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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在《细说明朝》一书中如此评价张居正：“他是有明以来惟一的一位大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诸葛亮和王安石才能勉强与之相提并论。”
这样的说法，平心而论，是客观的。细读明史，我们会发现在，在明朝这个中央集权绝对专制、办事效率绝对低下、党派之争绝对膨胀的朝代里，出了一个张居正这样的人物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在那样的年代里，做一个张居正那样的人，不但要有果敢决绝的勇气，精明强干的才气，更要有精密的思维、缜密的思考和深厚的政治斗争经验。
明朝任官制度中最要大的特点是“分权”。除皇帝一人，别想休想越雷池一步，明朝废除宰相官制后，担任首辅的内阁大学士生基本就行使着宰相的权力，但这权力的外延在很多时候都是小的可怜的，首辅行任何事时，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朝中政敌的窥测与挟制，更取决与司礼太监的关系，首辅有票拟权却没有批朱权，批朱权反而落入宦官手，这种分权制使内阁在行使权力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缺失，有办事权却又无决定权的特点使朝臣在明朝做内阁首辅成为天底下最费力而又不讨好的事，因此有明以来，做内阁大臣善终的少，而许多内阁权臣干脆就成为“纸糊阁老”、“泥塑尚书”，为明哲保身不做任何有积极性的工作。
在这种情境下，张居正这样一个一心办实事的人面临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在张居正生存的那个年代里，他面对着强大的压力是前朝任何一位权臣都达不到的。一方面，要办实事，就要触动一些已经约定俗成了的积习，就要得罪人，另一方面，分权制制约了首辅行使权力的主动性，想要发挥权力的主动性，就要与有批朱权的太监协调同步，而这种关系的处理是很难的，既难在不受其控制，又难在能不在道德的尺度上授人以口实。
说穿了，就在于明朝自洪武皇帝开始的文官制度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任何在这里生存的人，都无法让自己脱离开其中的游戏规则与生存法则，例如说交朋结党，清浊之争等，在明朝的历史上，所谓的“清流”有时更加误事，“清流”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要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在明朝，道德上的被消亡往往就是政治生命甚至是个人生命的消亡，也正因此，为了抢先在道德上占有霸权地位，所有的内阁首辅在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做实事，而是忙于拉帮结党，培植对自己有利的氛围，防微杜渐。
张居正所处的这种环境就决定了他要想干成与别人不同的事，不但要有过人的才智，更有高超的斡旋能力和非常的御人手段，既要办事，还要协调好各种关系，更不能在道德上成为众矢之的。张居正与高烘同为内阁主宰，高烘的性格弱点造成了他最后的全盘失势。这一点，想来对张居正的影响也不小。
这种两难的境地，自保都很困难，而况做实事，但是张居正最后还是做到了，他从整顿吏治处手，革除陈规习，修复边防，任贤举能，振兴朝纲国纪，他对明朝的贡献，其实不亚于开国的徐达、刘基、李善长等人，但是即使这样一个百年难遇的人才，他最后也还是难逃悲剧的命运，这是由封建时代的共性特点决定的，在封建君主的眼睛里，任何的贤臣都不过是治国的工具而已，贤臣的任用再大，也不过是凡人的造化，而君主是“天赋神权”的。张居正虽然权化倾一时，但是帝皇与群臣的眼中，他不是完人，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工具和对手，真正的完人只能有一个，皇帝。张居正为明朝的朝政中兴而苦心孤谙的改革，他的功劳在生前无人能抹杀，但是死后，一个小小的“夺情” 之事就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道德大批判，在道德上的空前否定与在他在生前的空前荣誉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而这一切最后的幕后黑手，不是文官党争，而是封建专制，是这种把人不当成人的帝皇制度的存在，才使文官的努力最后都成了一场可笑的梦吃，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的悲剧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悲剧，因为他的努力使封建专制体制日臻完善，恰好又让自己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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