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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词典》：“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它地区称为四方。后泛指中原地区。”看来当时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已有概念上的区别。然而“中国”一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最早的记载要数《尚书》十三经中的《梓材》了，其中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但《尚书》的写作年代和作者已很难确定。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传说是秦汉之际的博士伏生传下来的。而在1963年陕西省宝鸡贾村塬出土的《何尊》（见图1）上铸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个字（三个字残）。《何尊》铭文开头就说：“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即武王克商后在成周建造都城。又说：“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见图2）这里的“中国”就是当时在成周营建的中心区域。“乂民”是治理人民的意思。“自之乂民”就是在这里来治理人民。《史记·周本纪》称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可见当时的“中国”既是成周（地域）的中心，也是所谓“天下”（政治）的中心。三千多年前《何尊》中的“中国”一词，应当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依据。 “中”的本义有多种解说，如古文字学者黄德宽认为“是我国古代测风工具的象形字。”温少峰、袁庭栋认为“中”是“测日影之事”，“很可能是测影以定节气。” 唐兰先生认为“中”是为了“建旗以致民”，“盖古者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附，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若为三军，则中军也。）然则中本徽幟，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义，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见图3甲骨文、金文）笔者认为中国之“中”与该义最近。 “国”字的初文作“或”，从口从戈，口象邑（聚落）所圈定的范围，亦象城形；戈所示以武装护卫之义。《说文》：“或，邦也。……域，或又从土。” “或、域、國”本为一字，之后分化为三字。甲骨文中已有“或”（国）字；“國”字至西周晚期才形成；“域”字要到敦煌简书和《说文》中才出现。 “中国”一词的产生证明了华夏民族由原始人类经聚落（部落）向“国家”发展的历程。夏、商、周是我国最早的三个朝代，简称“三代”。“三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当时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唐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有“楚失华夏”之说。孔颖达疏云：“华夏为中国也。” 关于“中国”一词的组合： “或”（早期的国字）为什么会演化为“國”呢？笔者认为“或”向“國”的转化应是小国向大国发展的过程。国是从邑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说文》：“邑，国也。”而邑有大小之分。文献有“十室之邑”、“三十家为邑”、“千室之邑”等等，如商王都即以大邑称之：如上述《何尊》中所谓“珷王既克大邑商”此“大邑商”即商朝的国都，国都“既克”，国家也就灭亡了。商代王邑至今已发现三座 — 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这些王邑、都邑尚有许多封邑，臣属之邑和王亲贵族的领邑；封邑，臣属之邑和大小不同的城邑，相当于“或”（小国），王都、大邑，后发展为“國”（大国）。“或”从口从戈,而“國”字又增了一个大口包围着里面的“或”（小国），这就意味着大邑之“或”向更大的“國”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商周以前号称有“万国”，实际则是万邑，当时所谓的“国”，平均人口仅三千人左右，现在我们称其为聚落或部落。如《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逸周书·世浮解》云：武王伐商，“憞国九十有九国，…… 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见《夏商社会生活史》99页）。上古时代，小邑不断被大邑吞并，经春秋到战国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从汉字“国”的演变资料来看，西周以前“国”字都写作“或”，西周晚期才出现极个别的“國”字写法。东周时代正相反，只有极个别的“国”字写作“或”（见图3甲骨文、金文）。由此可见，“或”向“國”的字形演变过程与万国到七国到一国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 “中国”一词的组合反映了西周早期统治者的心声。《何尊》（公元前1102-前1070）的主人以为自己的王朝就是“万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那时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今天的“天下”是什么概念。 从以上简析可以看出：“中国”一词的由来及其字形的演变过程十分自然地折射出华夏社会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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