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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滋龄 牧场之冬 ■杜滋龄 山东老汉 ■杜滋龄 帕米尔风情 75岁的杜滋龄首办个展,他谦虚坦言六十多岁后才对中国画明白一点点 简介 杜滋龄 生于1941年,天津人。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曾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系主任。现任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年75岁的杜滋龄,第一次举办个人巡回展,第一站选择了在广东。他38岁之前均处于自学状态,但却一直笔耕不辍,幸运的是,有五位恩师点拨,特别是叶浅予,曾教导他作画“七分观察 三分作画”。在广东美术馆,他接受了收藏周刊记者专访,无论是走路,还是说话,他散发出的气息与画面一样稳重,他谦虚地坦言三四十岁时还不了解中国画,直到“六十多岁以后,我对中国画才明白了一点点”。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美术关键在实践 靠学校几年教学无法成功 收藏周刊:您在38岁之前,都是自学,您是怎么通过自学的过程突破的?是通过临摹吗? 杜滋龄:我虽然读画、看画,但是很少临摹,我是在写生、画速写、画生活中的真人真景的过程中自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组织让我画一件“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的连环画,我深入安塞、南泥湾去收集素材,不但采访了张思德,还访问了他的战友,到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为他画了一张国画。现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中《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的插画就是我画的。五年前我又创作了一幅。 我那时候画画,经过艺术学院的熏陶和训练之后,艺术的手段固然得到了提高,但我觉得美术这种事业在于实践,上了学,老师只告诉你怎么画;不上学,自己也得知道怎么画,重点还是实践。我们中国有很多大画家都没有上过学(系统的美院教学),比如齐白石、画水墨画的黄胄先生,以及我以前的老师、中央美术学院的叶浅予先生,他们都没有上过学,都是在社会上锻炼出来的。所以说学校培养学生是一方面,关键还是自己学习、实践。仅仅依靠学校的几年教学是无法成功的。 画少数民族不画大题材 我关注生活的点滴 收藏周刊:为什么如此钟情少数民族的题材? 杜滋龄:我青年时代在北方生活,在天津不断下乡,老革命根据地、山里、农村、工厂、部队等我都去过。到了1983年,我到了青海的藏族地区,当地的地貌、风土人情和汉族的都不一样,那里的人民都非常朴实,我当时非常震撼。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去一次藏族地区。后来,我对少数民族的题材越来越感兴趣,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去得比较多。有二三十个少数民族,随便说哪一个(风土人情),我都可以背着画出来,因为我去过那里,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比如朝鲜族、苗族、云南的傣族、广西的瑶族和壮族等(的风土人情)都画过不少。 收藏周刊:画少数民族题材的艺术家不在少数,您怎么走出自己的特色? 杜滋龄:少数民族的民风吸引了很多画家,因为他们的形象、服装、景观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很多画家都感兴趣,都愿意从审美角度去表现他们。但我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我很少画一些如史诗般传说那样的重大题材,我都是画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场景。 中西方艺术有很多都是相通的 收藏周刊:中西融合是中国新人物画不可避免的话题,您如何探索? 杜滋龄:因为我从年轻时学习绘画开始,就开始接触西画。一般考美院的学生也是从画水彩、水粉、素描开始。西画的写实能力比传统人物画的造型要求更严格,所以,我就把严格的造型应用到人物画中,这点也是很难做到的,我这几十年在不断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宣纸很难控制,它需要控制水分,同时因为中国画与油画不一样,它是用线来表现的,有时候会因为表现了形而忽略了笔墨的技巧,注意了笔墨技巧或许又掌握不住造型了。 这从眼睛到心再到手的统一过程,是需要锻炼几十年才可以得心应手的。中西结合这个问题,我认为学习中国画也有很多传统的东西需要很好地认识,它并不简单。我三四十岁的时候开始画水墨画,但对中国画还不是很了解。那时候我看中国古代的山水画还不是很看得懂,就感觉它很平面,张张都一样。因为当时我对笔墨没有认识,就体会不到中国画的妙处。当我到了六十多岁以后,我才对中国画有了一点点感觉,所以,我有方图章“六十始悟造化魂”,我对中国画才明白一点点。 对西洋画也是这样,开始学习表面的造型,现在我看油画大师的作品,感觉有很多东西和中国的要求本身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表现人物的神态、造型的简约和概括,画面的整体性等各个方面,中国和国外的艺术有很多都是相通的。荷兰大师伦勃朗有时候把脸部画得很亮,暗部的手只有寥寥几笔,笔触很简练。中国画也是这样的要求,笔触的运行轨迹也是书写性,要使用书法的用笔。 杜滋龄回忆五位恩师: 我与叶浅予老师交流了几十年 我的第一位是小学美术老师孙庆和。当时我还是七八岁的小孩,喜欢画画,他指导我画石膏画、静物写生,他总是耐心地对我讲授物体的结构和透视关系,还把他的进口素描纸和日本制造的水彩画箱给我使用。他让我最早知道了什么是写生,他也教会了我如何拿着笔对着实景、人物画速写,孙庆和老师最早把我领进了艺术之门。 到了青年时代,马达先生,当时是中国美协天津分会主席,后来在展览会里发现我的画画得不错,得知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就给我写信,让我去他家看他怎么画。我当时上中学,他让我去美术家协会的画室练习,在他的鼓励下,我坚定地走上了美术创作道路。他是我启蒙时代的导师。 第三个老师在我工作后出现,他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郭钧,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恩师,对我格外的培养。作为上级,他每年都让我到一些地方深入生活。他作为我几十年的领导,(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爱护就爱护,该下乡就下乡。后来他还推荐我去找了我的第四位恩师叶浅予。 叶浅予曾是中国美协副主席。我十九岁时,叶浅予带着周思聪到天津来参观,我的领导让叶浅予看一下我的几幅画,他看了之后就让我给他画张像,我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小孩,根本没敢画,他就让我到北京去找他。后来我经常拿下乡时画的画去北京给他指导,每次都受到启发,他常对我说:“你画的线条不要太像我的作品,要注意观察,锻炼自己在生活中敏锐的观察能力”“用七分的观察,三分作画”。我跟他的交流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 最后一位是浙江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李震坚先生,他教了我三年,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所以说,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第三和第四位恩师,也即郭钧和叶浅予。我很幸运在每条道路上都能遇到不同恩师的帮助。 名家点评 杜滋龄充分发挥黑白变化的表现力,在强化黑白对比中大胆布白,得心应手地安排虚实、繁简、浓淡,有慎密构思之工,也有偶然随意所得,画面上墨与色交融,相映成趣,巧妙地融西画富有变化的色彩关系于流畅笔墨之中。 ——美术史家邵大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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