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棉地理小档案】 海拔高程：50-62米N30°38′E111°21′中部丘陵地区多喀斯特地质 宜棉曾是宜昌的骄傲。不过，它开始被拆了，这里的所有建筑即将从地图上抹去，取而代之的将是现代化的商业中心。 好多故事不忍再说 从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起步新中国，没有比吃穿这两件事更重要的了。 纺织工业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多以国字号命名。宜棉的故事当然也是那个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个叫李家湖的地方，突然就聚集了一大批从天南海北赶来的人，在荒滩野岭上竖起了烟囱，盖起了厂房，也建起配套的家园。 曾经穿蓝色粗布、戴手套、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工人，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群体。巨大、火热、钢铁、坚硬、集体、纪律、统一、朴素等关键词定义下的社会，构成了一种奇妙的美感。 “厂里下班的时候，几千人从门口涌出来，整个李家湖路满满当当都是人。”何大有描述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充满了自豪。只要把活干好，组织包办了身后的一切。那是多么辉煌，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有宜棉的孩子写到，到了夏天，工厂里每天发冷饮，我就一支支地接着吃，直到吃得肚子痛；在厂区的花园里跟同学捉西瓜虫，采野果子，演射雕英雄和新白娘子的剧情，追来追去，都以为这样的日子是铁饭碗，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但有一天，先是妈妈不用去上班了，后来爸爸也不用上班了，再后来整条生产线的机器都被卖了，厂子也拆了……这些时代宠儿几乎是一夜之间褪去了身上的荣光，他们最大程度地承受了改革的阵痛，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运。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即便放开嗓子吼出来，也掩不住那一代人的悲情。生活还将继续，时光之下掩藏了多少血与泪，多少悲欢离合啊。这些人的故事或许卑微，但却壮烈。 毕竟太近了，有些人的泪痕都未干透。来到宜棉，我们不忍再去触碰这样的故事，不是为时代避讳，而是不忍掀开结痂的心灵。 时代继续向前，宜棉的土地上已经又有了新的故事。事实上，这不独是宜昌老工业区的命运，很多城市的老工业区都正经历着相同的结局。不过，有很多城市都在讨论，如何避免使这些厂房清拆一空，商业开发之外，它们应该有另外的价值。  不管你跟不跟得上时代，时代都会拖着你往前，要么落下，要么向前。 李家湖社区，这里的住房绝大部分曾是宜棉集团职工宿舍，门口的标牌破损，露出“宜棉集团”字样。 房顶上曾种树伪装飞机很难侦察到这是座现代化的工厂   5月17日，伍临路上车辆、行人川流不息。路边摆摊卖各色小吃的，大多是原宜棉的退休职工，退休后经营小本生意，“赚一点是一点。”他们身后，是宜棉的职工宿舍区和改制后的宜昌裕宏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的厂房。 1966年，借助“三线建设”的强劲东风，省人委在伍家公社紧挨着白沙垴渡口的地方征用了155.5亩土地，用以修建宜昌棉纺厂，当时人们都称“万人纱厂”。厂区后面的李家湖被填了，修建了生活区。虽然再也找不到湖泊的踪迹，但这一地名却保留了下来。 宜棉曾是宜昌的骄傲。后来，它开始被拆了，这里的所有建筑即将从地图上抹去，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刚拆的废墟上，有人躬腰拣拾垃圾，有人久久徘徊。一代人的风流雨打风吹去，唯有主干道李家湖路两侧的香樟和梧桐遮天蔽日，迎着初夏的阳光妖娆飞舞。 碰到以前的同事，闲聊了会儿，要走的时候，李本荣有些不舍。和平医院的院子里，有个平淡无奇的小亭子，下面地下通道的入口已被封起来了。 这里不光可建吃水较深的货运码头，还能利用旱路通往各地 沿着台阶走下去，我们拜访了83岁的王锡成，老人一个人在家，小儿子去上班了，打电话说中午回来给老人做饭。 1968年，王锡成是纺织工业部第三建筑公司计划科副科长，电气工程师，在郑州工作。当时“文革”闹的凶，作为“保守派”，王锡成有些“吃不开”。适逢湖北去郑州要人，王锡成和厂里几个干部报了名。作为技术骨干，厂里不愿意放人，王锡成便和同事多次堵着局长，最终才成行。 1966年，宜昌棉纺织厂开始筹建，规模为5万枚纱锭。要修建开埠以来最大的棉纺厂，厂址的选择很关键。交通便利，整个厂区还要有一块相对平坦的土地，以丘陵地形为主的宜昌，找到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实属不易。“经过各级部门慎重的调研，多方选址，最后将厂址选在这儿。”原宜棉厂退休职工何大有专门查阅过资料，“这里不光可建吃水较深的货运码头，而且还能利用旱路通往各地。” 1967年4月破土动工，很快就建成投产。万人纱厂的建设，给这片沉睡多年的临江丘陵地带，带来勃勃生机。根据当时的形势，厂房临江而建，采用半封闭式，既便于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又有利于备战备荒。 1964年，美国军舰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冲突，爆发北部湾事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就是“三线建设”的起源。 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项目，随之迁移的人口数百万。 到郑州要人的单位有襄樊、沙市、宜昌等地棉纺厂，“宜昌的条件是最差的。”作为上海人的王锡成，吃不惯北方的粗粮，想着宜昌的米饭和好气候，便决定来宜昌。 1968年5月，王锡成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郑州出发，经武汉中转，再坐船到宜昌。王锡成还记得，第一天来时，周围全是水稻田，沿着田埂穿行，整个厂只有四栋房子。 宜昌棉纺织厂一边建设一边试生产，1970年6月出纱，结束了宜昌地区不出纱的历史，7月出布。同年，宜棉移交湖北省革委会领导。 下班的时候，几千人涌出来，整个李家湖路满满当当都是人 宜棉和平医院的院子里有个平淡无奇的小亭子，被岁月冲刷得斑驳破败。李本荣告诉我们，“这下面藏着一个神秘地下通道，亭子是这个地下通道的入口。” 我们朝地下看，除了石桌和石凳，在地上还能够看到一圈深色的水泥印，显示出是后来填补的，“后来因为担心出安全问题，把地下通道入口封起来了。”李本荣曾在北京当兵，1971年进厂后，曾担任武装部长，重要的任务就是训练民兵和修建人防工程，当时一年能训练1000多民兵。 厂里从1974年开始修人防工程，在厂房下方修建有地道，生活区从灯光球场-怡园-医院地下也有，直到1981年工程才结束。在当时的形势下，战备是一切建设必须贯穿的核心理念。 祖籍江苏的退休职工董伯伯，父母从江苏举家搬迁到宜棉时，当时厂房屋顶上种树木花卉，进行伪装，很难察觉是座工厂，“厂房最多三层高，灰色的墙面，飞机在上空也很难侦查出。” 这些地下通道在当时唯一的用处，就是向厂房抽送地道风，在生产中起降温作用。有在宜棉长大的年轻人介绍，小时候地道走遍了，现在地道口都锁起来，里面估计积水有半人高了，“后来还租给别人种过蘑菇，长得特别好。” 王锡成介绍，上世纪70年代，厂里大量招工，职工最高峰达到6000多人，加上职工家属，有近万人，“万人纱厂”的名字也因此而来。随着职工人数增多，食堂、医院、学校、幼儿园、技工学校开始建设并使用。由于住房非常紧张，不少本地人选择每天回家，厂里购置了十几台客车，分四个班次，按照线路接送职工，在市区设点停靠。 1978年4月，何大有以本科学历被华中师范大学宜昌分院中文专业录取，一年后学校改为宜昌师专。3年后，何大有大学毕业，直奔妻子刘盛菊所在宜棉，被分配在机关做宣传工作，后来又在厂子弟学校当老师。“原来我们厂下班的时候，几千人从厂门口涌出来，整个李家湖路满满当当都是人。”说起当年的情景，何大有的脸上泛出些许骄傲的神情，“我骑自行车上下班，遇到职工下班根本没路走，通常被挤到路边的草地上。” 当时有个说法，厂里机器转一个小时的纱，能够养活全厂人 1979年，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加快了轻纺工业的发展，更是出现了向轻纺工业倾斜的政策。1983年，取消纺织品凭票限量供应，彻底改变纺织品长期供应紧张的状况。1981年，宜棉厂厂长与省纺织局负责人在“利润包干协议”上签字。“我们当时都立了军令状，产量到多少拿多少钱。”1981年左右，李本荣到车间担任书记，当时形势非常好，销路也好。厂里也从三班三运转变为四班三运转，机器24小时运转。“当时我们吃饭不关车。”李本荣回忆，为了抓产量，中午工人去吃午饭时，就让办公室的人员顶上，“中午摆梭半个小时有2毛钱的补助。” 宜棉人卢国才回忆，当时厂子非常红火，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3年停产也能养活厂里四五千人；厂里机器转一个小时的纱，能够养活全厂人。 1979年开始，王锡成开始担任经营副厂长，据称，宜昌当时生产的高端棉布出口至日本、东南亚。1985年左右，宜棉又扩建2个车间，引进高端设备，生产羽绒布和防雨布，出口至新西兰等地。 在红火的形势下，厂职工俱乐部、招待所相继修建。1985年进厂的王功梅经常去看电影，印象最深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1993年，鉴于全国盲目投资、棉纺等行业发展失控，行业亏损严重。宜棉当时纱锭数已经达到大型棉纺织厂规模。1998年12月，宜棉敲响压锭第一锤。“当时好多工人都流泪了，那些都是好好的设备，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 1997年3月，市政府扭亏解困督导组进驻公司，同年12月，湖北宜棉集团公司成立，原本的后勤则独立出来成立了实业公司，同年年底正式挂牌。 2003年12月，湖北裕波纺织集团购买原湖北宜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组建而成民营企业宜昌裕宏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许多人的生活开始发生转变，王光前和儿子在2005年选择了离开，开始创业，做水力发电安装生意，现在已经在珠海给儿子买了房。他笑道，还有以前厂里的老总去他那里打过工。王光前对宜棉充满感情，至今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大的厂，就这样黯然落幕了。 65岁的周功双连锻炼都不大愿意去厂房附近。他说，厂房原本的制冷设备拆除后，光钢筋都拖走了几十车。“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厂就被推平了，现在都已经开始打桩了。” 如今伍家岗区白沙路沿江片区，已经成为中央商务区，建设方表示，将打造一座相当于4个万达广场大小的城市地标综合体。 名词解释 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发生背景是中苏交恶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 由于三线地区社会经济落后，导致建设起来的企事业单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经营发展都极为困难，但是三线建设也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 那一年发了好大的水出门上班就喊人划船来接   隐藏在废墟间的防洪墙，借助路灯照明的灯光球场，拆除的食堂……近万人生活在这里，厂房、生活区紧靠在一起。它曾作为一种骄傲，成为宜棉人隐隐的自豪，如今老国企已经远去，那般火红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 三峡大坝蓄水之前，洪水来临，水位上涨，直接淹入宜棉集团的职工楼。鉴于这个因素，当时修筑了这一堵防洪墙。 在砖红色的楼房前，李本荣指着楼房有些兴奋，“当年我也在这住过”。 自负盈亏后，象征大锅饭的食堂拆除 几千人的大厂，每到放工，骑自行车的走在前面，步行的人在后面，李家湖路上要走半个多小时，人才会散去。李本荣说，当时放工要吹号，打铃都听不见。王功梅的商铺就开在李家湖路边，以前她也是人潮中的一员，“现在路上都没什么人了，以前那真是壮观。” 工厂旁边就是食堂，1969年5月，生活区食堂破土动工。食堂有三层楼高，到了饭点就吃饭，平时把桌子一收拾，就能开展职工活动，“我们厂还专门请相声队来表演节目。”有宜棉人告诉记者。 李本荣介绍，以前厂叫“馍饭”食堂，因为食堂主要就是馍馍和饭，伙食比较简单。后来叫“先进”食堂，因为先进去的才有饭吃，买饭的队伍一排老长，下班了大家都跑着去食堂。后来，食堂才真正成了先进，菜品多起来，还经常进行评比。“一个土豆切多少丝都有规定。”李本荣印象最深的是炒一个苦瓜8分钱，当时2个人吃了3个苦瓜才0.24元。 此后改制，1997年成立了实业公司，主要把后勤一块独立出来。而食堂配合生产部分由生产补贴，其余部分要自负盈亏。而当时，不少人选择了回家吃饭，周围吃饭的地方多起来，食堂慢慢的也就冷清了，最终被拆除。2001年，这里修建了2栋居民楼，再也不见食堂的光景。 几千人的厂，房子是个大问题 1971年，李本荣来时，厂里已有了4000多工人，整个厂只有5栋家属楼和6栋集体宿舍。当时工地上还搭着工棚，工人们睡着大通铺，一个工棚能睡下100多人。 宜棉小区标号最小的李家湖路8-1，就在医院旁。红砖房只有3层楼，这样6栋红砖房是最早的一批集体宿舍，此后其中的3栋楼房成了子母间。楼房前种着高大的广玉兰，路过还能闻到花香，花蕊已经落了一地。走进其中一栋楼房，楼道间不少住户把燃气灶放在外面，成了一个小厨房，过道墙壁早已被熏黑。 李本荣指着2号楼3楼的一扇窗户，“我以前就住这里，旁边的旁边就是我当时的领导。”而李本荣刚结婚几个月的妻子便在前面的2号楼。9平米的集体宿舍，上下铺住着8个人。住了几个月，李本荣的领导实在看不过去，找到了分管的人，“别人这是新婚，就让他们住集体宿舍，实在不太好，想想办法。”当时整个厂住房都非常紧张，无奈之下，便安排李本荣夫妻住到了医院一个小房子，当时医院还在进行粉刷，他们便收拾了一个小屋子住进去，房子有12平米，比以前条件好了不少。 房子也成了李本荣心中的痛，“现在想想真的很亏欠我们的职工，如果当时少上交点钱，多拿点钱给大家建好房子，大家现在的日子可能更好过一些。”李本荣回忆，自己在当厂长时，曾住过72平米的房子，那是最大的房子了。不少家庭还存在着两家共用厨房的情况。 基建科的严祥海告诉记者，当时分房子要排队，符合条件才能有房子，双职工好分，单职工需要配偶单位能够对接，就是对方单位能够帮忙解决住房，才好分到房。近50岁的王功梅，她最关心的也是房子问题。曾经住过子母间，和别人共用房子，闹了不少矛盾。而随后搬到厂办房，每个月2.5元一平米的租金。面对即将到来的搬迁，她很着急，“到时怎么办，拆迁怎么算，我一直住在那里的。” 长江水位到52.5米就要开始准备搬家 沿着沈家店路往江边走，在一排红砖房前，已经有居民楼被拆除了。在废墟旁，李本荣带我们找到了防洪墙。为了防止一楼被淹，防洪墙基本和一楼一样高，随着三峡蓄水，防洪墙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它们隐藏在杂草间，仿佛已经被遗忘了。“长江水位到了52.5米，我们就要开始开会准备搬家。”李本荣介绍，此处作为宜棉最低洼的居民区，每到汛期来临，防洪是个大的工作任务。当长江水位偏高了，就要开始制定方案，谁来搬谁的家，有的一楼往二楼搬，有的往俱乐部和学校搬。 防洪墙尽头有两间小平房，小屋上了锁，里面铺着凉席，有人已经住了进去。李本荣带着我绕到背后，找到了闸板和排水管。“这是个老物件了，现在还在。”李本荣介绍，以前生产区的水汇集到此处向外排放，而当汛期来临，长江水位过高后，此处就开始倒灌。当超过52.5米时，需要下闸，然后用3台大水泵，将排水管内的水抽出去排放。“那一年发了好大的水，出门上班就喊人划船来接。”李本荣回忆，1981年左右，有一年闸板下面的沙袋破了，水涌了进来，水泵来不及抽水，造成了积水，居民区一楼被水淹了。当时连夜组织人员搬家，两三天后，水才完全退下。二楼以上住户没有被淹，他们便没有搬家，但是出行就成了大问题。厂里便用木板绑上管子，扎了一个筏子，谁家要出门上班，就喊一声，船就划过去接。1998年，由于水泵抽水来不及，当时一楼也被淹了。生活区前面的预制板厂，每次汛期更是被水淹。“他们厂不怕淹，都是厂房，没什么损失。” 宜棉大事件也记载：1981年7月18日，长江水位上涨至55.38米，我厂107户被淹，一楼室内水深2-3米。 厂篮球队赢了湖北二队 远离了防洪墙顺着缓坡向上，路边是一个篮球场，地上的线都已经模糊到看不清。这里便是宜棉的灯光球场，四边竖立的电线杆，原来扯着电线，下面吊着十几盏大吊灯，晚上这里都是亮堂堂的球场。有宜棉人告诉我们，以前这里也放露天电影，有小孩子放学了就到这里，在台阶上用粉笔写“此处占座”，等父母下班了就一起来看电影。“当时我们打赢了湖北二队，好多人来找我们挑战。”李本荣说起来还十分自豪。而这段历史很多人都没有忘记，宜棉人卢国才介绍，当时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厂里的各种体育活动更是不少，每周都有篮球比赛。厂里的篮球队非常出名，曾经赢了湖北二队，当时最强的湖北一队为了“报仇”来挑战厂队，扬言要赢一倍。“最后是150比80，没有赢我们一倍，我们还是胜利了。” 旁边是1982年修建的职工俱乐部，一楼有一排排座椅，“人一站起来，座位就立起来，当时特别先进。”职工俱乐部修建好了，活动场地便从食堂搬到了俱乐部。每到周末，组织跳舞、看电影，还有俱乐部、乒乓球台。现在俱乐部一楼开了超市，楼上只是作为留守处办公的地方。 宜棉之后,这里又兴建了旭棉和宜昌纺机厂 
张帮寸退休后热衷搜集整理本地文史资料，现在西陵区炎黄文化研究会“发挥余热”。宜棉是他从部队转业后在地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之前，他陪我们重回宜棉看看。 进入伍家岗地盘，东山大道两旁都是林立的高楼，当年的那些大工业景象已不复存在了。工人们大多改行了，车间也早拆了，成了地产项目。“这里变得很厉害，但是还是能看出当年的样子。”最近一二十年，伍家岗已转型为商业和高档住宅区，人口密度激增，高层建筑“疯狂生长”。张帮寸很感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正悄无声息被岁月从地球上抹去。“只有这里还是老样子。”在原宜棉的大门前，张帮寸找着了当初的感觉。他很想进去看看，却被门卫拦住了。这里现在是一家私企，门卫并不买他这个老职工的账。我们拐进了宜棉的生活区，这里还保持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样子。 临着生活区主干道的冷饮店，张帮寸也有很深的记忆。冷饮店招牌是几个艺术体的字，一看就是手写出来的，不像现在都是电脑制作的，少了温度和艺术感。招牌下还有厂内电话，只是脱落了，看不清。 冷饮店分属于厂里的劳动服务公司，其实这里并不是卖冷饮的地方，而是制作冷饮的地方，冰棍、汽水都有，天热的时候分发到各车间去。现在这里辟出一个门脸做小卖部。店主老匡退休已经多年。他来的时候，厂子刚刚建，这条路也就是当时修的。 “刚栽上去的时候，树就这么一点粗。”老匡做了个手势。40多年过去了，树长大了，老匡也老了。 解放后一二十年，宜昌不产一两棉纱。国家纺织工业部决定在宜昌伍家岗兴建一座大型棉纺织厂，1967年4月，宜昌棉纺织厂在伍家岗动工兴建。建成投产后，另一座大型棉纺企业宜昌旭光棉纺厂于1974年动工兴建，次年建成投产。 两厂投产后，“宜昌市结束了机器棉织工业用纱靠外调的日子”，还有富余供应外地市场。1985年宜昌棉纱产量即达1.9万吨。 1966年9月，国家纺织工业部批准，将沈阳纺机、天津纺机和上海一机厂和七机厂生产纺织机械的部分设备内迁宜昌市，兴建宜昌纺织机械厂，1971年建成投产。“可以生产成套捻、纺设备和编织机械，产品出口罗马尼亚、泰国、缅甸、新加坡、赞比亚等10多个国家。” 1966年10月，武汉综合电机厂开关车间迁至宜昌，选址伍家岗艾家嘴，兴建湖北开关厂。连同这一带原有工业企业和在建企业，形成重要的伍家岗工业区。东山大道把这些工厂紧紧地拉进城市的怀抱里，改变着伍家岗的城市地理。 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产业结构和城市布局的调整，东山大道的老国企陆续经历转制、搬迁、甚至停产倒闭等一系列变故。事实上，这不只是宜昌老工业区的表现，很多城市的老工业区都面临着相同的结局。不过，很多城市都在讨论，如何避免使这些厂房清拆一空，商业开发之外，它们应该有另外的价值。 宜棉集团的老厂区，已成为喧闹的工地，或许不久以后，这里将是伍家岗区的商业中心地带。 全市工业集中供热后，这些厚重的管道穿过整个宜棉小区，为附近的厂供热。 飞逝的往事，永恒的记忆 张昌万（武汉市无线电五厂退休职工） 1971年，我和武汉六中的106位同学，作为知青来到宜棉厂，成为了生产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在宜棉厂的这段青春时光，我至今都难忘，宜棉人的奉献精神也应该被铭记。 建厂初期属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贫乏不说，宜棉厂内的生产和生活，也是从头开始。宜棉人肩挑背扛，苦干巧干，一点点，一件件，将机器设备和棉包，从江边搬进车间、仓库，安装生产。建宿舍用的红砖，也是我们宜棉人到砖瓦厂去劳动，一车一车地拉砖坯所拉回来的。 热情好客的宜棉人，将厂内仅有的六栋宿舍，（人们称作六大花园）让给支援宜昌建设的外地师傅们住，自己却搬进简易的茅草棚中。有的同志干脆吃住在车间，这样不光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还免除“光灰路”上吃灰之苦。刚去宜棉时，我就住在工棚，条件十分艰苦。 所有的机器安装工作，都是青年职工昼夜加班干出来的。好多人累了困了倒在机器旁眯一会，醒来继续干。在那个讲奉献的年代里，加班加点从不谈报酬，也未拿过一分钱的加班费。领导口头对某某提出表扬，就是最荣耀的鼓励。“先生产后生活”是当年的形势，生活在伍家岗的宜棉人，晴天那是一身土，雨天满脚都是泥，生活虽很艰苦，可大家都非常乐观。成天吃的是老三样（馒头、米饭、老包菜），那难见油星的粗茶淡饭，大伙照样吃得有滋有味。曾有位职工风趣说道：“跳进饭碗里，见不到一颗米”，为这句话，这位仁兄受到严厉批评，从中可以见到，当年生活上的艰苦程度。 逢年过节打牙祭，每人能领回一份粉蒸肉，虽然只有小小的一碗，但满口飘香的味道，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宜棉人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火一样的热情，以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一步一步把宜棉厂做大、做强。宜昌棉纺织厂对宜昌、湖北乃至全国，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功不可没，名垂青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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