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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习】 马车，顾名思义，是马拉的车子，在陆路，或载人或运货，我国古代很早就将马车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 插画 / 王忠仁 对于马车的起源，国内外学界有些不同的声音，但是，类同的物件几乎同时期在地球上不同地域出现，也不是没有的事情。古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常用马车是双轮马车，与西方传统的四轮箱体式马车形制不同。 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也就是说，有确切考古依据的事实是，至迟在3000年前，古代中国已经将双轮马车作为交通工具了。实际上，文献记载我国使用马车的历史更早，笔者将在下文叙述。我国古代的马车最早使用在战场。
古代交通条件差，在崎岖地形条件下且又能承受一定重量的交通工具，经验证明，最适合的是两轮车。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战争是古代部落、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对外活动之一。于是，用体格健壮、速度飞快的战马所拉的两轮战车，也就顺理成章地投入了决定部落、国家命运的战场。 我国古代战车起于何时？据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汇编了上古时代政事史料的《尚书》记载，夏后氏的首领启在其父大禹死后，通过武力排除各方反对力量，登上华夏部落联盟领袖之位，但是有扈氏不服他的统领，于是，夏启对有扈氏发动了讨伐战争，两军大战于有扈氏的边境“甘”，最终夏后氏获得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 据说，在这场战争中，夏后氏的战车发挥了巨大作用，证据是《尚书·夏书·甘誓第二》中，作为天子的启对军队的命令，他说：“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夏启对战车极其看重，并对战车上中间的战车驾驭手、战车左方的射攻手、战车右方的戈矛手提出了具体战斗要求。——如果，2500多年前这个记载不虚的话，那么，我国古代接近4000年前就将马拉战车投入战场了。 商代后期牛首形杆饰和西周晚期人首形车辖 / 李小巧 我国古代用于战场的的马车什么样子？2500多年前的春秋军事著作《司马法》中明确提到：“凡马车坚，甲兵利。”可见，马车作为战争装备，需要具备适应格斗厮杀、冲锋陷阵的坚实特性。最早的战车一般为独辕、方形车箱、驾四匹马或两匹马的两轮马车。车上有甲士三人，中间一人为驱车手，左右两人负责搏杀格斗，战车种类有轻车、冲车和戊车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了一前一后纵置的两辆大型彩绘铜战车。前面的一号车为双轮、单辕结构，四马拉车，车舆为横长方形，宽为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可见古代战车，是从后面上下的。车舆右侧放置了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战车上立着一顶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这就是秦代以及之前时期的马拉战车样式。 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职能分工的经典著作《周礼》中，记有“戎仆”一职，掌管训练兵车的仪法，“掌凡戎车之仪”。在古代，大部落或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常常出现在战场，并配备多种战车，其中“阙车”是机动战车，“轻车”用于战场上冲锋挑战，这两种战车，是骏马拉车无疑。 历史上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人类对战争工具的研究不遗余力，对战车进行了改进。在春秋时期，战车开始了规模化建制，以“乘”为战斗单位。一般来说，一“乘”的标配是：拥有四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驾车手、长枪兵、弓弩兵各一），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共计100人。在古代战场，如此配置的战车攻击力绝不逊色于现代战场的一辆重型坦克。 我们在古代文献中，都能看到以战车的多少来估量定位作战双方、各个部落国家的军事实力以及国力。战国时期，诸侯国小的称“千乘”，大的称“万乘”，如《韩非子》中叙述：“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千乘之国”是小于“万乘之国”的诸侯国。再如：据《汉书》载“一畿有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不仅是指统治者的兵力强大，也是对古代王都所领辖的方千里地面实力的描述。 以战车来衡量，则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赵、魏、燕、齐、楚、秦七国，“千乘小国”都被这些有万辆以上战车的诸侯国所征服、兼并，它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战国七雄”的称号，他们的马拉战车部队都很厉害。可以说，在古代，诸侯国得战车之利者可得天下。 另外一个小问题是，如果军队的最高统帅或者一国之君亲领大军参加战斗，他如何乘坐战车？这是有明确规定的：据《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载：“若兵车则御者居左，元帅居中。兵车法，将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意思是：如果车中尊者是国君或主帅，则居于当中，御者在左。另外还有一个骖乘，他坐在主帅或者国君的右边，他的任务是执戈矛御敌，或者在车遇险阻时下车排除障碍、推车，相当于贴身警卫。车右陪乘者通常都是勇武而有力的忠诚亲信，如《鸿门宴》中沛公刘邦的骖乘樊哙，他不仅深得刘邦信任，还是刘邦的连襟。 在汉武帝北击匈奴之前，两轮战车一直是战场上机动的主力，但随着战场逐渐延伸至地貌复杂的西北戈壁和北方平原，对军事装备有了新要求后，机动性能更强大、后勤成本更低的骑兵部队逐渐取代了战车部队。于是，两轮马车的使用就逐渐转向了民间。古代军队中运输辎重，则一般是用牛车，尽管行走缓慢了些，但是运载量大，牛的成本更低。 尽管，马拉战车退出了战争舞台，但是到了近古时期，一些文学作品好借古为文，仍将“千乘”用来指代大军，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写到：“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战车对古代的影响力之深。
传说，3000年前，周穆王驾驭着用八匹骏马拉着的马车出游，日行万里，去会见了西王母。尽管是个传说，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很早以前，统治阶层权贵就用上了当时最先进时尚的交通工具——马车。 先秦时期，乃至两汉，马车都是身份的象征，“贵者乘车，贱者徒行”。一般来说，只有统治阶层才可以乘坐。孔子最看重的弟子颜渊去世后，他的父亲颜路穷得只能给他备个薄棺，颜路请求孔子将他乘坐的马车卖掉，换些钱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因为孔子担任过鲁国中层官员，不能没有马车坐，否则有损“大夫”的身份。 《周礼·夏官·司马》中有个“趣马”的官职，其任务之一就是“掌驾说（同‘脱'）之颁”——负责安排周王室众多马匹驾车的先后次序，可见当时王室是普遍使用马车的。据文献记载，周王的马车按照不同的规格分为五种：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合称为“五路”，亦称为“五辂”。周王拥有的不同马车用于不同的场合，如“木路”（亦称为“田路”）马车用于巡视野外或者田猎。 此外，在野外打猎时，根据车主不同的身份，马车的速度也有规定：据《周礼》载“王提马而走，诸侯晋，大夫驰”。职位越高，马车的速度要越慢越稳缓：官员的马车放马奔驰，诸侯王的马车稍微控制着速度小跑，大王的马车则是被控制着缓慢地走。 而且，周王的马车所使用的马，毛色需要一致，这由“校人”负责挑选准备，“毛马而颁之”。王室的华贵马车都有车盖，在大王下车后，随从就取下车盖跟从为他撑着，表面上是遮阳防风挡灰尘，其实是体现乘车人的尊贵身份。 在古代，天子乘坐马车是有章法的，一个职掌“道右”的官员负责随时提醒他，“诏王之车仪”，如：大王的马车进入狭小不平的巷子时，就提醒大王要用手扶好马车箱前的横木扶手“轼”，注意安全，不能跌倒受惊；如果遇到路旁有祭祀仪式，也要提醒大王用手扶好“轼”，站起来，表示尊敬神灵。而这两种时候，驾车人都得下车，到马前面去看护好拉车的四匹马，缓慢行走，防止意外。 《史记》中记载：“（张）良尝学礼淮阳……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张）良与客狙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韩国贵族后代张良雇用杀手暗杀秦始皇，所投掷的大铁椎并没有砸到秦始皇，只是砸碎了他的副车。因为按照古代规制，为了安全起见，天子出行是有许多规格相当的预备马车的。 再看，秦始皇病死沙丘后，赵高、李斯为了不让秦帝国皇室成员以及天下人知道皇帝的死讯，据《史记》载“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这“辒辌车”是古代马拉的两轮豪华卧车，“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既可保暖，又可透气，而且关上窗户后，外面人看不见里面，就像现在的房车一样，私密性好，所以，精明的李斯辈将之作为秦始皇的丧车，以达其阴谋。后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都学着将这种车子作为丧车了。 《周礼》中记载：“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凡宾客、丧纪,牵马而入陈，廞马亦如之”，“大丧，饰遣车之马”，说的是，王室举行的一切殡葬礼仪中都会用到马车。 古代执行公务也用到马车，被称为“服车”，有五种规格：最高等级办公用车称为“夏篆”，由三公、三孤大臣乘坐，车毂上雕有隆起的花纹，并漆有五彩；“卿”等高级官员乘坐的马车为“夏缦”，车毂上只漆五彩，而无雕刻的花纹；中级官员“大夫”乘坐的马车称为“墨车”，不加任何纹饰，车厢用黑漆漆一下；低级公务人员“士”所乘坐的公车称为“栈车”，用竹木制成，简单地用油漆漆一下车厢；第五种公务车是政府工勤人员乘坐的车，更为简单，称为“役车”，有个方形车厢装载工具杂物，随时准备干活的，所用的马一般来说是老弱之马了。 其实，在古代，不仅天子诸侯乘坐马车仪式很多，其他人乘坐马车的礼节也很繁缛。 首先，乘车人得站着，位置是在舆的前部、轼木之后。古人乘车以左边位置为尊。据《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载“古人尚右，独乘车尚左，所以然者，古乘车横长，而立乘，故尊者须人护持，而御者立于当中，尊者居左，骖乘从右扶持之”。 其次，在乘车时，不能大声咳嗽，不能指手画脚，“车上不广咳，不妄指”。而且，乘车时，眼睛要看着车前转轮五圈的距离；凭“轼”时，目光只能看到马尾，否则就是不稳重不虔诚，等等。 《礼记》还规定：君子在乘车过程中，遇到尊者要行“轼”礼，经过卿的朝位要下车，马车不能直接进入人家的大门，以及“妇人不立乘”，等等。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全国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九条著名的驰道，每条驰道的宽度大约为五十步（约69米），这一宽度除去中间专供皇帝出行的路宽之外，大约还可供八辆马车双向行驶，在当时来说，最高统治者充分考虑了陆路马车交通，这个标准被后世修建国家级官道所借鉴。 汉代初年，因战争频繁所消耗战马极多，马匹相当紧张，连为皇帝拉车的马都难以找到相同毛色的。到了汉武帝初年，据《史记》载“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马车的普及率应该相当高了。但是，《后汉书·舆服志上》明确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这透露出的信息是，一是后汉时期，马车已然较为普遍了，二是当时有抑商思想。 此后各个朝代有财力的阶层普遍使用马车，官宦之家、商贾富户都备有自用马车，个别时期，如魏晋时期，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高官显贵一度喜欢乘坐慢悠悠的牛车摆范儿，但是，这个时期之后，为了实际便利，马车的使用还是主流。 随着社会进步，马车虽然还是双轮，但是在车内装饰、乘坐方式上都有了相当的改进。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装饰豪华、内部设置合理的马拉长檐车，这在敦煌北朝壁画九色鹿经故事彩绘中展示了出来，此后，唐宋以降，马拉长檐车一直为权贵富户所喜爱。
人类之所以用价格不菲的马来拉车子，无论是作为战车还是作为民用，主要是利用马的爆发力强、动作敏捷的优点。但是，马车也有明显短处。 首先，马车的速度取决于马的优劣，马越好，车速越快，但是这跟它的负重大小也相关。 2200多年前，汉王刘邦与项羽在睢水大战中失利逃跑，乘坐马拉战车经过老家沛县时，遇到了逃难的儿子、女儿，就把他们拉上了马车，但是，项羽的骑兵追得很紧，据《汉书》载“楚骑追汉王（刘邦），汉王急，推堕二子”，车上多了两个孩子，马车的速度就慢了下来，急得刘邦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顾了，这个历史情节，一可见刘邦的性格，同时也可见马车在战场上，虽然攻击力强，但是当承重量陡然增加后，速度会受很大影响，降低马拉战车的作战力。 其次，我国古代战争频繁，战马的需求和消耗都很大，造成很长时期缺马的状况，不用说民间，就是官府也缺马，所以，马匹的价格一直很高。于是，民间社会折衷使用骡子、驴子来拉车。如清代的北方镖局就常用骡车、骡轿，来运送货物，装载客人。据《镖行述史》载，乾隆年间，北京城的官员们也普遍使用骡车。明清时期的乡村，为了多装货物又省费用，也有使用牛拉大车的。 一般来说，我国古代的马车都是两轮的，但是，汉末，三国时期，也令人惊讶地出现了四轮马车。考古界发现了四川画像砖中三国时期的四轮马车，艺术来源于生活，这说明了三国时期之前，确实出现过四轮马车。关于这辆马车的具体使用情况，目前还没有更多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 我国社会使用马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巴金在《随想录》中写到：“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只是，不知道巴金当时所乘坐的马车是传统两轮的中国式马车，还是西式四轮马车。因为在20世纪初，像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洋马拉的西式马车。 总之，二十世纪之前，马车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重要交通工具，然而随着火车和汽车的出现，马车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但是在一些古典传统仪式上，或者偏远地区，马车或许还在使用着。 任何利器，都只是人类发展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而已。马车于中国历史，亦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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