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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厂设立的时间，清代学者夏燮说是永乐十八年，“置东厂于北京”，而《明史》说的比较模糊和笼统，这并非毫无道理。就像一双男女，很早就过起了夫妻生活，只不过领证和喝喜酒是后来才发生的。其实早在永乐中期，朱棣就通过宦官特务粉碎了锦衣卫头子纪纲的“谋不轨”。 东厂的CEO一般是由皇帝的心腹宦官担任，皇帝颁发给他的关防（一种长条的官印）要比其他宦官衙门隆重的多，通常有12个字：“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而其他宦官的奉差关防仅仅几个字：“某处内官”，此外，皇帝还要给CEO一枚密封牙章，凡是东厂员工有事需密报，首先必须将其封起来，然后用密封牙章封严实了再上奏，这样就杜绝了一切外泄的可能，加上宦官本就是皇帝贴身的奴才，一旦刺探到什么事就可以迅速地送达皇帝。 东厂的的CEO一般被称为督主或厂公，下设掌刑千户1人，理刑百户1人，再往下就是领班、掌班、司房等中层干部，共有100多人，按天干地支分为12颗，每个役长各自统领几个番役，番役又叫“番子”、“干事”，相当于基层员工，一共1000多人，都是从“最轻黠譞巧者”中选出来的。 明朝自永乐开始历代皇帝对宦官都极为亲善与信任，东厂的创设及其势力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因此东厂特务的权力和侦缉范围相当广泛，上至皇家大事，下至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只要他们认为有价值的都会一一侦查上奏。 “每月旦（第一天），厂役数百人，掣（抽取）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明史？刑法》 意思是，每个月第一天，东厂特务几百人聚在会议室，根据抽签分派任务，监视外廷百官，尤其是兵部，每天都要派人去查看“有无进部，有无塘报”。东厂还往往参与到朝廷重臣会审大案要案的活动中去，并“列席”锦衣卫北镇抚司对重刑犯的用刑拷掠和审讯逼供，在当天晚上或第二天凌晨将其在现场记录的拷打数目与罪犯口供上奏给皇帝——“听记”，而“坐记”则是指东厂特务到其他官府衙门和京城各城门去明察暗访，某官府出了啥事，某城门截获了某奸贼，直接办事的胥吏必须向“坐记”的东厂特派员说明白，这就是明代特务史上的“打事件”。 其实“打事件”的范围相当之广，哪个地方失火了，雷电击中了某建筑物，关卡进出有无安检保障，甚至张三的老婆出轨偷情之类的民间私密事，也常常成为东厂特务感兴趣的热点。由此来说，东厂特务的工作任务应该是十分繁重和及其宽泛的，就靠1000多名“番子”是远远不够用的，那怎么办？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特别聪明，尤其那些干特务工作的更是人精，他们有的是脑洞。由于东厂特务主要刺察的是臣民之密事，就此而言，老实人是不乐意或干不好这种活的，于是在社会边缘地带混日子的人就称为特务青睐的对象，也只有这些整天游手好闲的社会混混才会热衷于别人的秘密，因此，流氓地痞之类的人很自然地成了东厂特务的合作对象，称为业余特务，或临时工特务，特务们往往出钱给地痞流氓，从而购买到常人所得不到的信息，由此导致骗钱、挟私报复者层出不穷。 “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既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佐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搒治之，名曰干醡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无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闻上，下镇抚司狱，立死矣。”《明史？刑法》 京城的地痞流氓获悉某人有不可告人的私密事，就偷偷地告诉东厂特务“档头”，档头就要根据事情的大小先付给地痞流氓一些钱，这叫“起数”，给的这些钱叫做“买起数”。双方交易成功，地痞流氓就带了特务番子直冲到案犯家里，到了现场坐下来，这叫做“打桩”，接着就拿住“案犯”并进行简单地核查，要是“案犯”家里拿不出什么证件符牒的话，只要给足了钱，他们就会迅速的“撤离”；但一旦不给钱或给少了，那么他们就会用各种酷刑对付“案犯”，名为“干醡酒”，其痛苦程度十倍于一般司法部门的用刑，要是有人不懂规矩怎么办？他们就会做出暗示，要想活命当然给得越多越好，相反给少了或不给，他们不仅滥用酷刑，而且还要上奏诬告给皇帝，说“案犯”犯有谋反、谋逆大罪，原本还处于云里雾里的“案犯”立马变成了重刑犯，并被关入镇抚司大牢，没几天就被活活地折磨而死。 你看看东厂的暴力执法有多混蛋！ 如此，东厂的员工规模（含临时工）之大，线索和情报的提供者几乎遍布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难怪，无论发生什么事，皇帝都一清二楚：“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 对于这样的特务统治，除了皇帝高兴外，大明臣民没有一个不害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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