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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驴、马、牛等动物与车辆的结合，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畜力驱动车辆的出现，使人类获得了商业运输和技术传播的有力工具，能将原本相互隔离的古老文明连接成片，使得建立和统治版图辽阔的帝国成为可能，而马拉战车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战争的形态，成为征服与统治的强大武器。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一般认为，人类发明车轮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那时已经发明了四匹驴拉的四轮车，然而这只是交通工具，并不是战车，因为这种车的车轮是一块实心木板，并没有安装辐条，无法承受高速运动带来的震动和冲击，所以只能缓慢行驶，不能适应需要高度机动的战场环境，这一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了具有高度机动性的马拉战车，目前还不能确定。 
然而捷克学者赫罗兹尼在其所著的《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指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500年的哈拉夫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画有一种双轮战车和马的形象，他认为这可能就是最早的战车。
该书还记载，在公元前3100年至前2900年 的巴比伦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层中发现的一块泥板铭文中提到了马，还发现了两种的马的头骨。在一个被发掘出来的印章上，雕刻着一个端坐的狮子王，许多动物向它朝拜，那些动物中就有马。根据这些发现，赫罗兹尼判断，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马已经被驯化并已经被用于拖拉战车。
最早战车实物是在苏美尔地区的阿格拉本遗址出土的双轮战车；在卡法伊出土的庆功宴石刻上也有战车；这两处遗址的时间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700年间。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371年的乌尔城邦遗址的王陵中发现了“乌尔军旗”，那是一块镶拼的木板，上面画了乌尔城邦的一次征战故事，图上有一些驴子拖着的四轮战车，车上有一驾车者，他后面站着一个士兵，向敌人投掷长矛。从中可见，这时苏美尔人还是用驴拉战车，并不会驾驭马匹。
乌尔军旗
以文献记载来看，直到公元前1792年的汉谟拉比统治时期，还不能确定人们是否会驾驭马匹，因为《汉谟拉比法典》中多处提到牛、羊、驴，但没有马，更没有提到用马拉车。
制定于公元前1650年前后的《赫梯法典》提到了马、驾车的马和马具，但根据已知的几次使用马拉战车的征战记载来看，显然这部法典中对马匹和马车的记载，比实际生发生过的使用马和战车的时间要晚。根据古埃及文献《萨勒纸草》的记载，公元前1720年前后，驾着马拉战车，手持青铜刀矛和复合弓的喜克索斯人越过西奈半岛侵入埃及。徒步作战的法老军队难以抵挡，结果埃及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外族征服 ，“全国都臣服于喜克索斯人的国王阿波比，向他纳贡。”喜克索斯人占据了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古埃及第十五王朝。
人类到底何时何地开始使用马拉战车的时间目前还无法确定，根据现有的研究，一般倾向于认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最早驯化了马，马拉的战车也是他们最早发明和使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1982 年，在苏联乌拉尔地区的克里沃伊湖墓葬里，出土了迄今为止最早拥有辐条的双轮战车实物，经鉴定，这辆车制造于公元前 2026 年左右，属于安德罗诺沃夫文化的乌拉尔分支金沙达文化。在广大的西伯利亚至中亚直到南俄草原，最远到如今中国的天山，都是安德罗诺沃文化范围。
克里沃伊湖双轮战车出现后的数百年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马拉战车的征战记载。
公元前1600年，希腊人从巴尔干半岛攻入希腊半岛，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占领了爱琴海地区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克里特。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这批希腊入侵者拥有马和战车。
希腊战车
公元前1595年，拥有马拉战车的赫梯军队攻陷巴比伦，彻底摧毁了这个古老文明。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亚的雅利安人驾着马拉战车冲过开博尔山口侵入南亚，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原生的达罗毗茶文明。
在东亚，公元前1600年前后，驾着双马拖拽、两轮驱动战车的商人在鸣条之战中征服了夏朝。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技术的进步非常缓慢，可是克里沃伊湖双轮战车诞生后短短的三四百年里，西亚、南欧、南亚、东亚相继爆发了游牧民族以马拉战车征服农耕民族的战争，说明那时用马拖拽战车的技术已经成熟，因此，马拉战车应该诞生于这一时期，并且很快发展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
我国商代的战车在形制上与克里沃伊湖双轮战车十分相似，但考古中发现的商代战车处于公元前13世纪的殷商后期，时间上比克里沃伊湖战车晚了700年左右。如果不论战车，就车辆本身而言，商代出现的车比西方最早发现的车要晚了2000多年。
商周战车
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夏朝的车马实物，所以，商代以前，乃至更早的中国车马是什么样的，如今还无从知晓。
相比较而言，西方的马车发展脉络很清晰，从最早用驴拖拉的，装实心车轮的四轮车，逐渐进化到轮子上有辐条的双轮马拉战车。而商朝的马车是突然出现的，而且一出现就特别先进，结构复杂，工艺高超。就辐条而言，西方当时的车轮辐条最多只有8根，可是商朝车轮的辐条多达18根，甚至是26根，而且轮子的直径巨大，制造技术之高超远非同期西方战车可比，然而如此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突然横空出世，却寻找不到它的起源和演进过程，不免让后人感到困惑。因为太神秘，所以，对中国马车技术的来源，如今存在着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种认为，中国车马技术是外部传入的，另一种则认为起源于本土。
支持外部传入说的人认为，最早拥有马车的商人起源于贝加尔湖一带，从安阳殷墟的商王族头骨特征来看，也确实与贝加尔湖古人的头骨遗存比较相似，而与史前华北人、现代华北人有较大差异。《史记·殷本纪》这样记载商朝始祖契的出生：“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就是三个人沐浴，其中有娀氏简狄吞了一个鸟蛋，就怀孕生了契。这个传说和满族起源的传说几乎如出一辙。满族传说为三仙女沐浴，佛库伦吞食神雀带来的朱果而怀孕，生下满洲始祖布库里雍顺。所以商人的祖先可能与满族一样来自西伯利亚，而那里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圈，所以商代的战车有可能是从那里传入的。
并且，马车需要驯化的马拖拉，可是在商以前的墓葬中，只发现过野马骨骸，却从来没有发现已驯化的马，这说明，在商以前，中原没有掌握驯养马的技术。而到了殷商后期，驯化的马却与战车一起突然出现了，这使人觉得，马很可能是伴随着车一起从外部传入的。
虽然在古籍《世本》中有“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的记载，但这只能说明商人的祖先相土和王亥是懂得驯服牛马的，却不能证明这种驯化技术是商人自己发明的。正如虽然有仓吉造字的记载，可事实上文字不可能由仓吉一个人突然创造出来一样，牛马的驯化技术也不可能有由相土、王亥突然发明，只有得到了传授，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如果是商人自己长期摸索出来的，却因何未见任何记载？这也让人怀疑马的驯化技术是从外部传入的。
支持本土起源说的人则认为，中国马车与西方马车产生和形成的底层逻辑完全不同，根本不是同一种车，两者没有任何渊源。最显著的差异在于系驾方式，西方马车以马的脖子来承重，通过套在马脖颈上的颈带来拉车，以至于拖拉重物的马往往因气管受压迫窒息而死。古希腊诗人荷马曾经吟唱道：“拉车的牲畜真可怜，它们被勒得翻白眼。”有人说荷马是个盲人，他怎么可能看到马拉车的样子？荷马确实是盲人，但古代的盲人吟诗时，是根据别人的描述来吟唱的，他虽然看不见，但别人会告诉他。而且中国人驾驭马车时，缰绳是攥在御者手里的，而埃及马车的缰绳则是拴在驾车人腰间，这也是很显著的区别。
埃及战车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作者李约瑟断言，使用西方系驾方式的马车载重很难超过500公斤。而中国马车使用了“轭”这个部件，让马以肩部来承重，因而，载重量远大于西方马车。而且，西方的车肇始于四轮形制，可是中国从未有过四轮车，即使皇帝出行用的巨型马车也是两轮的，如果中国学习了西方马车技术，怎么可能只学两轮车而不学四轮车呢？
车轭
中国马车的起源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是根据已知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商以前的中华文明还是落后于西亚文明的，马车产生得晚，正是这种落差的体现。因为马车是一种复杂的机械，只有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制造，马车上的一些部件，只有在金属工具产生并普及后才能实现加工。印第安人也拥有数千年文明，可是直到白人踏上他们的土地时，他们仍然没有车，因为他们没有金属工具。
从历史上看，应该承认印欧人确实是强大的族系，他们首先进入文明时代，驯服了马，发明了车，又是他们产生了深邃的哲学思想，发明了现代科学，率先进入工业时代。华夏民族是幸运的，作为一个较晚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在他弱小的萌生初期，得益于大海和高山沙漠的保护，没有遭到那些强大民族的侵害，生存了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
在公元前1274年5月，埃及与赫梯的卡迭石战役中，双方投入的战车达6000辆，而两百年后爆发的牧野之战，商周双方仅有400辆战车，说明他们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条件远不如赫梯和埃及，如果那时中原遭遇这些先进强大的先进民族入侵，是很难生存的。当然这一判断是建立在承认西方文明史基础上的，如果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等古老文明完全是后来西方人虚构的，则一切要另当别论。
但无论如何，华夏受到了上天的眷顾，在他足够强大前，没有遭受到外部强大力量的侵袭，一直延续下来，并在轴心时代以后开始逐渐反超。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中国马车制造与马匹繁育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社会上的马车保有量越来越多，终于威势煊赫的万乘之君横空出世，以“天子驾六”之势纵横天下，中原大地上呈现出了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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