社会体系的界限——尤其是在我们认为其界限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确定一个体系的形成时间或两歧状态／体系危机的时间呢? 答案必然是：所有这些科学任务都绝非易事，如果具体分析某一历史社会体系，必将在社会科学家当中引起激烈争论。尽管存在对提出的资料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争议，但这并不能使理论模式失效，也不意味着我们会逃避寻找这种资料的责任。可以获取资料，可以由不同的渠道提供资料，但都会引起历史社会结构中地位不同的人们大相径庭的解释。这并不是说在一些比其他解释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的基础上达成相对的暂时一致毫无希望，只是说我们必须自我意识到所有解释者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偏见，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思考，矫正得出的结论，从而减少各种偏见所造成的影响。简言之，为了探知对不确定的社会现实所作的似乎真实的解释，我们所需要的是方法论，而这方法论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 我认为：这一方法论的关键因素是，我们如何具体使用像变化、危机和两歧状态这些术语。如果它们的定义太含糊，我们可以忽略这些术语的效用。最大的危险是由于变化是永恒的，所以一切都被确定为危机，路途上的每一次转折都是一个重要的两歧状态。当然，从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所有过去的事件都是现在的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明示为什么现在所经历的现实只能是这样而非他状(由于现实是沿着既定的路途、作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社会选择发展而成的)这一意义上说，一切都是危机，两歧状态时刻显现。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说过“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界定的应用使所有的分析都失效，使我们的学术任务变成了重现宇宙的无穷历史这一既不可能又毫无意义的任务。 所以，我们必须立即区分主要变化与次要变化、衰退期与体系危机、选择与两歧状态。当然，这清楚地反映在普里高津对两歧状态与旁系选择的概然论过程的区分中。但是把这一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时，似乎会出现较大偏差，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忽略这主要的不同点。因此让我回到我原来的观点：分析任何历史社会体系时，都存在三个时间段——形成阶段、正常运行阶段和体系危机阶段。每个阶段均非转瞬即逝，当我们论及一个体系的正常运行阶段时，很明显我们通常指的是比形成阶段或体系危机阶段更长的一个时段。 事实上社会科学多半是在记述关于历史体系的正常运行阶段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能完全意识到一个历史体系的开始与结束是特殊的、罕见的时刻，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我们会忽视历史体系是有限而短暂的这一事实，会忽视学者们用资料来对比处于完全不同历史体系中的不同事件的情形这一事实。这些对比很容易导致令人怀疑的、甚至是错误的或不切题的论断。在此对泛化论者们进行批评的研究特殊规律的经典评论文章可以指出许多严重的学术谬误事例。但如果把这些分析放在单一的历史体系中，我们也能相对容易地提出整套的似乎真实并可以重复使用的一般性法则。在这里，研究一般规律模式的拥护者们找到了他们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使他们认为他们的基本认识论已经得到证实。 我想提出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方针，它可以使我们同时观察到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体系的所谓本质特征保持不变，另一方面是使体系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以至必然在某一时刻出现两歧状态。我把这种方法论上的指导方针称为对周期节律和长期发展趋势的探寻。周期节律这一概念认为存在某种平衡，但通常是一种运动中的平衡。这一概念还认为在任何过程中都存在“干扰”，其结果总是出现波动；如果用图来表示这些波动，则会呈现出长度不一的多重周期形式。尽管所有体系中都存在所谓的“干扰”，但周期却是体系的固有属性，无论这种周期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中的，它们都可以被计量。当然，这种图示并不涉及具体且不变的时间间隔。相反，人们认为：在所有复杂体系中，因为大多数周期确实存在，所以它们是可以被描绘的，是一些近似的准则，且显示出较大的循环往复的可能性。然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使波动不可避免并且循环发生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完全可以被描述出来的。 当然，在特定的历史体系中周期节律的次数可能会很多，人们不仅仅希望揭示出一些更重要或更长久的周期节律，也希望对比较重要的周期节律的特殊结果作出解释。但也许会是这样：为解释其他的特殊性，人们应该注意一些不太重要的相关周期节律。不管怎样，对周期节律的描述就是对体系运行特征的描述；正是这些特征使我们可以称之为体系。在这方面，历史社会体系并不特殊，只是更为复杂，因此对这些周期节律的计量——哪怕是近似的计量——很难进行。 事实上，由于体系中存在不断变化的复杂事件，实际中的周期节律总是呈现不完全的对称，平衡也总是在变动，通常朝着某一特定方向变动。这使我们想起决定论的文献中经常描述的体系直线性，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长期发展趋势。我们常常忽略而没有分析的一点是多数趋势——至少是历史社会体系中的多数趋势——不能被无限延展，因为它们达到了某种固有的极限。让我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假设世界上的人口通过自然繁殖能够无限度地膨胀，但到某一时刻，人们就会用尽所有空间，并且在此之前人们就很可能会耗尽食物，于是就要发生一些人口数量减少的事情。因此，直线性矢量能够无限延展是不正确的，虽然很容易列出像这样长的无限度的直线矢量，但实际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直接说明了矢量不能被分析：它好像处于一个独立的轨道上，而实际路线却是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它的发展有赖于某些特定条件，以致所有体系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极限。我认为，把矢量当作绝对事物进行估量事实上并不实用，而应将其作为与其他矢量的关系进行估量。简言之，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把什么作为长期发展趋势来估量。我认为，我们应该估量的是发展过程中对特殊历史社会体系的运行起关键作用的那些百分比。例如，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我对专职工人的数量不感兴趣，而对半工半薪的工人在体系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感兴趣。在这里我不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只想强调：一旦把资料转换成比例，就会出现百分之百的渐进线。再也没有什么比对人口进行百分之百的计量更真实的了。结论是：所有的长期发展趋势都往往有不能再以直线方式继续发展的时候。我认为，这正是历史体系达到危机点的时候，而正是这些危机导致了两歧状态的出现。 那么，周期节律与长期发展趋势之间在方法论上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点对我而言十分明显。究竟为什么在历史社会体系中的周期节律是周期性的呢?显然，因为当运行过于偏离平衡时，就涉及一些社会参与者的利益，他们会采取一些方法把体系推回平衡位置。用通常说法，就是进行调整。当然，这些调整的本质是任何体系权力结构的一个功能，是体系运行机制中固有的优先考虑的事。当然，因为存在大量的参与者和大量的利益冲突，所以调整并不能顺利地进行。但是一般说来，我们能够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它们也如期发生了。这在本质上就是布岁代尔(Braudel)所说的“事件是尘埃”的意思。我们不应一一列举事件，而必须寻找并发现长时段里所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至少在讨论历史社会体系时，区别主要和次要的不确定性很有用处。次要的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人知道在下一时刻究竟会发生什么。不计其数的有能力的参与者加上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使精确的预测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但这种不确定性大多能够被大大减小。我们可以在不含有太大差错的情况下估计可能性。我想有人会说，把牛顿学说这一“正规科学”(库恩Kuhn语)应用于社会科学正是要使这些预测越来越接近事实。从较大的社会秩序角度看，降低错误预测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而不断制定的公共政策正是基于这种预测。是把社会资源投资于扩大卫生设施重要。还是用于改进地震探测装置更为重要?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潜在危险程度的估计以及这种危险对谁最具危害性。 普里高津因有许多想法而不否认古典牛顿学说的效用，我也不想否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效用。但是—一存在一个但是!——关于这一“正规”的牛顿学说我们必须记住三件事。首先，其合理性见诸政策的后果。自然科学的合理性见诸技术或工程。不正是由于这种科学工作，我们才能建成更好的桥或作出更明智的政策决定吗?时至今日，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已经通过使用这种测量标准得到了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好的成绩。这正是上世纪推动社会科学家努力“赶超”自然科学家的动力。考虑到他们受到外部的社会压力和他们自身超我的要求，社会科学家被所谓的研究一般规律的道路所吸引就很容易理解了。但考虑到他们在社会工程方面取得的成绩实在太差，人们可能会想他们应该再次审视一下这条道路是否能成功。 关于走这条道路第二点要说的是，我们常受头脑中那些固有的认识论的迷惑。正是对认识论消极影响不断深入的认识，促进了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知识运动——统称为“复杂学”。社会科学家们又落后了，他们只是现在才开始重新认真审视那些曾作为他们所选用的方法的基础的认识论假设。他们开始回归“哲学”——一个被他们视为“不科学”而被他们断然逐出他们自己的研究范围的领域。这种趋势绝非是消极的事情，我将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第三个问题是应用“正规的”牛顿学说——甚至是以一种概然论的方式来应用。牛顿学说否定了所有关于社会现实中主要的不确定性的知识。这种主要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每天或者每年或者每十年出现一次。就历史社会体系而言，这种主要的不确定性每五百年才出现一次。但正是这种主要的两歧状态形成了人类历史发展模式，并让我们明白了我们所想要知道的事：我们曾经去过哪儿，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可能会去哪儿。更确切些说，我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意愿理性地实现合适的未来。 我们为什么回避研究极其重要的两歧状态呢?部分是由于担心结果真的会不确定，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注意力被有意识地转移他处，以至我们不能共同努力以某种方式探索两歧状态这一结果，从而使少数人(通常是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毫无阻碍地对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然而，我们如果决定有意识地考虑体系的两歧状态，那就必须弄清普通选择与体系的两歧状态间的较大区别。用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中使用的语言来说，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上大多数所谓的“革命”—一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确已进行过微调，而真正从一个历史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的巨大变化可能确实显得杂乱无章难以悄然进行。 目前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两歧状态下。这两歧状态存在于体系危机之中，因此我们的知识结构也存在危机。所以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要的社会不确定性。其一是我们在构建的新历史体系的本质是什么，其二是我们正构建的新知识结构的方法论是什么。两者都会引起结果无法预测的斗争，但每一个都标志着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的终结。我在这里使用的“了解”具有双重意义，即知道(cognoscere，conocer，connaitre，kennen)和理解(scire，saber，savoir，wissen)。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危机之中，我们对之不再了解。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陌生的景象和不确定的状况。现代知识结构——知识分成在方法论上呈现为相互竞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类——处于危机之中。我们再也不能把这一知识结构作为获取世界知识的适当方法。我们对自己存双重意义上都没有能力了解世界而感到迷茫。许多人退回到教条主义，我们则感到无所适从。 我不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其他地方我已讨论过多次(Wallerstein，1995a，1998b)。我认为由于长期发展趋势远离平衡位置，当今存在的巨大利润减缩会阻碍资本无限积累——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延续。这种减缩至少来自三个不同方面的影响：世界经济范围内实际总体工资的长期增长；成本制度化的确立致使环境遭到的不断破坏；世界体系的民主化——这种民主化要求政府大幅度提高在教育、卫生保健、终身最低收入保障方面的最低水平——引起的国家财政危机。而且由于对缩小世界体系两极化幻想的不断破灭，国家结构的合理性受到了怀疑。而长期以来，这种合理性在维持世界体系的平衡方面一直起着关键作用。现在我难以就此提出看法，但必须简要说明一下：在现存的体系结构中好像并没有使其回到哪怕只是临时稳定的平衡状态的解决方法。因此体系参数正强烈地震荡着，一个旁系也正在出现。我们可以认为，在作出确定的选择和一种新的体系(或多个体系)出现前，这种两歧状态的形成大约要延续半个世纪。由于体系的波动、国家结构合理性的丧失、关于新体系性质的巨大冲突，我们甚至可以预见这将是一个社会极度动乱的阶段。 让我把重点集中在这一体系的两歧状态对知识结构的意义上。知识结构在任何历史社会体系中当然是文化基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一结构总是存在一种内部逻辑，因此也就存在某种独立的知识发展轨迹。这一结构是较大结构的一部分，所以必须适应这一较大结构的逻辑并且受更大体系所设置的知识边界的制约。知识结构正是这样的结构。就此而论，它以社会形式存在，若要长期继续与社会环境相适应，它们也只能以这种形式存在。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现代世界体系努力把适合其最佳运行的地缘文化放在适当位置；先前体系中假定的知识在认识论上的统一遭到越来越多的攻击，直到大约18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与哲学(或人文学科)的所谓彻底分开，才使这种现象得以结束。我们很容易解释我们认识观念上这种重大重组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进程；但目前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所谓的“两种文化”划分的性质。每一个阵营都认为自己了解世界的方式在根本上不同于另一阵营而且更胜一筹。 科学家们声称我们仅能通过实践调查(最理想的是通过实验)获取知识，并且通过这样的实践调查我们可以得出经得起严格检验的定理。只要这些定理能够不断通过相继的检验（原则上是无止境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定理至少暂时能够表现为普遍真理。如果能提出足以被重复证实的假说，我们就可以称这一假说是确实的。我们所指的确实的事物并非总是明确的，但最低限度是它确实意味着每次使用这一公式时，我们能够指望得到相同的数学答案。而变差只出现在被插入的资料(即所谓的“初始条件”)中。如果对特定的调查对象了解的情况不足以断定像这样的普遍真理，就应该说这是科学家们自己的错，因为他们还了解得不够。但是认识沦上的期望是，科学家团体中最终会有人能够证明相关的调查对象是普遍真理这一点。分析的确定性是期待中的事。 自然科学和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划分直接受到在过去25年间成长壮大的两大知识运动的挑战。一是复杂学，它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运动，普里高津是其理论发展的主要人物。我曾指出它在基本假设方面与牛顿力学的主要分界线，我想就这一点强调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我也曾指出复杂学在社会心理方面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复杂学所体现的科学方法削弱了以研究一般规律为导向的社会科学家们的轻率论点。复杂学以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为一种围绕确定性之终结展开的不同科学研究方法开辟了空间。这一点很重要，其自身就成果显著。 但是，关于复杂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还有一点要说明。复杂学的重要口号之一是“时间流向”，它由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提出，被普里高津采用并广泛传播。对于普里高津而言，这是对牛顿力学的一个中心主题——可逆性的回应。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人——甚至是最坚定的研究一般性规律的倡导者——敢辩驳可逆性。而社会科学家所做的是无视历史，强烈反对“历史主义”。 普里高津高举着“时间流向”旗帜，声称事实上甚至最小的物质单位都有不可被忽略的历史轨迹。他以此不仅支持了那些总是坚称不可能有不顾及历史的社会分析的社会科学家们，而且把自然科学推上了社会科学的重要认识论领域。他重新呼唤统一的科学，但与那些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并不一致，因为后者想让每个人都接受牛顿力学的前提并成为社会物理学家。相反，他实际上提出自然科学家是更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这大家庭中的所有知识活动的社会文化前提和联系是其统一的主题。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们解决了两种文化这一难题，因为自然科学和哲学在共同的认识论基础上协同一致从事活动了。 而另一方面，人文学科中则出现了一种具有活力并且极为不同的知识运动，现在通常被称为文化学。我不能在这里阐述这场运动的历史缘由或其突然爆发的原因或其分析的局限性，我只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简单指出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文化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发起了对其实践者们通常所指的启蒙运动观点的批判，而主要在于其对牛顿力学前提在文化上的统治的批判。复杂学则作出了更严厉有效的批评。由于人文学科一直被认为是反对科学定理的，所以文化学的真正社会贡献就是对人文学科的批判。 历史上人文学科并不关心自然科学，这就是所谓的主要分歧。因此，人文学科以猜疑的态度看待社会科学，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过于密切，并鼓励其实践者尤其是历史学家把自己界定为人文学家并置身于哲学体系中。人文学科所关心的是文科中的质量评估标准，广而言之，是对社会现实表示同情的解释性的观点。这使人文学科变得规范化，同时实现了许多美学上的成就，受人景仰并代代相传。人文学科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与那些最有成就的牛顿学派科学家达到了同样的高度。它对完美产生了兴趣——艺术上的精美而不是理论阐述上的。但对两者都重要的是，这种精美的价值既不能用社会效用也不能用知识活动内部规则以外的标准来衡量。 文化学引起了对这种美学象牙塔的反叛。这场新知识运动的实践者们认为，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文化活动的开展以及对它的评价，因其发起者或评价者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当然社会地位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历史现实，正如同一个人今天评价文章的方式与明天评价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一样。我也希望在这里强调一下这些论点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社会科学总是围绕着这样的假设——我们通过社会构建的镜头来观察社会现实——建立的，即使最坚决的以研究一般规律为导向的社会科学家也承认——至少是含蓄地承认——这一点。他们只是寻求克服他们所认为的局限性；而其他社会科学家则把所谓的局限性当作永恒的现实，认为这种局限性实际上促进了对世界的深入理解。文化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通过强调这个中心主题使自身完全置于社会科学领域中，从而对克服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间的错误划分大有裨益。 因此，当今我们面临着对主要方法论的重新构建，面临着对不同知识领域研究方法的重新统一。其中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现在不能包罗万象，也处于中心地位。社会科学毕竟是对现存的最为复杂的诸体系的研究，因此也最难进行体系分析。社会科学即使总是不被承认，它也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在历史上所称的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是每个人——从物理学家到文学研究者——的必要的活动。这决不是要建立社会科学的霸业，而是要求各领域参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急切需要一次集体的理智的讨论。我认为，我们称这次讨论为科学讨论、哲学讨论还是社会科学讨论并不重要。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不确定性——至少是长期的不确定性——好像是唯一难以处理的现实。这意味着：如果要加深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自我反思性的知识活动不仅必须把这一主要现实置于其开展的进程中，而且必须一点一点进行分析以寻求更为可信的解释从而可以作出明确的选择。说到底，知识必须应用于选择，因而也是应用于创新、想象并具有潜在价值的。选择要求担责任，学者和科学家们正是一些通过选择活动来承担他们对其首先提出的主张、要求、猜想、建议等所负的责任的人。伊萨贝尔·斯汤热尔(Isabelle Stengers)在区分科学家的“要求”和“义务”时，详细地说明了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如果现实是不确定的，那就不得不进行选择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选择，那分析者的价值取向、偏好、假设等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分析过程了。我们即使有意排除这些要考虑的因素，即如果我们在从事知识活动时坚持一种道德中立立场，这些因素也会无意识地出现，也会在人们随意的交谈中出现。我们即使把这些因素表面化，还会不断出现无意识状态，因为无意识构成了分析家的灵魂。简言之，对真理的追求都会涉及对善与美的争论。 那么科学是不可实现的梦想吗?我认为正相反。只有当我们接受了认识与需求不可分这一点时，我们才会开始认识得更深邃。我们需要做两件事：首先，我们必须愿意以分析的方式而不是指责的方式陈述我们自己的和他人的前提。然后我们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前提被改变，我们是否会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我们不应避讳任何关于前提的问题。 其次，为了揭示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们在对同一资料进行研究、对同一问题进行探讨时会提出什么样的论点来，我们需要有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意味着真正广泛的国际化的社会科学共同体，但我们离这一目标仍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最后，回到我先前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会区分主要的与次要的两歧状态，区别局部调整与整体转变，分辨哪些是渐进的，哪些是突发的。这就提出了选择的问题。因为人们在对发展中的社会体系进行调整时所作出的选择与人们在分化成两种或多种将来的社会体系时所作的选择完全不同，所以只有清楚地把握所面对的和所研究的问题才可能作出明智的选择——上述两种情况作选择时均如此。 我认为我们生活在知识世界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正因为我们处在体系的危机中，我们才被迫再一次探讨这些基本认识论问题并审视世界知识的结构重组。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会奋起迎接这场文化考验，但它确实存在且有待我们去面对。我们履行自身作为科学家或学者的职责，以此在我们知识结构的这一转折点探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感谢您的阅读！《中华好学者》倡导'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专注于学者、学界、学术的发展进步，定期向您推荐中华优秀学者及其文章。  中华好学者 微信号: zhonghuahaoxue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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