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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中国的马车应该是中国本土发明的。在殷商时期，双轮车就被制造出来了，东汉发明了独轮车，但由于车轮转向装置技术问题，直到近代，中国都没有制造出四轮车；在晚商，战车已经是军队的主要兵种。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马车最盛行的时期，已经是无车不成军。步兵取代车兵之后，战车开始衰落。但民间运输使用车却日益普遍。在先秦时代，牛车已经很普遍。以车代步充分体现了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的国情。 在人类定居农耕之后，修建道路一直是国家基础建设的重点。国家修建国道、省政府组织修建省道、县政府组织修建县道，在新的形势下，应该严格按照PPP模式，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准确把握未来人口的流向，提高投资效率。 鲁迅先生于1921年发表的小说《故乡》曾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故乡》是我中学时代“语文”课本的重要篇章，也由于这句话充满哲理，不仅是我，大概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今天我们翻开历史记载，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这句话既包含着真理也包含着谬误。它包含的真理是：路是用来行走的，没有人走的路就不是路，即使用价值无法实现的物品就是废物；它包含的谬误是：路并不完全是人走出来的，而是修建出来的。修建出来了路，人们才可以行走。 现代社会，修路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这一点不会引起什么异议。实际上，古代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造车造船、修路修桥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之一。 道路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具体取决于交通工具的发展、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社会公共组织或国家的发展。本文重点对先秦时代和秦朝造车与修路的情况做一些介绍。
一、车的起源与发展（一）车的起源问题 《说文解字》：“车，舆轮之总名”。 《书·舜典》：“车服以庸”。《易·大有》：“大车以载。”宋代邢昺《论语疏》：“大车，牛车，平地载任之车也。小车，驷马车、田车、兵车、乘车也。”
根据考古资料，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郑若葵,1995）。斯塔夫里阿诺斯（2012）认为，殷商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炼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术；Barley, Robert（1999）认为安阳的墓穴中所发现的产于北部的战车残骸、金属刀斧和产于西部的铜镜, 表明商朝至少和熟悉这些东西的人类有过间接的接触；海耶斯根据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出来的人类头盖骨，认为早在殷商时期, 即存在中原人与中亚人及欧洲人的往来。欧洲人和中亚人的到来被有的学者认为参与了中国政体的形成过程。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龚缨晏，2003）。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翟德芳,1988）。 关于中国本土的车，是由谁始造，存在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黄帝作车，昊始驾牛、奚仲驾马。《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谯周（199-270年）《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黄帝作车，故称黄帝为轩辕。 第二种说法：奚仲造车。《苟子·解蔽》：“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汉书·地理志》不同意“黄帝作车”的说法，认为“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山东《滕县志》：“当夏禹之时封为薛，为禹掌车服大夫。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以木为车盖仍缵车正旧职，故后人亦称奚仲造车。”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服大夫”(也称“车正”)。 是否有奚仲这个人呢？《山海经·海内经》和南宋罗泌撰《路史》上都有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番禺生奚仲。”由此可见，“奚仲作车”说的其人其事更具体。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4）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多，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两辙间的轨距约为100厘米。这两条车辙的发现，表明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可推至距今年4000多年的夏代。 （二）殷商车的制造与运用 殷商时期，车的制造和用途得到了大的发展。车的甲骨文有多种写法，象车形。实际上，由于缺乏车转向装置技术创新，中国古代没有四轮车，先秦时代都是两轮车，到汉代才发明人力推的独轮车。
殷商时期，车用于统治者代步、运输、战争。但车主要用于战争，由两马或四马拉。牧野之战，武王与商纣王交战双方都以兵车为主要兵种。吴晓筠统计了截止2008年考古发掘的商周马车211辆，其中属于晚商的35辆（吴晓筠，2009.pp.211-231）。 （三）西周、春秋时期车的发展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马车最为盛行的时期。 西周春秋时期，车的用途主要还是用于统治者代步、运输、战争。用于农业和工商业运输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周礼·考工记·匠人》规划，田间道路按照规制建设，以便于车辆通行（我们在下文细讲）。 西周春秋时期，兵车是军队的主要兵种。“军”字是由“冖”和“车”构成的，无车不成军。军队的基本单位是“乘”。按照周礼规定，天子万乘，大国千乘，次国700乘、小国500乘。《孙子兵法·作战》杜牧注引《司马法》：“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王晓卫，1998.p.411）；《周礼·地官·乡师》引注《司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王晓卫，1998.p.411）。近几十年，考古挖掘了大量西周、春秋时期的马车。2014年陕西周原遗址发现青铜马车（图1-2），1990年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文化遗址发现的春秋殉车马规模最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
大量用车，使得车的制造成为了重要的行业。《考工记》：“周人尊尚制浩车舆之工”。实际上，《考工记》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工艺官书。是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规范。虽然涉及32个工种，而关于车的部分就占其全部篇幅的四分之一，因而，也有专家把其视为我国第一部论述车的制作的专著。 战车上的三名甲士是贵族，从小就学习射箭、御车和搏斗。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始建公元前1046年，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才能。《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四）秦朝造车与使用的情况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接受了周天子的赐命。公元前376 年，韩、赵、魏三分晋地，进入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前340年－前295年）胡服骑射，由此车兵不再是军队的主要兵种。 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全国建立秦朝（前221年至前207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实际上，《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也讲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从而引起人们理解上的混乱。因为《礼记·中庸》的写作时间早于秦国统一全国的时间。实际上，中国历史朝代更替，一个朝代一套规制，一朝天子一朝臣。《礼记·中庸》讲的是周礼，秦始皇定的秦制。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其中“舆六尺”是指两轮压在路面的辙之间的距离为六尺。所谓“车同轨”的“轨”，《说文》释为“车辙”，是指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后引申为车辙。“车同轨”就是要求所有的车“舆六尺”。据对秦陵兵车马车部件的测量,其轨距大多在130-150厘米之间（邓学忠.2008），按照1尺等于23.1厘米计算，换算为5.6277-6.4935尺。 在先秦时期，“寸”、“尺”、“步”等长度单位都以人体为标准的。《大戴礼·王言》：“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但这些长度因人而异。各个朝代或诸侯国的标准往往不同。殷商1尺等于15.8厘米，战国、秦汉1尺等于23.1厘米。《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谯周说：为步以人足，非独秦制。《礼记·王制》曰：“古者八尺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为步，步之尺数不同。”《管子》《司马法》都是以六尺为一步。《周礼·考工记·车人》：“彻广六尺，鬲长六尺。”，即指轨宽六尺，轭长六尺。 根据吴晓筠所统计的、截至2008年考古发掘的商周211辆马车，晚商时期，共有35辆马车资料，提供轨距信息的有20例。轨距在220-240厘米的有16例，约占80%，小于220厘米的有4例， 约占20%。西周时期，共有35辆马车资料，提供轨距信息的有16例。轨距在220-240厘米的有10例，占62.5%,小于220厘米的的6例,占37．5%（岳洪彬，岳占伟.2011）。 按照战国和秦国标准，1尺等于23.1厘米计算，那么，220-240厘米为9.5238-10.39尺。同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各国车轨有一定差别。因此，秦始皇“车同轨”的昭令是具有意义的。 秦始皇时期，战车这一兵种让位于步兵、骑兵。但兵车还是存在的，运送粮草和军用物质等还需要兵车。同时，民间运输需要大量的车辆。根据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信息，驾车不仅用马，也用牛（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p.29；p.33）。都、县领导干部的“专车”是牛车，驾车的司机是奴隶（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pp.58-59）。
二、路的起源与发展（一）路的起源问题 人类定居农耕之后，才出现所谓的路。在游牧部落时代，足下都是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人类定居农耕之后，居住区、农田、牧场、林地、果园都是相对分隔开的。人们进出农田、牧场、林地、果园都有固定的行走线路。聚落之间也是有固定的道路。所以，人类定居农耕之后，路是修建而成的，是指定的。 （二）周代道路的建设 周人的祖先是黄帝曾孙帝喾，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即后稷，是周朝始祖，曾是尧舜时期的农业部长。因此，重视农业是邦周的传统。 周文王在歧下时就建立了一整套“沟洫制度”。周朝建立后，在王畿地区建立“沟洫制度”。并向各诸侯国推行。关于“沟洫制度”，我在《西周社会经济状态》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在此，结合道路的建设作些简单的介绍。 周朝的土地实行的是国有制。在王畿地区，国家直接对国人和遂人“授田”，对大夫以上爵位的官员实行分封。所有的土地建立沟洫体系。 在西周时，政府规定每五口之家授田100周亩。900周亩为1井，井是田地的基本单位。周代1里为300步，100周亩为方百步，1井田为1里见方的面积。田地需要排水防涝。《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负责开挖沟洫。道路是有等级的： 1.径。100周亩的四周挖有沟洫，纵向的为畎（甽），横向的为遂，畎（甽）、遂旁的小路叫“径”； 2.途。900周亩的四周挖有小沟，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沟旁的小路叫“途”；“途容乘车一轨”； 3.道。9000周亩的四周挖有小沟，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洫旁的小路叫“道”，“ 道容二轨”； 4.路。90000周亩的四周挖有小沟，宽二寻（八尺）深二仞（周尺八尺或七尺）称为“浍”， “浍”旁的路叫“路”，路的宽度能容三辆车并行。 1 井田，三家建一屋，九家建三屋，共负担赋税；9000周亩，其中，6400周亩田承担赋税，2600周亩田负责缘边一里治理洫（田间水沟）。90000周亩为一同，其中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理浍（田间大水沟）。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水沟和道路的网络系统。 周代城市的道路建设有严格的礼制。《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都城的礼制是：面积九里见方，每边三门。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诸侯的国都，大国相当于天子所在的王都的一半，次国、小国依次缩减，不得越礼。 周天子所在的王都和畿（县）内外的诸侯的国都都有道路连通，或称之为国道。以便于诸侯按礼制向天子朝拜、运送贡赋和天子巡守。《礼·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实际上，道路或国道是国家统治的基础。西周在镐京驻有“西六师”，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屯驻“周八师”，只有通畅的国道，这些军队才能随时征伐平叛，稳定局势。 同时，西周就开始设立驿站，以便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驲（rì）为传车,驿为马骑。”《正字通》按六书故：“置马代驰，取疾也。以车曰传，以骑曰驲。”
（三）秦朝道路的建设 从西周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其间有几百年的历史。西周中期到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农业革命直接导致人口的增加，有更多的人从事非农工作，尤其是文化事业暴发式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发展成熟的。但这个时期也是乱世，天下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各诸侯国不断兼并，国道基本荒废。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以来，各诸侯国国内的道路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是“治驰道”（《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应勋说：“驰道，天子道也。” 实际上，驰道就是国道。《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道广五十步”即道宽69.3米。按照现在汽车标准每车道宽为3米计算，道宽69.3米是23个车道，接近于三条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八车道）的宽度。长度达几千公里，就是在今天，也是超巨大的工程。而秦始皇修筑驰道工程是依靠征劳役的方式进行的。 三、结束语第一，中国的马车应该是中国本土发明的。 关于中国马车的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讼诉纷纭。有本土发明说，也有的认为中国马车是来源于公元前30世纪中期的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马车，在商代晚期时传入中国。如果双轮马车是由西亚所传入，为什么四轮马车就没有传入？实际上，直到近代，中国还没有四轮马车，四轮马车转向装置技术一直就没有被制造出来。
中国发明的独轮车。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将其归功于三国时期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描绘并记述了南北方独轮车之驾法：北方独轮车，人推其后，驴曳其前；南方独轮车，仅视一人之力而推之。独轮车，除由人推畜拉之外，更有在车架上，安装风帆以利用风力推车前进的发明。这种车称为“加帆车”，大约创制于5世纪。 陈毅元帅曾经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既是指的这种手推独轮车。 第二，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马车最盛行的时期。 西周春秋时期，车兵是军队的主要兵种，兵车是军队的基本单位。一个诸侯国有多少乘车，是其军事力量的标志。战车上的甲士都是贵族。步兵取代车兵之后，战车开始衰落。 但民间运输使用车却日益普遍。拉车的畜力有马、牛、驴、骡，甚至还有羊。在先秦时代，牛车已经很普遍。 第三，以车代步充分体现了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的国情。 在西周春秋时期，贵族都是坐马车的。关于政府高级官员及诸侯国君坐马车、用马车迎送，《周礼》规定了繁琐的礼节。到秦朝，政府低级官员开始配备牛车作为专车。但秦汉还是崇尚马车。汉代车舆制度曾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续汉书·舆服志》)。由于乘坐马车，礼仪繁缛，政府官员们逐渐喜好牛车。牛车兴盛之风，直至隋唐五代未发生大的变化。《新唐书·车服志》：“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油纁，朱里通幰，朱丝络网。二品以下云油纁、络网。四品有青偏幰。”牛车也有等级。自南宋开始，政府高级官员喜好乘坐人抬的大轿，大轿有四人抬的大轿，有八人抬的大轿，依官员的级别不同而定。《明史》记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yú：抬）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而政府高级官员乘轿的恶习在民国时期方才结束。 第四，修建道路一直是社会公共部门基础建设的重点之一。 在人类定居农耕之后，道路的修建就一直不断。西周时期，通过免除道路两侧的耕田农民的赋税，由他们修建道路和水渠。秦始皇修建国道是采取征劳役的办法来进行的。但一次性上的项目太多太大，引起农民不满，当有人举起反秦大旗，农民们都踊跃响应。 道路是一种公用物品，但其公用性受地理范围的影响。而有效提供这种公用物品，必须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规划。国道由国家修建，省道由省政府组织修建，县道由县政府组织修建。大概世界各国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按照这种方式，就不太可能出现修建的道路没有人走车跑的问题。目前我国面临的挑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所带的不确定影响。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有的乡村会消失，有的县城、乡镇会因人口流失而衰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严格按照PPP模式，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准确把握未来人口的流向，提高投资效率。 （2017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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