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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写点五胡历史 五胡是个特别纷乱的时期，也是老天爷眷顾少数民族的时代，为什么我要用“眷顾”这个词呢？从历史的进程上去看，东汉以前少数民族更像是配角，虽然偶有参与进汉族战争中，也并没有成为主角，多以分一杯羹为主要目的。自然便是眷顾。那西晋建立后，为什么少数民族又能够在北方建立政权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司马政府重症肌无力，这群被政府掌握和监视的少数民族的人民早就看不惯政府压迫，所以只要这个政府还强大，他们就只能憋屈的活着，但是万一这个政府是有一个懦弱的皇帝掌握着，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当奴才了。民族的崛起靠的就是机遇，顺势而起。当然，我说的只是其中一点，这里面还包括少数民族内迁潮流的影响。 说起内迁，这是一种安抚与掌控的政策。追塑推行这种政策的话，要从东汉初年开始讲起，西汉对待其他民族都大力主张敬酒与罚酒并行，东汉则是以敬酒来以退为进。中兴之主光武帝刘秀便在建武22年颁布了让长城外的游牧民族可以定居长城内的政令，有些人便在此处发声，都说刘秀是犯了糊涂，胡族不懂礼教，只懂杀戮，这是引狼入室。在我看来，刘秀是没有错的，东汉采取内迁是以王者无外的大一统思想。部分学者也说东汉是坚决以先秦儒家的大一统和民族可以变化的思想为指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边的少数民族不能排斥出去，都属于东汉统治下的臣民。但是，致命点还是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国家一旦国势衰微那就比较可怕了，如同决堤大坝，很难控制整个大局。 东汉末年，各路军阀割据，少数民族亲恩政策也成为各路军阀大亨壮大力量的手段，什么和亲，大封大赏各部族首领都是十分寻常之事。所以，这又有汉民族为了补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劳动力不足，诱惑其他民族的劳动力前去补充兵员上的不足成分，总之相互利用，部分部族首领凭着替军阀办事，以求功勋和最大获利，如慕容鲜卑即是如此：莫护跋当大酋长时代，曾经帮助曹魏征讨辽东，后立功被封王。还有投错政治靠山的乌桓，袁氏集团败亡，被曹孟德当作反面教材灭掉了，随后，不少部族看到乌桓的悲剧，相继归附曹氏。这其中就有比较出名的鲜卑支部首领轲比能，当然事实证明，轲比能只是心服于曹操一人。 曹操执政期间，分别对各少数民族采取了措施管理，对待乌桓，把其十万多户乌桓人迁到了山东一带，编为齐民，并规定其要缴纳赋税。并挑选精壮的乌桓人组建了骑兵，成为曹军的重要军事力量。有谓：“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曹操基本控制了乌桓部落。对待匈奴，由于黄巾之乱，东汉政府对南匈奴的失控。匈奴人首领呼厨泉单于与袁氏集团、关中的司马腾等联手攻击河东一带，曹操通过劝降手段让呼厨泉单于投降，并任用匈奴贵族到自己的幕僚机构里任职，征调匈奴牧民为士兵，并迁徙他们的家人到邺城定居，普通的部众通通领地为农，上缴赋税。曹操对于匈奴始终还是有所忌惮的，他担心匈奴内迁繁衍势大可能出现难以治理，对自己不利的状况。便又推出了匈奴五部制，加以约束。五部中的领导人为帅，匈奴人担当，选汉人司马作为监督官。 再说鲜卑，东汉灵帝光和年间由于首领檀石槐的死，自身分裂为檀石槐后裔步根集团和被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团，还有原属于东部大人的弥加、素利等领导的若干个小集团。曹操平定幽州时，这几个集团首领相继来表示臣服。到了曹魏文帝时期，轲比能野心膨胀，志在统一鲜卑各部，与东部大人素利、步度根相互攻伐，双方战争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太和二年到青龙元年(228-233)，轲比能兼并了东部大人所领导的部众和步度根的部众，成为漠南地区最大的势力。曹魏当局见轲比能一家独大，认为对于地区稳定不利，“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力。”便派刺客刺杀了轲比能，立其弟为首领。轲比能的死是鲜卑部的一大损失，此后，部落人心离散，互相侵略，内斗频发。曹魏随后又相继迁徙数万鲜卑人散居在雍州、梁州(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及宁夏、青海各的部分地区)，目的是为了防卫蜀汉。在正始年间(241)，部分东部鲜卑归附曹魏，又设立辽东属国，设置昌黎县来安置这些鲜卑人口。 氐、羌两族相对而言比较特殊，为什特殊呢？因为他们居于刘备集团和曹氏集团的中间地带，刘曹两股主要政治势力的对抗，氐羌自然而然不可能低调。建安十六年，氐族领袖阿贵、杨千万等人跟随马超反对曹操。建安十八年，曹操派大将夏侯渊西征，并灭掉了阿贵，杨千万兵败，逃奔马超，其部众通通投降曹军。曹操先后数次对陕西南部，汉中一带的氐羌诸部用兵，并对战败的氐羌人采取内迁政策，大多安置到了关中长安腹地地区，并重用其贵族阶层。 曹魏的民族政策是针对不同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策略，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最为巧妙之处就在于，曹魏集团以武力为后盾，以官位为诱饵，拉拢各部的贵族上层，当某一部有崛起之势，就采取挑拨离间，当某一部有反叛之时，就采取武力征讨，对于轻意善变的部族，直接内迁，编为普通民众，进行更好的管理。而西晋代魏后，继续延续这种制度，只是全面掌控似乎是大不如魏时，这就有多重原因了，最根本的还是那场“八王之乱”，中国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宗室内斗最持久的动乱，它严重地削弱了晋朝的统治力，社会的不稳定促使各族首领起兵反叛，这是必然的啊！而五胡十六国的序幕即将拉开，多少英雄往事，可歌可泣。一百多年的动乱，山河破碎，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是安定不足以武乃人和也！ 第一章，从晋武说起 纵观中国历史，被史家认可的一统王朝里，西晋的故事是那么的悲凉与可笑，作为它的建立者司马炎先生似乎也没有开国之君应有的雄才大略，但要说他一无事处，那又大错特错了。众所周知，从司马懿开始，中经司马师、司马昭专断曹魏朝政，逐渐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司马氏集团，司马炎的代魏，就有水到渠成的感觉。但在古时正统观念严重的情况下，重臣“篡位”是件严肃的大事，为了显出老天爷授命于己，司马炎登上皇位后，做了一系列的政绩，这是不可否认的，那时的他倒也有一派名君的样子。 三国末期，曹魏灭掉蜀汉后，领土虽然扩大，但是曹魏内部弊政比比皆是。如土地制度屯田制就出问题了，屯田制曾经帮助曹氏崛起，屯田制是国家直接获利。魏文帝曹丕代汉之后，为了回报北方士族家族的支持，抛出了一个只针对这部分特殊群体的“蜜罐”式制度，给客制度。给客的意思就是租地农民可以合法地依附于某些家族和个人，成为其控制下的人口。属于给客制度下的农民只需向主人交租，而不用另外向国家纳税服兵役。士家大族们纷纷感谢魏文帝这项政策，因为这间接的帮助他们私自侵占土地，侵占人口。同时也破坏了屯田制，对屯田户部分瓦解。 魏元帝时期，司马炎下达指令，直接废除了负责屯田的官员，负责农业生产的直接负责人是地区长官，屯田制宣告废除。原来属于屯田制度下屯田户就投靠在了给客制度下的豪族，有个别豪族在此时便拥有了上万亩良田，国家徭役兵役资源被家族与个人掌控，他们有干涉权利，役源有面临枯竭的可能。而农民承受剥削也越来越重。 司马炎看到了这个社会问题，作为刚刚登上宝座的新皇，又是新公司的创始人，这是需要马上解决的大问题。面对农业生产的残破局面，他力图摆脱困境，找到一条符合当下发展的道路。所以他对臣下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也是真理性的一句话，以此来带头改革：“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虽欲安时兴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无由。”衣食丰足是国家的根基，很明白这一点的司马炎，必须要迈出一步，那就是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占田制应运而生。 占田制规定以年龄和人口来农业生产，男女16岁到60岁，统计在户，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田税。个人也有权利拥有规定亩数的土地，如果没有，可以自愿去开垦荒地，豪强不能来干涉，即便农民欠着豪强的债，曾经是豪强家的佃户也有权利取得土地来耕种。从太康元年平定孙吴后，全面实行占田制，到太康三年的时候，人口增殖方面略见成效，120万户农户从豪族门下出走，占田制对于豪族打击那是相当严重。 司马炎在审视占田制内容的同时，也并没有彻底的摈弃笼络世族地主的政策，没办法，这也是魏晋潮流，以至于后来由于五胡介入，衣冠南渡，靠着新兴风流世家的辅佐，南晋勉勉强强的撑了数个春夏秋冬。为了不得罪，世族们，司马炎很高明的想了个办法，明文规定世族地主占田的亩数，拥有的荫户人数，并以官阶来划分，把他们过分侵夺的恶习扼杀住。 搞完了土地，西晋经济开始兴盛，出现了太康盛世，史书有云：“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社会变得井井有条，这是继东汉末年，千里无人烟的可怕，人们梦寐以求的安定，也是灭吴后，西晋傲立于世最光彩夺目的时候，但由于司马炎自身改革存在不理智之处，一统之后，开始堕落，糊糊涂涂。这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转眼会化为过眼云烟，昙花一现。 下一章节晋武所谓的吸取教训，防止孤儿寡母被欺凌，大封57个同姓王背后的点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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