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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褚遂良书《圣教序》修改笔画问题的一点浅见 《雁塔圣教序》为褚遂良五十八岁时书，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 我很喜欢《雁塔圣教序》，在学习隶书曹全碑和楷书欧阳询九成宫之后，楷书在此用功最多，在写大楷、小楷时也常常融入其笔法，感觉学习楷书雁塔圣教序后再写行书也容易上手。后代书家爱写褚体的有薛稷、米芾、赵世骏、沈尹默等。尽管是一代书家的名作，雁塔圣教序拓本中仍存在相当多的修改笔画的现象，看上去让人费解，模棱两可，我在临习这些字时，有时居中选择来写，有时按书者修改后的意思来写，有时修改部分存在疑问的只好按类似笔画来写。通过最近看了一些关于雁塔圣教序笔画修改问题的专项研究，加深了自身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我认为是褚遂良在碑上书丹完后，自己又回来看不满意，于是他又做了全篇的审核修改，总的来说，有的是加长加宽笔画看上去字显得大了，有的是个别笔画的修改方向、粗细、呼应等等，就像一个人穿了一身便服外面又套上了一件风衣一样。褚遂良的这些修改原因推测是多种的，起码就应该是他本人修改的，显示了褚遂良晚年不断精益求精、追求书艺尽善尽美的探索精神。他修改后交给刻工来客，即便是高明的刻工万文韶，也没达到褚遂良书法家对书法字体笔意的理解，或者是没有完全揣摩透而引起共鸣，所以干脆他就把修改笔画这一过程也刻出来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的书家认为笔画修改是锥拓失当所致，面对原碑和清晰的图片这种说法是不令人信服的，相信读者自有鉴别。还认为应该继续探讨、愿意把这个问题成为千古之谜的，纯粹是学究之气作怪。 认识雁塔圣教序笔画修改问题对于临习它是很重要的，但在学习过程中容易被忽略。因为我们看到的多数是碑拓的原大印刷本，字体原大也就是2厘米见方，加上黑底白字湮水，很多长笔画看上去是一道细白线，有的笔画时断时续，实际上是刻工处理的效果，影响了读者对笔画原意原型的认识理解。我认为还是找好的拓本放大一些印刷来做范本学习较好。百度搜索雁塔圣教序的原碑照片，可惜只有日本人荒金大琳研究发表的可观，人家还根据精细拍照做了专项研究，很有价值，令国内书家们难以企及。我看了后吃惊非小，很震动，尽管是日文版的，仍旧不惜网上花费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来做成博客文章，与书友们共享，盼望早日出现中文版的。我很遗憾，我们的《雁塔圣教序》书法宝贝石刻存在了一千多年了，现在原碑就立在那里国人没有拍照，也可能封存保护的原因，而日本人来了就允许几天现场就近拍照，还出了学术成果，我们中国书家潜心学问的精神还得向人家学习啊。尽管我们不喜欢日本人，他们的先进技术还得要承认、要学习、要引进，国画大师傅抱石就曾193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拜美术史家金原省吾为师研究学习中国美术史。扯远了，先上几篇关于雁塔圣教序笔画修改方面的网摘文章，大家分析鉴别，相信一定有很多新鲜感受，对学习褚体定有裨益。——伴月轩主 2012年6月16日 
唐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书写中的随机点画和涂抹现象 摘自网上一位不知名的书友的一段话 xuxu1206@***.*... 到梨花街书市美术区看书画书刊，无意之中看到了一本《唐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文物出版社出版。信手翻开，作者吸引了我，原来是日本的荒金大琳先生同他儿子荒金治一同整理的。再次详细翻看这本书，竟然如受了禅宗的“当头棒喝”，一下子灵台清明，却也感慨万千！ 来源：《青少年书法报》 《雁塔圣教序》字体清丽刚健．瘦硬有余。运笔如行云流水，流利飞动，潇洒自如，犹入空灵之境。点画粗细变化明显，刚柔相济，韵味十足。结体则伸缩有度，舒展大方，情趣盎然。此碑为褚遂良晚年杰作，亦是褚书高度成熟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颇大。历代对此碑的评价很高，唐李嗣真《书后品》曾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唐张怀璀《书断》云：“若瑶台青琐，官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清包世臣亦云：“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然而，就是被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的此碑，却存在着鲜为人知的笔画异常现象，如“形、异、乘、德”等字的相关笔画（见图1）。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呢，研究褚书的专家、学者对此又有何看法呢?
“修正线”说。持此观点的日本书法家荒金信治、荒金治父子，在对《雁塔圣教序》进行研究后发现，在该碑1463个单字中．有978个字(约占总字数的’70％)存在类似图1所示的情形，他们把这种现象定名为“修正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他们认为《雁塔圣教序》曾经有过两次书写，第一次是在没有做立碑准备的唐太宗时期。褚遂良在浓厚的行书气氛下书写了带有行书意味的圣教序。第二次是在决定立碑的唐高宗时期，褚遂良利用第一次书写的原稿来进行修改，把行书笔画比较多的原稿修改为楷书笔画。他们又进一步解释说，今天之所以能看到两种笔画同时存在，是因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在褚遂良?没有I止诉刻工万文韶留下．。哪些笔画的情况下，万文韶按照原稿将两种笔画都如实地刻了下来；二是在褚遂良与万文韶沟通的情况下，将两种笔画都作保留并刻了下来。他们把修正线看作是二人投入感情的结果，行书线条代表唐太宗．楷书线条代表唐高宗，以此碑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两代皇帝。(祥见2008年第4期《青年书法》荒金治：《雁塔圣教序》的修正线) “败笔”说。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主任赵宏认为，据考证，《雁塔圣教序》是由褚遂良直接用笔书写在石头上的，然后由刻工万文韶刻石。由于上千字直接书写在石头上，故不可能保证每一笔画一点问题都没有．因毛笔长时间书写而出叉．从而造成了一些字出珊‘败笔”。面对这种情况，一般亥0工会把它忽略掉(即不刻)．而人称刻字圣胜手的万文韶却刻得一点都没有走样，甚至将“败笔”都分毫不差地、完全不带修补地刻了出来，如“形、崇、永”字等。 那么．《雁塔圣教序》笔画异常现象，到底是修正线，还是败笔呢?依笔者对褚遂良其人其书的研究，我认为，以上两种看似能自圆其说的观点，其实都存在着一些漏洞和疑点．很难经得起推敲。 首先讨论“修正线”说。我对其有这样几点疑问：其一，关于第一次书写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唐太宗在位的23年时间里．由于唐太宗对晋王羲之书法的极力推崇，唐朝上下被一派“王风”笼罩。公元645年，玄奘取经回到长安，唐太宗及太子李治亲自为其作序、记，并命释怀仁缀集王书配字刻碑。怀仁历时二十五年(公元648年——公元672年)而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不可能再让褚遂良用行书来写圣教序。退一步讲．即便受这种“王风”氛围的影响．褚遂良也只能用自己风格的行书来写圣教序，而将《雁塔圣教序》中带有行书意味的字与褚遂良的行书《枯树赋》(见图2)两相对照，便会发现二者在笔法、结体及艺术风格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所—泌，很难找到第：次=妊置存在的合理性。现代研究褚书的专家刘墨、刘涛等皆认为《雁塔圣教序》碑为一次写成，即公元653年10月写成《序》，同年12月写成《记》。其二，关于修改原稿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作为书家不会因图省事来做修改书法作品原稿的事情，而多会选择重新书写作品。除非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发生修改原稿的事情。一是错字较少之时可修改．二是急就之时要修改，三是书家心情极度悲喜之时会修改，如王羲之书《兰亭序》、颜真卿书《祭侄文稿》等。而褚遂良当时恐怕不存在这些情况。另外，从修改的数量和难度看，数量已近70％、难度不亚于重新书写，那么，为什么要费力修改而不重新书写呢?其三，关于褚遂良与万文韶沟通的问题。首先，作为书家的褚遂良和作为刻工的万文韶，其相互配合应该是十分默契的，哪些应该怎么做．哪些不应该怎么做，他们心中自然有数。其次，在古代，书碑、刻碑、立碑向来是十分庄重而严肃的事情。而《雁塔圣教序》的内容又为二皇亲自撰写．足见重视程度之高，如果没有皇帝的命令或许可。则不管二人商量与否．褚遂良与万文韶是断然不敢擅自为之的．否则，未免随意性太大了，其也吃罪不起。其四，关于两种线条代表和纪念两代皇帝的问题。首先，褚遂良耿直不阿、竭智尽忠、直言不讳的秉性．决定了其不会做出这种曲意逢迎的事情来。略举两例，一、褚遂良任起居郎时，唐太宗曾问他：“朕有不善，卿必记邪?”褚遂良答道：“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因为，“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二、在唐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褚遂良坚决反对并冒死进谏而被一贬再贬．褚遂良如不如此，也不会最终惨死于武则天之手。其次，行书线条非太宗喜欢的王羲之书法线条，以此来代表太宗似有牵强附会之嫌。高宗在其父太宗的影响下及“王风”气候的熏陶下(如太宗曾命冯承素等人摹拓了《兰亭序》许多副本，分赐诸王及近臣学习)，也应该喜爱王书，这从其行书作品《大唐记功颂》等可见端倪，故以楷书线条来代表高宗似有些自作多情。再次，唐朝廷立《雁塔圣教序》左右两碑．既可以彰显欣欣向荣的大唐气象，又足以起到纪念二皇的作用，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些字的笔画这些小处上再做文章。而在一些字的细节上进行处理，非但显得有些小气，也破坏了单字的整体美感，有画蛇添足之嫌，同时也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好在今天我们学习、欣赏此碑时，往往将其忽略掉)。我想，对于作为著名书家的褚遂良和有刻字胜手之誉的万文韶来说。绝不会想不到这些吧。 再讨论“败笔”说。实事求堤地讲，我对“败笔”说有三点不理解。一是，作为初唐四大书家之一的褚遂良可谓笔墨工夫了得，其驾驭毛笔的功力堪称出神入化、登峰造极了，然而在一幅作品里却出现这么多败笔．显然与其盛名不符，故令人难以理解。二是．褚遂良在其一生中仓I作很多作品，其在书写其它作品时没有出现败笔，如《孟法师碑》、《房玄龄碑》等，而为何到了技法高度成熟期的《雁塔圣教序》却频频出现败笔，老手总犯初学者的毛病。则令人更是不能理解。三是，败笔乃书法作品之大忌．我想，褚遂良和万文韶不会不清楚。如果已经知道了是败笔．那么完全可以在刻石过程中由万文韶轻而易举地处理掉。秦文锦评日：“万文韶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然而遗憾的是。万文韶也将败笔分毫不差地刻了出来而贻笑后人，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纵上所述，我认为，《雁塔圣教序》笔画异常现象，既不是修正线，也不是败笔，而应锥拓失当所致。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雁塔圣教序》不是行书改为楷书，而实为行法楷书，即行楷；这是褚遂良对楷书的突破与创新．他熔碑、帖的书写风格于一炉，使楷书的笔法、笔势和结构等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最大程度的解放，其充斥全碑的行书线条，为人们的审美提供了新的需求与空间，开辟了不同于其他楷书大家的行楷法书的新天地，为中国书法楷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卓越的贡献。其次，由于《雁塔圣教序》极高的艺术影响力．以及书法理论鉴赏家对其的高度评价和学书者对其艺术性的充分认识，使得人们对其心慕手追，以至锥拓成风。可以想象，在长达130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将会有多少人拜到在此碑下，又会有多少研究者摹拓此碑。正如书家白鹤《褚遂良》一书反复指出的那样，“《雁塔圣教序》因名声太大加上历代锥拓又甚，早成碑底，褚字的风韵和点画用笔的微妙处，大多已亡失。”由此推断，《雁塔圣教序》笔画异常现象，当为锥拓过多而失当所致。尽管如此，由于时间久远，又鲜有历史文字记载，故这种推断与“修正”线说和“败笔”说一样，只能说明其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可谓一家之言、一孔之见，因此希望研究褚书的专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并做进一步探讨，以破《雁塔圣教序》笔画异常现象的千古之谜。来源：《青少年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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