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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论前沿第S412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春节将近，微信朋友圈里开始时不时的发来聚会的信息。经过一番打电话约人后，2016年1月26日，腊月29，某餐馆，开始了我们的同学聚会。聚会是在外打工、求学的人每年回老家过年的必备活动项目。聚会可以熟络熟络许久未曾联系的感情，也可以互通信息，牵线搭桥。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此次回来，同学聚会肯定是要参加的。由于临近年关，县城还在营业的饭馆并不多,我们几番找寻才得一去处。 来的人并不多，零零散散大概也就十来个。小二很迟才赶过来，一落座便开始抱怨，说今天去县财政局找人签字，花了不少功夫，现在还没个准话。嘴边时不时的用土话骂娘几声，一边喝酒一边吐槽。 小二是个非常懂得社交的社会人，无论是言谈、接人待物，还是送礼送钱摸门道，他都比较稔熟，这或许是他在前些年里头训练出来的。小二高中毕业后就去经营网吧、搞快餐店，在耒阳、株洲等地弄加盟店，搞了几年，虽然败了家里十几万，但也积攒了一些社会阅历。后来回到老家娶妻生子了。我不大清楚他目前遇到了什么事，坐我旁边的飞机私底下告诉我，小二家几年前买了个山头，在那挖了两个大池塘养鱼，旁边土坡上养鸭，搞了个生态养殖基地，这个基地全由小二来打理，目前还没有步入正轨，小二想到县财政局申请些经费下来，可能进展不顺。 其实小二家很有钱，2002年我刚读初中时就有所耳闻。听说我所就读的初中学校向他家借了不少钱，每年学校还他家的利息都足够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年的花销。而且，传闻小二的父亲“门面”很广，认识很多有权势的人，因此，这点经费钱应该是有门路搞到的。我猜，小二并不是担心能不能拿到钱，而是为失去其父的关系庇佑后，吃了一些官家脸色而苦恼。果然，酒醉人酣之时，小二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你是我们班读书读得最多的，像你这么高的学历肯定能做个大官。做了官，有钱有权，不用看别个人的脸色，自己兄弟也能照顾到，我们同学之间也能沾点光啊。 听到他这番言语，我尴尬极了，不知如何作答，只得连连说道还没毕业，还没毕业，还没想好以后如何打算。 虽然我们时不时会吐槽公务员那没有生气、等级分明、低三下四、不自由的生活，但我们对当官的渴望还是非常高的。在老百姓眼里，当官意味着有权，有权就有关系，或者就能拉关系，有了关系就好办事。这次聚会的组织者白猪是跟我关系很亲近的同学，大学毕业后，他在深圳工作，年薪不错，买了车，在老家也买了房，是我们初中同学中混的比较好的一位。我和他一道从深圳回老家，在归途中，他愤慨地诉说家里田地被霸占，对方凶恶无理，自家懦弱无能的种种情景，咬牙切齿地说家里就是缺个当官的，恨家里头没有关系、没有硬关系可找，现在搞得整个家族很窝气，在村子里很没面子，抬不起头做不了人了。他的这种想法在老百姓中非常普遍，白猪家这件官司案，其家人虽然一方面请律师找证据，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花钱找关系、拉关系。一审官司赢了，认为是找关系、拉关系拉对了；二审官司输了，认为是关系没找对，没拉到位。 为什么白猪会认为家里搞不到关系会很没面子，会抬不起头做不了人呢？显然，关系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找关系，拉关系在我们的生活中司空见惯。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谈到，中国人是以他人定义自身的，中国人的自我和灵魂是从二人关系中产生的。一个人是否成人，不在其年龄，而在其是否有以自己为枢纽的社会关系。关系便成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人的象征，也体现了个人的能力，身份，地位等属性。因而，和我年纪相仿的小青年急于学习如何建立关系，维持关系，不仅仅关系会带来很多实质性的好处，更是在于回应社会期许，证明自己已经成人。看来，我们在吐槽社会中走关系现象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吐槽我们自己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关系户，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对关系的渴望还表现为对文化的渴望，因为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等的。这些年来，我参加很多次聚会，同学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每次向他人介绍我的时候，基本上第一句话便是他是研究生，是我们班读书最多的；第二句话便是以后有大出息啊；第三局话则是我们要搞好关系，发达了不要忘了老同学。我想，大家已经为我想象了一幅大有出息的美丽蓝图，在这幅蓝图里一定存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场景。这种想像背后的缘由很简单：有文化的人见识广，圈子大，认识有权势的人多，或者能成为有权势的人的机会要大很多。高学历的人相应的能获得一些重要关系，这些关系不仅能帮助自己，还能“造福一方”。这种简单粗暴的想法从未在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同学们的脑海中抹去过。每次我回老家，亲朋好友、同学们与我攀谈时都会问：“还有多久要毕业？”。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对我的学习表示关心，问的次数多了才发现，原来是对我的未来的前程表示关注。当我弱弱地表示毕业后想择一平台开始我的科研之路时，询问之人虽然没有直接对我这一选择表示不满，但还是鼓动式地认为去做官多好。正如酒桌上的小二讲的一样：“我们在家的人，圈子就这么大（比划了个小圈），你们有文化的人，圈子这么大（比划了一个大大的圈），大家互相照应，有什么事帮个忙，是不是？多好！”酒桌上的同学纷纷附和。 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一种想象，有文化的人就是能成为有关系的人；我们还很容易想象，有关系的人就一定能为身边人带来好处。这种想像在农家人心中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性的。正如初二随母亲去舅舅家拜年，返程表哥送我。当表哥得知我毕业无意考公务员的时候，用有些语重心长地口吻说道： “你去做公务员，至少对你弟弟帮助很大。前几年跟你爸聊，你爸就说，你读了那么多书，不怎么担心你以后的出路，更担心的是你弟弟。无论如何，你都要拉扯你弟弟。” 接着，大表哥还给我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 “你看，我村子里头的那个二愣子，去云南当兵，一开始也没什么名堂，后来有出息了，动用各种关系，把家里的亲亲戚戚差不多都安排的好好的，他们家的人都发了！像你有文化的，更应该去做公务员，这个世道，只有手里头有权，才能照顾好家里头。” 表哥的一番话让我脑海中浮现出一群雏鸟嗷嗷待哺的画面，浮现出一根芦苇系着无数双渴望被拯救的手的画面。普通的农家人的行事思维便是这般：在无望的生活中混混沌沌谋生存，若出现一束亮光，便渴望被照到，而这束光也极力被要求去尽可能的扩大其光斑面积。只有这样，才是成功，才是出人头地。 我有些恐惧，问道：“这不是叫人违法吗？不怕查出来，全家坐牢啊？” “怕什么，把钱搞到再说。你能把兄弟姐妹带出来发财就是有本事，人家只会说你是为家族做了大贡献。” 我们对读书能带来名、利的想象是非常强烈的。事实上，我们也很乐意从社会上、从身边找一些例子来佐证，哪怕这些例子是非常稀少的。辟如我一长辈，在我刚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欣喜地说到： “咱们隔壁村谁谁，在北京读的大学，后来考公务员留在北京某部委工作，工作很轻松，就是给其他部门送送报纸、信啊之类的，人家每年回老家过年，咱县里头的领导都会去接车，直接从市里开到他家里，多有面啊！有这关系，家里头还有什么事办不了。” 长辈在兴高采烈地描述这一“盛况”，却对这一“盛况”背后的实质作用缺乏兴趣。他自行脑补了这一关系的强大，大到不仅家里头的事能办到，而且不是家里的事也能办到。在他看来，能有这种关系，就是因为隔壁村那谁谁做了“京官”。可怕的是，长辈说完，还补充一句：“你要加油啊！他家大伯跟我很熟，我去要他的电话号码，你跟他联系联系，攀攀关系。”果真，我拿到了那个在北京某部委当公务员的某某的电话，真不知如何是好。 孙隆基在谈到中国人“个体”时，非常详细地谈到了中国人作为“个人”的不发展和不发展“个人”的危害。然而，他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观察，是从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入手，弱化了环境变化对“人”的设计。上述谈到的老家青年对关系的渴望，这种渴望显然受到我国“国情”的影响：拉帮结派、小团体、走后门等文化，但也与个体所处环境有关。 我的家乡地处岭南山地，置县历史已有2200多年，总人口30多万人左右，基本上属于一个半封闭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头，大家办个什么事都喜欢拉个关系，走个后门，哪怕办事之人与主事之人没有什么直接瓜葛，也能七拐八拐地找到些关系。找关系、拉关系、维持关系已经是我们在老家办事的常识，不找关系能办成事才比较罕见、才奇怪。2016年，我家一长辈在老家犯事被抓，弟弟打电话给我看看有什么关系可找，常年在外的我说请个律师按法律程序走就好，不要拉那些乌烟瘴气的关系。弟弟听后愤愤然道：“你不去走些关系就能办成事吗，社会就是这样的！”后来，家里人委托了一名律师代理该案件，与律师签完协议后，律师告知我家人，接下来要请案件经手的人员、领导吃饭、泡脚，打点打点，要准备一下。可见，在老家发展的那些同学们，或者要在老家办事的我们，免不了要去找这关系，那关系的，与关系打交道。正如在深圳工作的白猪所说：“在深圳，我可以凭我的能力找份好工作，在家，没有关系的话，要找份好工作很难。” 于是，在老家的我们，对关系的渴望，如同韩信点兵一般，多多益善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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