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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  作者简介：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陆人，历史地理学家。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第1-14页。 栏目编辑：彭兴 ◇ 若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予以删除。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明长城之北，河套平原则在阴山山脉之南，黄河如带，贯穿其间。大致说来，这两个地区农牧兼宜。在历史上就曾经有过几次农牧交替的变迁。虽说是农牧兼宜，却也有若干具体的差异。因而相应地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鄂尔多斯高原以前还曾有过茂密的森林。这就使农林牧三者分布的地区显得复杂。也由于长期的演变，不免有相互失调的现象。如何妥善安排，因地制宜，使农林牧三者都能适当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在目前已是不容稍缓的要务。探索其各自的历史渊源和变迁的经过，对于今后的调整安排是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 一、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自然环境的探源 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的历史与全国各地一样，都是十分悠久的。远在旧石器时代，著名的河套人就徜徉于鄂尔多斯高原，繁衍生息。新石器时期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更为繁多。遗址的所在地及遗存的文物皆可以显示出那时的人如何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并加以利用和改造，而后能够世世代代生存下来。 然而，这里的论述却从2300年前开始。2300年前乃是战国时期的后半期。那时赵武灵王正在赵国胡服骑射，变法图强。这里所说的胡自是指匈奴人而言。匈奴人游牧于赵国和秦燕两国以北各地。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相互称雄时期。黄河和长江流域主要是秦魏燕赵等七雄并立的局面。匈奴族在阴山南北亦自有其政权。这些不同的族类到后来大都融合为整个的中华民族。后来虽然融合为一体，但在当时却是彼此相对峙，不免有所争夺。赵武灵王既已变法图强，接着就向各方发展，匈奴的土地当然也是他的争夺的对象。赵国的疆土本来在恒代以南，由于他的奋发图强，疆土不断开拓，不仅到了恒代以北，而且直至阴山山脉之下。还更西越吕梁山，渡过黄河，到了鄂尔多斯高原。当时为了巩固新得到的土地，防止匈奴再来侵夺，曾在阴山之下修筑长城，向西至于高阙。高阙在阴山山脉西端，杭锦后旗的西北。这就是说整个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绝大部分地方已经属于赵国所有。到这时，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才有更多的历史记载，当地的轮廓面貌也才能比较清晰。 匈奴族自来是一个著名的游牧民族，驰骋于草原之上。正是由于阴山山脉之下有广漠的草原，匈奴才能在这里从事游牧。如果离开草原，就是擅长于游牧的匈奴族，也会舍其本行，而改操他业。赵武灵王时，一部分匈奴族就未能遵循旧俗，继续保持其游牧的生涯。原来居于赵国西北的娄烦和林胡就是这样的部落。 不必多费解释，仅就林胡这样一个名称即可说明问题。林胡的胡当是他们的本来名称。胡人以“林”字冠于其本来的名称之上，应该解释为林中的胡人。游牧民族活动的范围是难得有森林存在的，因为幼苗还未茁壮成长，山羊等畜类就已食去它的枝叶。这一点恩格斯在论述古代希腊人初到圣海伦岛时的情景，已作了充分的说明(1)。胡人既处于森林之中，又能保持森林的旧貌，而不至于受到破坏，则其生涯就不完全是游牧，甚至已不是游牧了。当时林胡活动的地区，正是鄂尔多斯高原，还东越黄河，伸延到山西西北的一些地方。或者有人说，现在鄂尔多斯高原并无森林，林胡时期也应如此。既无森林，何得妄加解释，说是林中的胡人？是否就是这样？正是这里所欲加以论证的。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这里暂时放下林胡不谈，而稍一论述和林胡同时的娄烦人。娄烦人的活动区域乃在林胡的东南，相当于今晋西北各处。现在山西省设有娄烦县，其地在太原市西北，岚县东南，也是在吕梁山的东麓和汾河的西侧。这个县新设未久。虽是一个新县，却大有来历。因为隋时就曾设置过一个娄烦郡，郡治就在现在的静乐县(2)。现在的娄烦县地，那时就在娄烦郡辖境之内。唐代改娄烦郡为宪州，到中叶还曾一度仍旧称为娄烦郡(3)。再往前溯，西汉时就已经设有娄烦县(4)，其故地在今山西宁武县北。这些历史的渊源显示出这里本是娄烦人的旧地。累代相传，还不失其最早的来历。远在赵武灵王时，娄烦即能和赵国对峙，而有劳赵国用兵征讨，才就夷灭，可知它并非后世的一州一郡所能概括的，更不是仅有一县之地。应该是奄有今山西西北的大部分，西北与林胡衔接，而东南与赵国相邻。山西西北多山，最大的为吕梁山，此外还有云中、管涔、芦芽诸山。其实这些山都是吕梁山的支脉。现在吕梁山上犹有森林，其中部的关帝山林区最受人称道。北部诸山森林已渐稀少，甚至是光山秃岭，无森林可言。然而在历史上这里却是森林地区。不仅山区有森林，就是说整个山西西北都是森林地区，也非夸大之辞(5)。这里既是娄烦人活动的地区，森林之中就不可能永保游牧的旧俗而无所改变。娄烦若此，则以林胡为林中的胡人，同样未能多事游牧，应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2)《隋书》卷三○《地理志》。 (3)《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4)《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5)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赵武灵王时，林胡人在鄂尔多斯高原活动的范围究竟多大？这还有待于仔细稽考。至少像现在东胜县和伊金霍洛旗等处应该包括在内。赵武灵王既经营阴山山脉以南，就打算由当地一个叫做九原的地方南至咸阳，以了解秦国的虚实(6)。九原故地在今包头市附近。由包头市南行至咸阳，似当出榆林河及其所流人的无定河一途。其间所经过的地区若非已为赵国所有，武灵王亦不至率尔轻出。当时赵国在这里征服的只有林胡人，则林胡人原来活动的地区应超过于这一线之西，至少奄有鄂尔多斯高原的大部分。 (6)《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就在战国末年，秦国的版图也伸人到鄂尔多斯高原。其时已是秦昭襄王时。秦昭襄王略后于赵武灵王。秦国版图达到了鄂尔多斯高原，说明了赵国的兴盛时期已经过去。秦国在鄂尔多斯高原仅占有其东南部今准格尔旗地，其他各处以及阴山山脉之下，当仍为匈奴人所有。秦国为了防御匈奴人南下，也曾于沿边地区修筑了一条长城。这条长城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一段是经过窟野河支流束会川而至于黄河岸上十二连城的(7)。后来秦始皇北征匈奴，北界达于阴山山脉，另外修筑了一条新的长城，那条旧长城所经过的地区实际上就成为内陆。但由秦代末年以至汉武帝大举征伐匈奴时，这里却仍由匈奴人占据。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人居西河郡美稷县（今准格尔旗北纳林故城）(8)，其部落也就散居于鄂尔多斯高原各处。匈奴人和汉族不断互相交往，自然会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现在，鄂尔多斯高原不断发现匈奴墓葬，出土不少文物，就是具体的证明。而杭锦旗东南桃红巴拉(9)、杭锦旗西霍洛才登和准格尔旗南瓦尔吐沟出土的匈奴墓葬和东胜县漫赖公社出土的汉墓(10)，所显示的更为清晰明白，完全可以证明这里有过富饶茂密的森林。 (7)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秦长城遗迹探索记》，刊《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一期。 (8)《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9)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刊《考古学报》，1976年第一期。 (10)这几处材料皆是承田广金同志函告，也是田广金同志亲自调查过的。 这些墓葬中都有棺有椁，还有雕刻成鹿虎等形状的饰物。尤其是这些棺椁都是原木制成的。因为是用原木而不是用木板制成，所以都相当庞大，所用的原木也很多。往往一副椁盖就用原木数十根。原木的直径一般为0．2～0．3米，有的达0．4米。木料均为松柏木。由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观察，墓主皆不至于是王侯一级的贵人。不是当时的贵人而有这样大的墓葬规模，竟用了这样多的原木，这些原木当是取之于附近的林中，而不会是由更远的地方运来的。随葬出土的仿照鹿虎等形状制成的饰物，显示出这些动物都是附近林中滋生的。尤其是杭旗阿鲁才登匈奴墓中出土的虎咬牛金饰牌更为有力的证据(11)。这些动物习于林中栖息，当地若是没有森林，何来这样多动物？在森林内及附近的人狩猎所获，也当是这些动物，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故能制成饰物，佩于身边，死后也就随葬于墓内。 (11)这几处材料皆是承田广金同志函告，也是田广金同志亲自调查过的。 这里还应提到秦昭襄王修长城时所培植的榆溪塞。这是在长城外面所培植的榆林，因为和长城并行，所以称之为榆溪塞。这条榆溪塞到西汉中叶，卫青征匈奴时还曾从事补缀过。如前所说，秦昭襄王时的长城是由窟野河支流束会川至于黄河岸上的十二连城。可是卫青补缀的榆溪塞却已离开长城遗址，而到了今窟野河的上源，也就是说到了现在伊金霍洛旗的附近了(12)。榆溪塞的旧地现在已被当作于早地区。既已成为干旱地区，再欲植树造林，实非易事。那时自然条件如果就已和现在一样，秦汉王朝怎能获得这样的成果？可是那时竟然能有这样的建树，则原来并非干旱地区可知。这应该是在培植榆溪塞以前，当地本来早就有了森林。由于这些森林未能和长城配合起来，所以当时才循着长城另行栽植。正是因为原来森林地区广大，对气候也就有了影响，显得湿润。显然可见，当时并非像现在这样的干旱。由后来唐代的记载证明，准格尔旗在那时确实是一个盛产松柏的森林地区(13)，并且是隔着黄河和山西西北的林区遥相联系的。 (12)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13)《新唐书》卷一六七《裴延龄传》。 森林如果不遭到破坏，自然可以继续生长下去。因此可以用更后的事实作为证明。现在准格尔旗西南羊市塔那株已有900年的古松，早已为国内林学家所注意。就是羊市塔东南10公里处的瓦贵庙，迄今犹是一个尚未开垦的林区。当地的森林极为茂盛繁密，树种多至十数，尤多油松、榆树等类。林区素无道路，行人皆不易穿过。由此往西北，在东胜县东南50余公里处有地叫做西召。西召中犹有清德宗光绪十三年（公元1903年）所立的碑。碑上说过，当地有苍柏翠松。迄今侧柏、油松仍然茂盛(14)。这些都是在战国时秦长城的附近，由于未经破坏，尚能幸存至今。往上推溯，可知远在战国时期，这里确实是一个森林地区，而了无疑义。 (14)这两处森林皆承准格尔旗旗委书记高毓先同志见告。高同志曾数至其地，作过调查。 从一些后来的记载还可以看出，就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无定河畔也是多森林的。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在今靖边县北始建其都城统万城时，当地还是青山绿水。正是这样的青山绿水才引起赫连勃勃的留连，而把都城修建在这个地方(15)。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遗址白城子发现窖穴，其中尚有许多旧藏材木未曾腐朽，当是赫连勃勃初建统万城时的遗物，而为就地采伐所得。如果联系到秦昭襄王时所筑的长城，问题就更容易清楚。这条长城经过无定河的上游，向东北伸延，绕榆林河的源头而至于窟野河岸（秦长城在横山山脉上分成两支，另一支横过大理河而至横山县东无定河西岸）。秦昭襄王在建筑长城时既有意培植一条榆溪塞，就不仅限于窟野河以东一段，很可能达到无定河南的横山山脉之下。不过由于记载阙略，未能备见缘由而已。 (15)《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夏州》引《十六国春秋》。 根据这些记载和考古的发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鄂尔多斯高原的森林由赵武灵王时以迄于清代前期都相当茂盛繁多，林区分布于高原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其西部和西南部未见文献记载，目前尚无考古发掘，只能暂时阙疑。 至于河套平原，则和鄂尔多斯高原有所不同。这里虽是平原广漠，有关森林的文献记载却是很少的。偶尔有些记载，所谓林区都十分狭小，甚至不足以林区相称。当然阴山山脉上的森林还是相当繁多的，对河套平原也能有若干影响，但究竟不是河套平原当地的森林。 二、历史上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牧业的交替 自从有了有关的文献记载，鄂尔多斯高原相当大的部分和河套平原的全部就是有名的草原，因而最古的匈奴人就是在这里从事游牧的生涯。鄂尔多斯高原原来有过森林的地方，在森林破坏之后，其中一部分也会成为草原的。 然而这里最初的面貌并没有一直固定来，而是经过多次的反复变迁。由于这两个地区可农可牧，因而就有了可以变迁的条件。也由于这两个地区夹处在从事农业的民族和从事游牧的民族之间，而这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又常发生矛盾和相互争夺，因而就有了相应的变迁。就是说从事于游牧的民族控制了这两个地区，这里就成为草原地区，而从事于农业的民族占领了这两个地区，这里也就成为农业地区，至少是农业地区占有主要的地位。 赵武灵王时，赵国的版图扩展到阴山山脉之下，所有匈奴人包括林胡和娄烦人在内都被驱逐离开。匈奴人的离开意味着初期的草原地区告一段落，农业地区已经初次形成。不过赵国是否完全开垦了这两个地区，却还是个问题。因为要完全开垦这两个地区的土地，需要大量的人力，还要有一些相应的设施，至少应该普遍设置像郡县等统治的机构。赵武灵王只设了一个云中郡，郡下究竟设了多少县未见记载。至于大量向这里迁徙人口，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再度把匈奴人赶过阴山山脉以北，就很快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首先，大量迁徙人口，见于记载的就有3万家(16)。其次，是承赵国之旧设置了云中郡，而且还新设了一个九原郡，这两个郡的治所分别在云中和九原两县。云中县在今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县在今包头市西，都在河套平原。所辖的地区就以河套平原为主，却也都兼管了鄂尔多斯高原的一部分。在鄂尔多斯高原之南，秦国本来就有上郡和北地郡，这时两郡辖地都向北扩展，各辖有鄂尔多斯高原相当大的部分。当时还设了33个县(17)，有的记载说是44县(18)。可能这三四十个县都是在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以北，也就是包括秦始皇在北方所开拓的全部疆土，不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为限。如果是这样，则当时设县的地方就西至包括现在甘肃榆中县在内的洮河下游以东各地。现在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共设市、县和旗18处，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以北，今甘肃、宁夏、陕西各省（区）共设市、县21处，合起来是38处，略低于所谓44县，而略高于所谓33县，可以说是大致相仿的。当时的人口远较现在为少，虽说是当时曾经大量向边地徙民，其实也还是有限的。人口虽然不多，设县却是不少，仍可以显示出当时的农业地区还是相当广大的。 (16) (1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8)《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西汉中叶，继续秦代旧绩，仍在这里设置郡县。当时一共设了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上郡和西河等6个郡。朔方、五原、云中3郡在这两个地区中都有辖县。定襄郡仅在河套平原有辖县，上郡和西河两郡仅在鄂尔多斯高原有辖县。定襄郡和上郡、西河两郡所辖其余的县，都在这两个地区之外。这几个郡所辖的县有的可以知道确切的地址，有的则已无可考核。其有确切地址的县，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朔方郡有5个，位于高原的西北部；五原郡有4个，位于高原的北部和东部；云中郡有1个，位于高原的东北部；上郡有5个，位于高原的南部；西河郡有7个，位于高原的东南部，共计22个。在河套平原的，朔方郡有5个，位于平原的西部；五原郡有7个，位于平原的中西部；云中郡有9个，位于平原的中东部；定襄郡有6个，位于平原的东部；共计27个。其中，未知确地的县，五原郡有4个，定襄郡有3个，上郡有7个，西河郡有17个，共计31个(19)。五原郡辖地南部在鄂尔多斯高原，北部在河套平原。这4个县虽不知在南在北，总不离这两个地区，定襄、西河、上郡3郡的27个未知确地的县，不能断定和这两个地区有无联系。现在鄂尔多斯高原仅有8个市（县、旗），河套平原亦仅有10个市（县、旗）。合起来亦只有18个。即使暂置这些未知确地的县不论，其已知确地的犹为现在的市（县、旗）的2．5倍。也就是说，在鄂尔多斯高原，汉时较现在多14个县，河套平原多21个县，都在2倍以上。如果加上一些未知确地的县，当然就更多了。除了现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海勃湾市和其西南的鄂托克旗未见当时设县外，有的现在一县那时就设有几个县。现在大黑河流域仅有呼和浩特市和托克托、卓资两个县，另外还有一个土默特前旗。大黑河那时称为荒干水。荒干水流域就有9个县。设县既稠密，垦田可能也就较多，汉代的县人户都是不很多的，朔方郡平均每县为3433户，五原郡平均每县为2457户，云中郡为3482户，定襄郡为3213户，西河郡为3788户，上郡为4712户(20)。汉代的县因人户多寡，设官也稍有不同。按当时规定，万户以上设令，减万户设长(21)。边地的县一般都设长，只有五原郡河阴县设令(22)。可见只有这个县是有万户以上的人家，其他再没有人户特多的县。虽然人户不一定都是很多，当时已习惯于广种薄收，则人户虽少，仍无妨于大面积的开垦。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当地就没有畜牧业了。 (19)《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20)《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21)《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22)《太平御览》卷二六六。 在汉代，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称为新秦中(23)，仅就这个名称来说，这两个地区的农业是相当有成就的。秦中是关中的同意语。因为关中曾经长期为秦国及秦王朝建都的地方，所以也就称为秦中。秦中是以富饶出名的，所谓陆海之地，物产繁多，农业尤为发达(24)。以这两个地区和秦中相提并论，就可想见其富饶的程度。汉代曾在一些地区大修水利，朔方郡的水利也在数内。朔方郡大部分属县都在河套平原的西部，也就是在后套。“黄河百害，惟富一套”。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推究根源，可能在汉代已经有了相似的说法了（见图5-4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分布图）。 (23)《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24)《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游牧民族的重新迁来，这两个地区的农田就又一变而为牧场，也就是说恢复到原来的草原。这种变迁的发端可以上溯到东汉时。前面说过，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受到汉朝的保护，而人居于西河美稷县。美稷县位于战国时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之内。由那时起，历秦及西汉，匈奴人殆无能超越过这条长城而向南徙居的。至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时才改变了这个局面。近年在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发掘了匈奴墓葬，出土文物显示出曾经受到汉代的影响。这里的墓葬当是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人居美稷之后才埋葬的。 由农业地区重复改变为游牧地区之后，于是就有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风光。斛律光所作的这首以《敕勒川歌》为题的著名诗篇，明确说明是在阴山之下写作的，和鄂尔多斯高原的关系不大。但鄂尔多斯高原的牧场一样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在改变为游牧地区之后，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应该是相仿佛的。敕勒川是以鲜卑语命名的川道，久已失传所在。生于斛律光之前的郦道元，在所撰的《水经注》中对于北方杂有戎号的地名，也并加记载，可是书中却没有提到这条敕勒川。由阴山山脉流下的川水，现在犹有大黑河和昆都仑河。大黑河流经呼和浩特市南，昆都仑河则流经包头市西。现在呼和浩特市的同志即以大黑河为敕勒川，然《水经注》中却称之为荒干水，并无敕勒川的名称，似乎还有待于商榷。其实阴山之下，到处皆是漠漠平原，都会使人有“天似穹庐隆盖四野”的感觉，固不必有待于确定敕勒川所在的位置。现在由大黑河畔至乌加河西已经全是农业地区，自然不会再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然秋高野旷，鄂尔多斯高原一样有相似的情景。 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再度大量开垦成为农田，乃在隋唐时代。隋代历年短促，主要的变更应在唐代。唐时于河套平原设东、中、西3个受降城，还有单于都护府和天德军等设置。看来当时以阴山山脉之下作为军事区域。军事区域自有一定的驻军。按唐代前期常规，驻军的数目3万人(25)。因为没有设置州县，似乎农业人口并不很多。隋及唐代前期皆实行府兵制度，驻军于征战戍守之外，兼须就地垦种。当时河套平原当亦如斯。至少可以断言，那时突厥人已基本退到阴山山脉以北。留在山南的为数实甚鲜少。就是当地还有突厥人，并不能继续保持这里草原的面貌，不使之改为农田。 (25)《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隋唐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更为明显。唐时于今杭锦旗和达拉特旗北的黄河岸边设立丰州，于准格尔旗设立胜州，于鄂托克旗和乌审旗之南无定河畔设立夏州。这是在隋代的五原、榆林、朔方3郡旧基础上设立的(26)。其中夏州的渊源还可更上溯到北魏。郡县的设置意味着已经有了农业人口。如果这样的解释不错，则鄂尔多斯高原的再度改牧为农，应该在北魏时已经显示出一些端倪。至少其南边的夏州就已如此。夏州本为赫连勃勃的夏国都城统万城。北魏灭掉夏国，就以其地设置夏州。赫连勃勃虽为匈奴族人，统万城中却杂居着若干曾经从事于农业的人。赫连勃勃南定关中，大有俘获，统万城附近因之还建立过一些吴儿城，就是具体的例证。北魏末年，源子雍镇守夏州，其时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起义，统万城胡人群起响应，夏州受困，粮草断绝，源子雍留子困守州城，而自己则突围而出，前往东夏州（今陕西延安市）乞求粮食(27)。可见夏州在正常岁月中，粮食是无须外求的。 (26)《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27)《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子雍传》。 唐代各地人户，以天宝年间最为繁多。夏州3县共有9213户，53014口；胜州2县共有2428户，10903口；丰州2县共有2813户，9641口(28)。总计有14454户，73558口。这个数目似较西汉时为少。人口既少，所设置的县也就难以普遍。至少像现在的杭锦旗和伊金霍洛旗所在地及东胜县未曾有县的设置。至于西汉未曾设县的鄂托克旗，这时也没有设县。杭锦旗和伊金霍洛旗所在地及东胜县未曾设县的原因还有待于探索。鄂托克旗没有设县，则因为当地曾有相当多的突厥人。这里的突厥人已受唐朝的统治，不过仍保持其旧风。当时在这些人的居地设置了6个胡州(29)。这6个胡州前后名称曾经有过改变，居住区域却还是一仍旧贯。既是胡州自然和一般州县不同。实际上是当时羁縻州的性质。也就是说在6胡州中，仍然保持着游牧的习俗，草原并未完全改为农田（见图5-5 隋唐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分布图）。 (28) (29)《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唐代后期，鄂尔多斯高原逐渐显出新的变迁。由于吐蕃的强大，党项族为所压迫，而迁徙到鄂尔多斯高原的南部，主要分布在夏州境内外。党项族本居于甘肃南部洮河岷山间，也无农事操作的风气(30)。到了鄂尔多斯高原之后，仍然从事游牧业。党项族至拓拔思恭时，以据有夏州，成为唐朝的节度使(31)。其后裔就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西夏政权。不可否认，西夏的统治区域中杂有大量的汉族，因而也有农业。西夏模仿唐朝故事，于其境内设立了若干州，可是鄂尔多斯高原竟然无所设立。这已可明显看出，鄂尔多斯高原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农业了。唐末五代时，河套平原和中原没有什么联系，当地情况邈不可知。当西夏和北宋对峙时，契丹人向西发展，进入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金和元继之，也统治过这个地方。契丹人在鄂尔多斯高原未闻有什么建树，却在河套平原设立了一个丰州。这个丰州历金及元皆未曾废省。丰州的故地就在呼和浩特市郊，除残存的遗址外还有一个高塔，屹立于荒烟蔓草中。丰州虽已残毁，有此一塔，亦可以想见当年的规模。丰州城附近当时可能还有些农业，其他各地大概已都复返于草原了。就是丰州城外些许的农业也难以维持多久。 (30) (31)《新唐书》卷一四六上《党项传》。 这样的情景历明代至于清代的前期竟再没有多少的变迁。清代统治者出于种族的偏见，曾长期禁阻蒙汉两族之间的往来。到了清代后期，禁令稍松，陕北各处从事农业的人逐渐到鄂尔多斯的南缘开垦土地。当时的蒙古王公也从这样的开垦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于是农业地区也就相应地向北推移，远离明代的长城。明代的长城虽属防御的设施，实际上却成为一条人为的农牧业分界线，从明代一直沿袭到清代后期。但这条长期存在的人为的分界线终究被冲毁了，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近黄河处也都已改成农田。然而，最大变迁则是河套平原。迄至现在，河套平原虽还设有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乌拉特前旗和杭锦后旗，仿佛当地犹有畜牧业，实际上则是田连阡陌，禾苗遍地，早已成为农业地区。当地的牧场也已移到阴山山脉之北，就是现在的朝格旗境内了。当秋禾旺盛的时候，伫立阴山之下，极目远望，仿佛置身于关中平原，而且由东徂西，从未间断。只是这里的山不是关中南侧的秦岭，而是北侧的阴山。在这里的平原上，不禁使人想起了2000年前的新秦中（见图5-6明清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分布图）。 三、沙化和盐碱化的问题 如上所说，2300年来，鄂尔多期高原和河套平原的农林牧分布地区曾经有过不只一次而都相当明显的变迁。这样的变迁不能不对自然环境有所影响，甚至还是相当严重的影响。沙漠的增加和扩大，以及一些地方盐碱化，都是引人注意的问题。 鄂尔多斯高原有两处范围广大的沙漠，一是毛乌素沙漠，一是库布齐沙漠。河套平原的沙漠是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南部，北端达到乌审旗的乌审召以北，南端达到陕西靖边和横山两县的无定河沿岸，西侧已接近于鄂托克旗驻地乌兰哈拉嘎苏，东侧且越过榆林河而达到秃尾河的上游。库布齐沙漠西起杭锦旗西北黄河岸旁，络绎向东越过达拉特旗更向东蔓延。乌兰布和沙漠是由杭锦后旗太阳庙向南，迤出河套平原，而接近于贺兰山。在河套平原磴口等处，已达到黄河岸边，使包兰铁路也不能不绕行于黄河东岸。至于其他范围较小的沙漠也还不少，不能在这里一一提及。 自沙漠发生的过程来说，大约有两种来源：一是由附近的沙漠地区随风吹来，另一是就地起沙。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的沙漠这两种来源可能都是有的。这也就是说，有的沙漠是外来的，有的则应当是当地起来的。是什么时候才有这些沙漠的，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这里不妨根据一些历史记载，试作推敲。 河套平原西部乌兰布和沙漠的扩大，近年由于西汉时期朔方郡所属的窳浑、临戎、三封3个县故城的发现，而得告解决(32)。这3个县也和河套平原同时所设的其他各县一样，设县以后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农业地区。两汉之际边郡并省了一些县，窳浑县东汉时不复见于记载，当是已经并省。临戎县于东汉时且成为朔方郡治，可见它还有一定的重要性。三封县后来不知何时废除。临戎县却因是朔方郡治一直保留下去。东汉末年，内徙北边各地人口，省并一些郡县，临戎县的废除当在此时。由临戎县的始设到东汉末年的并省，前后已有300多年。草原开垦之后，300多年才见沙化，似与开垦无关，且临戎县废除也并非由于沙化的缘故。当是废除之后，人口迁去，沙漠不断吹来，遂至掩没了故城。 (32)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 前面已经说过，西汉一代在鄂尔多斯高原所设的县多达22个。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确地的县。其中在现在沙漠之中的1个，接近于沙漠的有7个。在沙漠之中的为上郡的高望县，其故地在乌审旗北部乌审召附近。接近于沙漠的7个县，为朔方郡的朔方、渠搜、呼遒和修都4个县，西河郡的大成、增山和虎猛(33)。其中朔方县为朔方郡的治所，高望、渠搜、增山和虎猛4县都是所在郡中的都尉治所，郡治和都尉治所都是比较重要的地方。无论是治所或普通县城，都有一定的人口，附近也一定有开垦的农田，作为粮食的产地。因而也不能近于沙漠，更不能在沙漠之中。当然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应该要求这些故城所在地的准确性。因为仅依据文字考证不免有所偏差，或者根本就有与实际不符的情形。今杭锦旗附近有一古城遗址，据说是汉代的建筑(34)，不知是否是修都县或者是大成县?今伊金霍洛旗西南红庆河畔红庆公社也有一座古城遗址，与虎猛县所在地相符，可能就是它的遗址(35)。朔方、渠搜、呼遒3县在黄河南岸，也应该是无疑的(36)。至于增山和高望两县，只能说是大致不错。不论根据如何，县治的设立总不能太近于沙漠，或竟在沙漠之内。如果高望县真的就在乌审旗北乌审召附近，又如果当时当地已经有了沙漠，那将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杭锦旗内库布齐沙漠已经接近黄河，其间实际上没有多少无沙的地方，沿河只有几个公社。如果汉时就是如此，怎能设立了几个县，而且像朔方这样的县竟然还是朔方郡的治所。朔方郡有临戎、沃野、广牧3县，皆在当时黄河右岸。现在黄河更向右岸移徙，这3县的故地却已改在河套平原。临戎县前面曾经提到过，遗址已为沙漠掩没。然在西汉时这3县既设在黄河右岸，则所辖的土地也当是以右岸为主。现在这里的沙漠更近于黄河。当时如果也是这样，这3县就等于虚设，没有一点作用，因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根据这样的论证，应该有理由说，在西汉初在这里设县时，还没有库布齐沙漠。至于毛乌素沙漠，暂置其南部不论，其北部若乌审旗和伊金霍洛旗，在当时也应该是没有沙漠的。 (33)《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34)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 (35)这个古遗址，当地称为洪州城。西夏时曾设过洪州，其故地不能远至伊金霍洛旗。我于1972年曾至其地，惜未见到汉代遗物，仅从当地群众手中见到几枚唐宋钱。唐宋时期皆未在此设置过什么州县，可能还是两汉虎猛的遗址。书此，留待考古学家发掘的证明。 (36)《水经·河水注》中有关于朔方和渠搜两县的记载。 毛乌素沙漠南部的形成问题，近年学者已曾有论述(37)。对于这个问题皆据赫连勃勃在无定河畔兴建统万城作为论述的根据。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如前所说，在赫连勃勃时，这里犹是一片青山绿水的地方。赫连勃勃自己就曾说过，他转战各地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好地方。迄今统万城遗址大体犹存，西北城角尚高耸人云。因为城墙是白色，所以称为白城子。现在的白城子周围尽是沙地，登上残城，极目远望，但见漠漠黄沙，竟难指其尽头处。当然，这里的沙漠乃是远在赫连勃勃之后开始形成的。赫连氏的夏国后为北魏所灭。北魏灭夏时的用兵路线乃是由内蒙古托克托县附近渡过黄河。由托克托附近渡河处直趋统万城，当经今乌审旗。如果说当时已有了毛乌素沙漠，北魏的行军一定是经过沙漠的。可是并无经过沙漠的记载，可知当时这里确是没有沙漠的。夏国灭亡之后，北魏即于其地建立夏州。历西魏、北周和隋代，直到唐时，夏州犹为北方重镇，与其东北方的胜州互为犄角。在这些岁月中，夏州仍然没有沙漠的记载。夏州初见沙漠，乃是唐代末年事。那时去到夏州的人已经见到沙漠(38)，而且说这个州乃在碛中(39)，甚至当时还有大风沙的记载(40)。根据这样的论证，可以初步设想，夏州附近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可能不在唐代以前。 (37)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一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 (38)许棠《夏州道中》：“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中华书局本《全唐诗》卷六○三。 (39)马戴《旅次夏州》：“繁霜边上宿，鬓改碛中回。”中华书局本《全唐诗》卷五五五。 (40)《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长庆二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长庆二年为公元822年。 毛乌素沙漠在现在鄂尔多斯高原诸沙漠中最为广大。这是后来不断扩大的结果。明代曾大修长城。陕北的榆林当时为九边之一的延绥镇所在地。当地长城当更为坚固。迄今虽多圮毁，残迹仍断续可寻。现在毛乌素沙漠已由乌审旗向东南扩展，榆林、横山两县间长城以北已有了大片连绵的沙漠。沙漠且越榆林河而东。现在由榆林至东胜的公路有些地方就是辗转于沙丘之间，公路路面须加上一些覆盖物始可通行。沙漠行军较艰难，如果明代毛乌素沙漠已经如此广大，这段长城大可不必修得如此坚固。其实这样论证，似乎也是多余的。因为现在榆林城风沙已是习见的现象了。据说，根据1977年卫星照片和20世纪50年代航空照片编制的地图相对照，在这几十年中，沙化的土地向南和东南推移了3—10公里以上，特别是陕北靠近伊克昭盟东南部一带最为严重。沙化土地分布伸延的宽度达二三公里，其中有些地段已逼近黄河干流，相距仅10余公里(41)。 (41)张天曾《从黄土高原的水资源特点和毛乌素沙漠的南侵看发展林牧业的重要性》（稿本）。 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北部，唐代设置的丰州和夏、胜两州县有相似的意义，在军事上也具有战略的形势。由丰州往北，渡过黄河，就是西受降城，可见其间是可以互相呼应的。像这样一个州，应该不是设在沙漠之中。可是，这里现在已经成为库布齐沙漠。如果唐时已有了这个沙漠，则丰州就无由设立起来。近年杭锦旗西北库布齐沙漠中间有被风吹去的部分，常有大树根露出，而且还露出了原来的土壤。据当地老人说，这些树根为清代砍伐材木留下来的(42)。可知这里沙漠的形成已在更晚的清代。 (42)这些情形是承内蒙古林业科学院吴凤生同志见告的。 现在准格尔旗东北也有一片沙漠，应是库布齐沙漠的最东端。沙漠的东北部已接近于十二连城。十二连城为唐代胜州故地，旧城遗址虽已圮毁，基地仍然存在。由准格尔旗前往十二连城，在过了点素脑包之后，本可以斜趋直前即可到达，可是实际上的路程却是由点素脑包往东，再折而往北，始可抵达。所以绕这半个圈子，就是有意避开这片沙漠。胜州为唐代重镇，怎么能设在沙漠侧畔?如果当时已经有这片沙漠，在胜州与后方各处联系岂不多费周折，可能有误事功。而且沙漠中无物生长，胜州驻军和城中居人所需的粮食又将从何处取给。这些事例分明可证，唐时这里还是没有沙漠的。 这些沙漠的形成和扩展自各有其具体的原因，这里不必详细论证。至少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也是一个促进的因素。森林可以防风防沙，这样的作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无待诠释。森林破坏，失去阻挡的沙漠，就可因风扩展。畜牧业的发展依赖草原，而草原的绿茵遍地，就具有减低风蚀的作用。可是草原的载畜量过高，也会促使草原的破坏。草原破坏，必然助长风蚀的力量，促成当地的沙化。至于经营农业，在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分地区都可引起沙化。唐时夏州附近成为沙碛，胜州西侧后来也有了沙漠，应该和当时这些地方经营农业有关。而长城附近沙漠的蔓延，清代后期大量开垦是不得辞其责的。前面已经指出，杭锦旗西北库布齐沙漠中发现有大树根，足可证明在沙漠未形成之前，当地本来是有森林的，只是由于森林受到破坏，才引起沙漠的。 当然有些沙漠也不一定就是当地本来旧有的，而是由邻近地方随风吹来的。40年前，隆冬之际，我曾行经宁夏石嘴山北、三道坎和旧磴口之间。当时黄河已经冰封，车马即行于冰上。猛烈的西北风经过乌兰布和沙漠，吹动流沙，由冰上吹到黄河东岸。沙流冰上，宛如黄色水流，曾不少止；而且沙沙作响，声音之大，殊堪惊人。虽时隔多年，犹仿佛如昨。这当然也促使鄂尔多斯高原沙漠的增多和扩大。然在将近300年前，这里黄河西侧河滨，犹为往来大道，植被也相当茂密，似尚少有流沙堆积和流过(43)。前面曾经提到杭锦旗西北库布齐沙漠中发现的大树根事，当地的沙漠显系森林破坏后，由外地随风吹来的。森林破坏后，树根犹能保持至今，其年代当非甚久。由黄河西侧的沙漠随风吹过黄河的现象看来，库布齐沙漠可能有相当部分是由黄河以西吹过来的。 (43)高士奇《扈从记程》，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中。 至于盐碱化，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也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只是发现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区。后套是引黄灌溉的地区。引黄灌溉是有几千年的历史的，可是盐碱化却是近年才显得突出。 问题的发生据说是由于多年来大水漫灌的不当，也是由于黄河在河套平原这一河段河床的抬高，使灌溉的水流排泄不畅，引起地下水位的高起。这里的黄河自来是无须修筑堤防的。可是近年为了防洪，也不能不加修堤岸，这是几千年来罕见的现象，也严重影响了后套农业的发展。 四、今后的对策 2300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的变迁，引起了若干问题，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重新安排这里的河山，使它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在当前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300年来的往事，应该作为当前重新安排河山的借鉴。当前既要兴利，就必先除害。今天最为严重的问题，在鄂尔多斯高原是沙化土地的扩大，在河套平原则是后套的盐碱化。这是当前除害的重点。这里先从鄂尔多斯高原的沙化说起。 如前所说，鄂尔多斯高原在2300年前尚未明显见到沙漠。就是有沙漠，危害性也不是很大的。鄂尔多斯高原沙漠的形成，不外两端：一是由邻近地区吹来，二是就地起沙。这与农牧业的过分发展和森林的破坏都有关系。今日而言治理，就应该在这几方面同时有所致力。森林有防风防沙作用。要防治沙漠地区的扩大，植树造林实为首先应该采取的措施。现在鄂尔多斯高原诚然已经没有森林，而且早已成为干旱地区，植树造林，是有相当困难的。由于这里曾经有过森林，说明在这里恢复森林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原来的森林地区现在有的已经成为沙漠，有的则成为农田或草原，有的则因森林破坏后，侵蚀加剧，已成为沟壑地区。情况既已各不相同，恢复的措施难得尽属一致。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曾经有相当部分本是森林地区。现在当然不能在沙漠中讲求恢复，至少应在其周围植树造林。尤其是杭锦旗和鄂托克旗西部近黄河处，更宜如此。包兰铁路绕行于这里黄河东岸，本是因为西岸沙多难行，如不在沿河广植林带，防止沙漠东袭，作未雨绸缪，则将来还是不免受到沙漠的壅堵的。鄂尔多斯高原东南，由于毛乌素沙漠不断扩大，沙漠还未达到的地区，沙化也已相当显著，使当地若干牧地农田都受到影响。其实这里的牧地和农田本来就是森林地区，是森林破坏后改成牧地和农田的。现在就应该退农还林，退牧还林。至于准格尔旗，原来就是著名的森林地区，由于森林遭受破坏，沟壑日渐稠密，为农为牧都会感到困难。而且还会招致风沙。在这里恢复原来的森林，起码可以使沟壑不再增多，风沙也可少戢。像正川河等处河谷已经相当宽广，远在两汉时期，已经设有县治，人口相应增多，农业早有基础，似还宜继续从事农业的经营，不必强求一律。 由秦及汉，下至隋唐时期，先后皆曾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置过县治。县治的设置说明这里成为农业地区。可是愈到后来，设县的数目就愈形减少。这是长期经验的结果，说明在这里经营农业，不一定就能取得很好的成效。这里既已高寒，又由于森林遭受破坏，气候也相应地变得干旱，都与农业不利，而且土地易于起沙，似宜大量保持草原，发展畜牧事业。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由于清代后期大量放垦，已多改草原为农田，或毁森林为农田。既要改弦更张，就应退农还牧还林。在清代后期放垦地区以北，更应严禁再事滥垦。当然像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等地，农业已有基础，仍宜继续经营。 这样说来，在鄂尔多斯高原发展牧业较之农业当更为有利。不过发展牧业也应有所克制。由于草原上的载畜能力有一定限度，超过了限度，草原也难以负荷，必然会招致破坏。近年过分讲求增多牲畜的数量，不顾草原负荷的限度，就已经招致了恶果，甚至使草原也有沙化的现象。前因具在，不宜再事贻误。 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不完全一样。历史上这里虽也曾几度改农为牧，似宜继续经营农业。这里北倚阴山山脉，阴山山脉横空高起，正好减弱来自西伯利亚的风暴。这里黄河和大黑河都可引水灌溉，土壤肥沃而又不至于起沙，都是发展农业应具有的有利条件。秦汉隋唐诸王朝既已取得经验，当前又复有具体的成就，就是明证。不仅不应一律退农还牧，而且还应该使农业更能得到发展，成为塞上的粮仓。 当然，河套平原西部靠近乌兰布和沙漠，也有沙漠地区扩大的问题。实际上这并不十分显著，如果在沙漠边缘广植林带，当更易取得效果。河套平原最大的问题应是后套的盐碱化问题。 后套的盐碱化问题，既是由于多年大水漫灌的不当和黄河河床的抬高，就应该针对病因，改革灌溉方式和加强排水工作，尤其是应该防止黄河河床的继续抬高。现在这里正在减少利用黄河水流，推行井灌。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是可以作为临时的措施。但是，千百年来的所谓“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局面，将因为推行井灌而大为减色。似宜在解决燃眉之急之后，从事根本的治理。因此，减少黄河中的泥沙，防止黄河河床不再抬高，实为刻不容缓的要务。黄河河床的抬高，实由于水中挟带泥沙的增多，也说明河套以上森林的破坏和滥事开垦的严重。这是多年来治理黄河只重视下游，忽略上游所引起的恶果。从治理黄河来说，这也应是改弦更张的一个重要步骤。当然在后套，不能坐待黄河的根本治理，而应该重视排水，使地下水位不至于继续抬高。可以开渠引出积水，至更下游的地方，再排人黄河之中。如果不在这些根本方面设想，而打算长期采用井灌的办法，那只能说是下策。 为了重新安排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的河山，谨追溯历史的渊源，并汲取前代的经验，略陈愚见，以供当事者的采择。 排版 | 许靖利 编辑 | 谢达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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