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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由作者授权发表。 一、晋国之天时与地利 晋国在今天的山西省，今天山西省的简称仍然是晋。 这个常识有时也会有一些误导，比如把春秋时晋国的范围，和今天的山西省等同起来。 我们先说山西。 山西省的形状，大概接近一个南北偏狭长的平行四边形。 山西的省会是太原市，太原的位置，也正在山西的中心。太原及其东边的晋中市、阳泉市，西边的吕梁市，是山西中部。 太原以北，有大同、朔州、忻州三个地级市，这是山西北部。 太原以南，有临汾、长治、运城、晋城四个地级市，这是山西南部。 说到山西和周边省份的关系，则经典表述是：“东以太行山为界，与河北为邻；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北以外长城为界与内蒙古毗连。” 从古代战争的角度说，山西面对东方和南方的时候，地理优势极大。 太行山以西，地势整个儿高了一个台阶，是居高临下之势。著名的太行八陉，则是向东进取的通道。 山西北部，桑干河向东流淌，沿桑干河河道东进，可以一直到永定河卢沟桥，也就是直接兵临北京城下。或者出飞狐口，也可以横扫河北。所谓“朝发白登，暮叩紫荆，则国门以外，皆战场也”。 山西中部，向东最主要的突破口是井陉。这里地势极其险峻，“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秦始皇扫平六合，秦军出井陉而终于灭赵；楚汉相争时，韩信出井陉之后，打了著名的“背水一战”……往后我们还可以数出太多山西的军队出井陉扫平中原的战例，而相反的例子则少得多。 山西南部，除了可以出滏口陉进逼邯郸，或者出太行陉（天井关）和轵关陉，斜插入河南外，还可以向正南方用兵，翻越中条山，控扼崤函谷道，——这也就是意味着，立足山西，可以把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之间最重要的一条通道，直接切断。 但如果是面向西方，山西就不再有这样的优势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里夸山西地理条件好，是这么说的：“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言下之意是，比更西边的关中，山西还要差一点点。 不过劣势也不算太大。不论山西还是陕西，北部和中部都是崇山峻岭，之间的黄河又水流湍急难以行船，总之是不便用兵。直到龙门山以南，水面开阔而流速减缓，河西是关中平原，河东是运城盆地，都是肥沃的土地，就很适合打来打去，来啊，互相伤害啊。 战国时，商鞅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就是指这种地理关系而言。后世战争，西边打赢东边的战例固然很多，渡黄河西进拿下关中的战例也一样不少，较著名的，如三国时曹操破马超，隋末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取长安，要从山西威胁关中，比从河南进兵，沿函谷关或潼关一线打进去要容易多了。 然而若把眼光转向北面，对面南下牧马的游牧民族，山西的压力就大了。 大同首当其冲，号称“边隅之要害，京师之藩屏”。 如果大同有失，那么以太原为核心，以雁门关等关口（先秦时称为勾注之险）为要津，可以构筑第二道防线。 但如果太原再沦陷，山西南部，大概也就很难保全了。 再说晋国。 西周初年，周成王把弟弟唐叔虞封为诸侯，后来，唐叔虞的儿子，把国号改为晋。 晋国最初在哪里？《史记》说是“河汾之阳”，就是黄河、汾河的北岸，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是太原，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只是后世学者认为太原很重要，所以建国时理应在这里。 更多文献则认为，晋国一开始就在山西南部的汾河谷地。这些记录，得到考古发掘的强有力支持。 不管是开始在太原后来南迁了还是一开始就在南部，总之，春秋初期的晋国，仍只是山西南部众多小国中的一个而已。 后来，晋国吞并了许多小国，还从郑、卫等国手里，获得了不少土地。总之，其向东西两翼的扩张，已经远非山西一省所能范围。 但晋国向北拓展的成就，反而没有这么很引入瞩目。虽然理论上是据有了山西全省，但实际上在太原以北，就并不很有存在感了。——打开地图，会发现山西北部基本空白，需要标注的地名很少。 结合上面对山西省形势的介绍，我们会觉得，晋国这样一种版图，应该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春秋时代的晋国君臣，一直以自己无人能及的地缘安全性而自豪。 这是因为，山西南部可能遭遇的威胁，来自西方和北方。而自从西周灭亡，关中地区就陷入了战乱。秦人虽然在这个地区慢慢显示出优势，但此时还谈不上建立了牢固的根基。所以，秦要么是无心东拓，要么是实力不足，总之还构不成对晋国强有力的挑战。 至于北方边境，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证的，游牧民族还没有真正出现。在山西北部活动的戎狄，只拥有缺乏良好组织的步兵部队，他们所能造成的威胁，和后世来如天坠去若电逝的游牧骑兵，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也就是说，晋国无需像后世割据于此的政权一样，在北方和西部投入大量兵力布防，只需要专心经营东方和南方就足够了，而这，本来就是山西的优势所在。 这就是天时了。春秋时代晋国的成功，后世再也无法复制，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天下无王自晋始 周宣王的时候，晋国国君是晋穆公，穆公的太子叫仇，后来又生了个小儿子成师。《左传》和《史记》都记录说，当时就有个叫师服的贤大夫发表了一番议论： 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左传·庄公十八年》） 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史记·晋世家》） 两相比较，《史记》的文字多一些，但内容并无不同，就是对《左传》话里的内涵作了一点解释。 大意是，仇是一个坏名字，意思是仇人。成师是一个好名字，标志着要成就大事业。所以，祸根在这里就埋下了，弟弟怕是将来要取代哥哥的地位吧？ 这大概是后来人根据结果创作的预言。“仇”这个字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固然可以理解为仇人，但也可以是帮手，如诗经里有所谓“赳赳武夫，君子好仇”，就是形容威武的战士，是国君的得力助手。 事实上，对太子仇的继承权构成威胁的，首先是叔叔而不是弟弟。晋穆侯去世，他的弟弟殇叔成为国君，太子仇流亡国外。引人联想的是，“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周宣王一死，太子仇就夺回了君位。则当初殇叔上位，可能和宣王有关，是当时宣王扩权政策的一部分。 对抗叔叔的过程中，仇和成师兄弟，显然是亲密合作的。 晋文侯，也就是太子仇在位三十五年，期间做过帮助周平王东迁之类的大事，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国君。成师也显然一直是哥哥最重要的辅佐，所以兄长去世之后，他获得了一块叫曲沃的封地，于是号为曲沃桓叔。 曲沃比晋的国都翼还要大。翼即今天的翼城县，曲沃则是今天的曲沃县，两县紧邻，都属于山西省临汾市，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而言，都是抬脚就到的距离。 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挤着实力相当的两派势力，彼此看看，大概都很难觉得有安全感。 曲沃桓叔开始谋夺侄子的君主之位，然而，忠于国君的势力也并非弱小，而且天子这次站在合法继承人一边，有几次曲沃一系明明已经控制住局势，但天子派军队从外部干涉，逼得他们又不得不退回老巢。所以这次竞争特别的漫长。 整整六十七年里，曲沃和翼城之间斗争不断。曲沃桓叔，桓叔的儿子曲沃庄公，庄公的儿子曲沃武公，经过三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前后杀死了五位合法的晋国国君，成师这一支终于彻底消灭了翼城的嫡系，完全控制了晋国。 特别刺眼的一个事实是，曲沃代晋的这一年，恰恰是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也就是齐桓公称霸的第一年。 按照宗法制，仇的后代才是大宗，成师这一系只是小宗。小宗取代大宗，这和齐桓公所提倡的“诛不孝，无易树子”的霸政，是极端冲突的。太行山东的各国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齐桓公是一定要出面干涉的。 然而齐桓公对晋国的政局变动不闻不问。有学者认为，这是晋国此时的实力已经很强，齐桓公也惹不起。当然也可能仅是因为齐桓公觉得晋国实在太远了，而且素有戎狄之风，所以不能拿诸夏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睁一眼闭一眼算了。 至于本来最应该捍卫旧制度权威的周天子，则是很容易收买的。曲沃武公“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他摇身一变，就成了晋武公。 这个情形，和后来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承认瓜分晋国的赵魏韩三家乱臣贼子为诸侯，如出一辙。——可以认为，这叫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也可以注意到，二百多年后的天子承认赵魏韩，被司马光当作划时代的大事，视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那么似乎也可以推论，晋国在春秋时代，显得特别有战国的气质。 晋武公只做了一年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诡诸即位，就是晋献公。 刚登上国君宝座的晋献公，显然很恐惧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因为在和晋国嫡系对抗的过程中，曲沃桓叔、曲沃庄公的其他后代，也即所谓“桓庄之族”都发展了自己的势力，隐然有尾大不掉之势。 《左传》很生动的记述了晋献公怎样在异姓大夫的帮助下，一步步完成了对自己的叔伯兄弟的分化和屠杀。 回顾这段历史，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尽管别国兄弟叔侄相残的故事当然也绝不罕见，但没有哪个国家对亲情和宗法的摧残践踏，来得如此彻底。 照例，《左传》借一位贤大夫之口对此做了评价： “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桓庄之族有什么罪呢？一定要将之屠戮殆尽，不就是因为他们威胁到国君的地位了吗？亲人位高权重产生了威胁，也要置于死地，面对别国，晋国自然毫无顾惜。 解决了国内威胁之后，晋献公便开始了晋国的扩张事业。 晋献公是公元前676到公元前651年在位，和齐桓公（前686~643在位）大体活跃在一个时代，但却分属两个不同地理和政治空间，他从未参加齐桓公主持的任何一次盟会。两人都算成功的国君，采用的策略却大不相同。 齐桓公要小国奉自己为霸主，小国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晋献公的作风却和楚国这个蛮夷其实更加类似，直接吞并，把小国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顾栋高统计，晋国吞并了十八国。最著名的，有假途伐虢的故事。 晋献公要去攻打虢国，跟虞国国君借路。虞国一个大夫劝阻，讲了一番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可是虞国国君回了这么一句： “晋，吾宗也，岂害我哉？” 晋国和我们虞国同宗，大家都姓姬，他还能害我吗？ 他当然想得太美了。晋献公灭了虢，回兵途中，又顺手灭了虞。 虞国国君的话我们今天听来无比呆萌，但在当时，可能却是很正常的思维。因为当时大国吞并小国的事例虽然也不少，但确实一般会挑个不同姓的。这是西周宗法最后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只有晋国毫不留情的将它扯了下来。 当然，晋国也是无奈。由于山西对于关中而言意义特殊，当初西周封建的时候，封在这里的几乎都是同姓。除非是戎狄，晋国想找异姓国下手，也不大找得到。 晋国这种对内屠戮宗室，对外吞灭同姓的作风，顾栋高评价说：“盖天下之无王，自晋始。” 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一个强大的晋国。它才能西拒强秦，南抗劲楚，反而扮演起华夏文明中流砥柱的角色。 传统的反叛者反而成了传统的捍卫者，这也是历史中常见的戏码，算喜剧还是悲剧，则就不好说了。 三、宫廷内斗 1、晋献公的儿子们 为了向虞国借路伐虢，晋献公最信任的大夫荀息向他献计，把珍贵的宝马和玉璧赠给虞国国君。晋献公有些舍不得，荀息说，只要计划能够成功，这些东西，不过是在虞国寄存而已。 果然，晋国吞并了虢虞两国。《史记》等书都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荀息把夺回的玉璧和宝马送到晋献公面前，晋献公笑着说： “马则吾马，齿亦老矣！” 马还是我的马，却是一匹老马了。 这话自然是双关。马老了，献公和荀息也都老了。 消灭了生平劲敌，事业达到顶点的老人，最忧虑的，自然是继承人问题。 晋献公妻妾众多，儿子也多。 晋献公的嫡夫人来自贾国，贾国也是姬姓，后来为晋所灭。——晋国不但吞灭同姓国，对“同姓不婚”这个中原诸夏都奉行的原则，也很不当回事。 这位贾姬没有儿子。 晋献公又“烝”过一位齐姜。这位齐姜是什么来头众说纷纭，大抵都是揣测之词。不过“下淫上曰烝”，献公和她的关系，总是有某种不伦的地方。 这位齐姜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秦穆公，一个儿子，也就是献公的太子申生。 献公又和戎狄通婚，娶了大戎狐姬和小戎子。——大戎和周朝同姓，小戎和商朝同姓，这些例子都可见华夏和戎狄之间复杂的关系。 大戎狐姬生了公子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小戎子生了公子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 后来晋献公又讨伐骊戎，——他们本在陕西临潼的骊山（也就是唐代华清池的所在）活动，西周末大乱，周王室东迁，他们也追随财富的味道向东移动，不幸，却碰到了强大的晋国。 《左传》说，骊戎献出美女投降；《国语》说，晋献公灭了骊戎得到了美女。总之结果没有不同，骊姬来到了献公身边。 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儿子奚齐，她的妹妹又生了卓子。
《左传》说，晋献公总共有九个儿子，《史记》则说八个，则是此外尚有三、四人，不过不那么重要，我们也不必多关注。 2、骊姬的胜利 接下来，各种史料兴味盎然的叙述了骊姬是怎样除掉之前的夫人所生的儿子的。 作为一个高段位的妖艳贱货，首先看起来当然要好清纯好不做作，呈现出楚楚可怜人畜无害的面貌。比如《史记》是这样写的：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 晋献公主动提出，要废掉太子，改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骊姬对这个求之不得的结果，反应却是哭泣，甚至以自杀来抗议。她很清楚，自己要说太子的好话，进一步增加献公的信任和宠溺，感动得他狂甩自己嘴唇。坏话，要安排别人去说。 当然，献公和骊姬的对话肯定极其私密，太史公从何得知，令人生疑。不过《国语》里连篇累牍的对话比起来，司马迁只写了这么两句，还是显得相当克制，体现了一个优秀史学家的素养。毕竟，宫斗这个题材，自古以来就太刺激中国人的创作欲望。 为骊姬去说太子申生坏话的，《左传》提到两位，一个叫梁五，一个叫东关嬖五，这两个人是晋献公的“外嬖”，也就是男宠，说人坏话，还是吹枕头风最管用。 《国语》又补充了一位优施，并称骊姬与优施有私通关系。这是位演员，揣摩人心，本是过去演员的绝学，今天主要拼颜值的明星，大约是并不继承这个传统了。 这些人制造流言蜚语的结果，是晋献公决定让三个大儿子离开晋国的都城绛。 理由大体还算冠冕堂皇，曲沃是国君的宗庙所在，蒲地（今山西隰县）靠近秦国，屈地（今山西吉县）附近戎狄活动频繁，都需要有专人主持大局。 于是太子申生被派回了曲沃，重耳去了蒲，夷吾则到了屈。 离开国都，至少也意味着被疏远。只有骊姬的儿子奚齐和她妹的儿子卓子，留在晋献公身边。 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太子被委派去完成一次军事任务。按照当时的观念，这简直是废太子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车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 太子的职责是主持祭祀和侍奉君父。国君出征，太子留在国都，就叫做监国；如果另有人留守，太子就追随国君身边，叫做抚军，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 担任三军统帅，就需要令行禁止。对太子而言，凡事请示，就缺乏威严，独断专行，就堕入不孝。总之，主持军务是国君和正卿的事情，不是太子应该做的。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骊姬显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发动了最后一击。 骊姬先给在曲沃的太子送信：“国君梦到了你去世的母亲，请赶紧祭祀她。” 按照礼制，祭祀之后太子要把胙肉（祭祀用的干肉）献给晋献公。胙肉送到国都绛的时候，献公正在外田猎，所以骊姬有足够的时间从容下毒。 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 晋献公将胙肉放到地上祭祀，地面坟起；给狗吃，狗毙命；给奴隶吃，奴隶也毙命。骊姬这时仍然显得只是一个无知无辜而只会哭泣的女人，她说：“阴谋是从太子那里来的。” 于是，晋献公相信了父子势不两立，最终逼死了太子申生。而公子重耳和夷吾，也不得不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 小说《东周列国志》里，还多了一个蜜蜂计的故事。骊姬向晋献公诬告，说太子申生调戏自己，献公不信，骊姬说，你可以自己看。 于是骊姬与太子申生同游苑囿，骊姬在头发上涂满了蜂蜜，自然招蜂引蝶。于是申生扬起袖子为之驱赶蜂蝶，献公远远看见，自然觉得这是调戏之状。 这个桥段，属于民间故事里著名的“主母反告”母题，即一位地位较高女性诬陷地位较低的男性调戏自己。希腊神话里有雅典国王忒修斯之妻诬陷忒修斯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圣经》中有波提乏之妻诬陷约瑟，《水浒传》里还有潘巧云如此收拾石秀……可见自古以来，全世界人民都对这种套路喜闻乐见。 蜜蜂计故事有更早的版本，主角另有其人，但流传不广。只有安在骊姬身上，才特别深入人心，可见骊姬作为心机婊的代表，也成了宫斗故事的箭垛人物了。 3、宫斗女神然并卵 在集权国家，宫廷往往是这样一种地方： 第一，宫廷是实际上的行政中心，这里出台的决策，可以决定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命运； 第二，大量宫廷中人实际上与世隔绝，他们只关心如何在宫斗中胜出，对自己的成功会对外面的世界发生怎样的影响，既不了解，也不关心； 第三，对公众保持神秘感是宫廷的基本特征，所有宫斗的诉求和手段，自然都不能是公开的，其滑向下流龌龊，也就不可避免。 所以，在有的领域，个人的私欲可以和国家、社会的福祉结合起来，出于自私自利之心的行为，却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但宫斗却绝不可能，它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相应的，在一个较为健康的社会或体制里，宫斗的能力，也不会是最重要的能力。 史籍中记录的骊姬的宫斗手段固然真真假假，但其作为宫斗界的女神级人物，则是毫无疑问的。 但从晋国全局看，她就是一个弱智。 第一，她的支持者不是外嬖就是演员，都是当时被贵族乃至整个社会鄙视的身份。这些人固然有可能对晋献公施加不小的影响，但一旦失去晋献公，他们就没有任何影响。 当时晋国的实力派贵族，如里克、丕郑等人，对这场宫廷斗争的态度，即使不站在骊姬的对立面，也最多选择观望，没有谁是真正的骊姬一党。 第二，她为了让重耳和夷吾两个大儿子离开都城，却安排他们去了军事要地。在这种地方，只需要政治素质不跌破底线，他们就很容易培养自己的实力班底。 后面的历史也表明，不论是一代霸主晋文公重耳，还是被视为庸人的晋惠公夷吾，手下都堪称人才济济。 太子不带兵，确实是古老原则。但因为这项规则，国君带过兵的儿子，可能有很大机会把合法的太子干掉，何况骊姬的儿子是被强行指定为太子，根本无合法性可言。结合后世经验，隋炀帝杨广干掉了哥哥太子杨勇，唐太宗李世民干掉了哥哥太子建成，明成祖朱棣干掉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也许骊姬甚至该庆幸，重耳和夷吾都还敬畏父亲的权威，没有敢轻举妄动。 相比自作聪明的骊姬，看起来老迈昏聩的晋献公，实际上清醒得多。他显然深知这个自己心爱的小女人越是看起来走向成功，越是把自己放到了火山口上。自己一死，也许就没有人能庇护她了。 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重，他召来了骊姬之子的师傅荀息，这是此时他唯一可以托付的人了： （晋献公）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荀息）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 “藐诸孤”，意思是幼弱的孤儿。“这孩子现在就托付给大夫你了，你将拿他怎么办？”，从这话里，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晋献公的忧虑与恐惧。 荀息回答，自己将竭尽全力。但“如果成功，是国君您神灵护佑；如果不成功，我愿死而后已”，这样的表述，也显示出荀息对控制住局势毫无信心。 九月，晋献公去世。 十月，大夫里克杀死骊姬之子奚齐。荀息于是立骊姬之妹的儿子卓子为嗣君。 十一月，里克又杀死卓子，荀息履践自己对晋献公的诺言，也选择了死亡。 这个过程里，《左传》《史记》对骊姬都一字不提，显然她已经根本无关紧要。半小说性质的《列女传》倒是补了一句：“鞭杀骊姬于市。”算是给读者一个交代，她确实是有死而已。 四、晋惠公，心机婊还是猥琐男 1、三兄弟中的猥琐男 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晋献公的这三个儿子，在史传的形象全然不同。 太子申生负责圣洁。为了对父亲的孝，他对骊姬的步步紧逼毫不抗拒。有人劝他去找父亲为自己声辩，他却说：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 没有骊姬，父亲甚至无法正常安寝和饮食。我为自己辩白，骊姬就将获罪。父亲已经年老，失去了骊姬不会再有快乐，那么我也没有生趣可言。 于是申生选择了自杀。 这样的人物没有行动能力，但他们的存在，对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塑造，却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公子重耳负责霸业。毕竟，是在重耳手上，晋国尊王攘夷，真正奠定了天下霸主的地位。 剩下来的夷吾，好像就只能负责猥琐了。——有人概括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贪婪、无信、无义、无耻的小人”，自然，他最终还得到了小人应有的失败。 粗读《左传》或《史记》，夷吾的故事很容易被简化为下面这样： 骊姬之乱，晋国公子纷纷流亡。大夫里克等人除掉骊姬后，就放出话来，请这些公子们回国。——这和齐国公孙无知之乱后，大夫们请流亡在莒国的齐桓公回国是一样的。 夷吾想回去，可是他又担心国内这些大夫权力太大不好控制，于是他决定先找外援，这就想到秦国了。毕竟，秦穆公夫人是他姐姐。于是他派人去跟姐夫说：“你帮我回去，我就把河外的土地割让给你。” 于是秦穆公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 但是晋惠公回国后就反悔了，送话给秦穆公：“当初我跟你是说过，把河外给你。但是我晋国的大臣都说：‘这片土地是我们晋国的先君遗留下来的土地，是我们晋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你流亡在外的时候，你有什么资格把这块地许给别人呢？’我拿他们也没办法。” 把责任往大夫身上一推，他就赖着地不给了。 过了几年，晋国发生饥荒，老百姓没饭吃。这个晋惠公是真拉得下脸来，这时又想起秦国了，就派人跟秦国讨要救济粮。秦穆公宽容大量的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晋惠公是混蛋，但是晋国的人民是无辜的。于是他派船给晋国运粮食，船队规模很大，因此历史上特别记了一笔，叫“泛舟之役”。 下一年，轮到秦国灾荒了，于是秦国跟晋国要救济。结果，晋惠公君臣一讨论，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答应给秦国的地没给，已经结了怨了；现在就是给粮，仇恨也消除不了。当初答应给地，是皮，到底没给，是皮之不存；现在给粮，是毛，给了也白给，是毛将焉附。 于是晋惠公就眼看着秦国人挨饿（若据《史记》，他甚至趁机发兵攻打了秦国）。秦穆公终于忍无可忍，兴兵攻打晋国，秦晋两军在韩原大战。好人有好报，秦国人到底是扬眉吐气了，获得了胜利，抓住了晋惠公。 之后，秦穆公再一次显出大仁大义，居然没有杀他，反而还把他给放回去了。 但是，晋惠公至此已经彻底失去了人心，他死后，他的儿子晋怀公更加昏乱，终于被晋国人抛弃。公子重耳回到晋国，从此领导晋国人民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2、回国的代价 当然，书读细一点，感受会有所不同。——上面的概括，给人感觉是夷吾坏而且蠢，而秦穆公简直是一位高尚的活雷锋。但事实上，夷吾确实谈不上是什么好人，但换你和他易地而处，能否比他更高明，那就难说。至于秦穆公，他的种种利益算计，也未必光明正大。 当初被外放的时候，重耳在蒲，夷吾在屈。《史记》说：“蒲边秦，屈边翟。”对照地图，似乎是说反了。蒲城更突出到北方，处于戎狄环伺之中，屈地更靠南也更靠近黄河，更容易到达龙门以南，通往秦国的黄河渡口。 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骊姬进谗，晋献公震怒，要置两兄弟于死地。重耳不敢和父亲对抗，没有利用蒲地防守，而是开始逃亡，逃到戎狄那里，他母亲是大戎狐姬，这是他舅舅家。 夷吾利用屈地防守到第二年，眼看守不住，也开始逃亡，但没有选择和哥哥一起，而是逃到了梁。 不追随哥哥的脚步，很好理解。在一起，夷吾就只能是哥哥的附庸，人家有事只会找哥哥，独立行动，才能有自己的机会。 这个梁指古梁国，在今陕西韩城，也就是说，已经到了黄河以西。这个意图，夷吾的谋臣郤芮概括得很直接： 梁近秦而幸焉。 梁接近秦国，在那里，可以有幸得到秦的帮助。 这时晋献公还在，老爷子的权威不容撼动，所以夷吾和他的追随者还需要暂时等待。 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大夫里克、丕郑等人杀死了骊姬和骊姬姐妹的孩子，这之后他们需要寻觅一位新国君。 《左传》省略了这段，《国语》、《史记》都称里克首先找的是重耳，这很合理，因为夷吾是重耳的庶弟，继承顺位来说，重耳在前。 但重耳说了一番很有道德境界的话（《史记》比较简略，《国语》几乎是一篇论文），拒绝了回国邀请。 里克于是又找夷吾，夷吾君臣的分析，则是很实在的利益算计： “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 国内还有献公其他的儿子，里克他们却不拥立，反而要找个流亡在外的，恐怕靠不住。——实际上，当时重耳不愿意回国，也可能是同样的顾虑，觉得回去也是当傀儡。 所以，还是要找外援，“辅强国之威以入”，位子才做得安稳。 这个强国，可以是齐国，因为鲁僖公九年也就是葵丘之盟那一年，齐桓霸业如日中天，很有跑到晋国来刷一下存在感的兴趣，后来护送夷吾回国的，也有齐国名臣隰朋率领的军队。 但齐国毕竟太太远了。所以更主要的还是秦国的支持。当然，要秦国帮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时郤芮说了一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后世无数卖国者的心理极好的概括： “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 国家是人家的，我有什么舍不得？如果能够回国成为人民的主人，土地又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卖国时往往顾虑比较多。而正失意的人要想篡位夺权，那出手不定有多大方。 于是郤芮为夷吾去见秦穆公，洽谈支持夷吾回国的事宜。他承诺赠给秦国的土地是： 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 黄河从龙门山到华阴，是自北向南奔流而下的，然后便折而向东。对晋国来说，黄河以西和黄河以南，都是河外。夷吾承诺，把这个范围内的重要城邑，都赠给秦国，此外还要加上河内直到解梁城的地区。解梁城在山西永济市，这里有著名的黄河渡口蒲津，历来是秦晋间战守必争之地。 这也就意味着，夷吾把全部黄河天险，都赠给了秦国。这份赠礼如果落实，秦国向东扩张的大门就从此打开：晋国将很难再对秦国构成威胁，秦国攻晋，则如水之就下，势不可挡。 秦穆公当然很难抵御这种诱惑，但这样的好事，又似乎有点难以置信。 秦穆公问郤芮：“公子谁恃？”你们公子有什么力量可以倚仗？这是试探夷吾的虚实。郤芮回答说： “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 “我听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党羽，因为有党羽也就会有仇敌。我家公子从小不贪玩，不好欺负，但也不会反应过激，长大后还是这样，别的就不知道了。” 这句话，不晓得是现场记录还是《左传》的创作，但回答得实在巧妙。第一，他明确透露给秦穆公一个信息，夷吾的实力很虚弱，所以为了获得外援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他又显得在竭力辩解，认为无党并非缺陷，表现出夷吾的使节应有的态度，从而达到了越掩饰越像是真的的效果。 之后，秦穆公君臣商讨的结果是： “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夷吾性格多忌，必然导致各方面的怨恨，又哪里能取得成功呢？这样的人当上晋国国君，是我秦国的福利。所以他们决定帮助夷吾。 3、佞之见佞，诈之见诈 夷吾是不是真的没有实力呢？这要看他当上国君后的表现。 除了许诺割让战略要地给秦国之外，夷吾还向国内的实力派贵族许以丰厚的赠礼：他若当上国君，赐给里克汾阳之田百万亩，丕郑负蔡之田七十万亩。 但实际上，夷吾几乎是一回国，就把里克给逼死了。经典对白如下： 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 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 晋惠公，也就是夷吾派人对里克说：“没有您，我到不了这一步，虽然如此，您已经杀了两位国君，一位大夫，做您的国君，不也是太难了吗？” 里克回答：“他们不死，你哪里会有机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您的意思我知道了。” 晋献公死后，里克的手段，是大家都见识到的。骊姬的儿子奚齐，本来即将登上国君的宝座，可是还在丧庐中，就被里克给杀了。 受晋献公托孤的荀息，于是改立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里克又把卓子给杀了，这次动手的地方，干脆是在朝堂上。 受晋献公托孤之重的荀息没办法，只好陪着卓子死了。这就是所谓里克“弑二君与一大夫”。 能杀里克，说明晋惠公不仅是拥有一个国君的虚名，手段和实力，都很可观。 不然，里克能杀奚齐、卓子，为什么不能杀他？可见，郤芮跟秦穆公说什么“亡人无党”，不是实话，他在晋国国内，本来就有根基。 里克有一个重要的同党，叫丕郑。晋惠公杀里克的时候，丕郑在秦国，因为他在为惠公给秦穆公带话，拒绝交割河外列城。 这里可以阴谋论一下。 惠公靠秦穆公的力量回国，使得自己可以免于一回到晋国，就处于里克、丕郑的控制之下。 然后他把答应割让河外之地的问题摆到里克、丕郑面前。这时他已经实现了从夺权派到当权派的角色转换，再卖国会肉痛，所以这个诺言当然不能兑现。这一点，惠公和里、丕之党很容易取得共识。甚至于，整个晋国上下估计没几个人会有不同意见。 由于还意识不到惠公是个危险人物，所以里克、丕郑只想着怎么应对秦国，丕郑表示愿意出使秦国。 趁丕郑不在，里克孤掌难鸣的时候，惠公突然发动，对里克下手。 事情的真相不一定这么环环相扣。但惠公利用秦穆公的力量，摆脱国内大夫的控制，再以晋国大夫的反对为理由，拒绝向秦穆公兑现诺言，却是很明显的事实。《国语》中记录一则“舆人之歌”，舆人就是车夫，司机能说会道，尤其善于把时政变成段子，这确实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 伪善的被伪善的所骗，结果没有得到田土，巧诈的被巧诈的所欺，最终果然失去了赂地。 意识到自己被惠公利用了的丕郑，开始转而为秦国谋划。他跟秦穆公说： “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矣。” 反对割地的，是吕甥、郤称、冀芮（即前文提到的郤芮）这些惠公流亡时期的老班底，可以先收买他们，于是惠公也就势孤力弱了。然后就可以考虑让重耳取代惠公，秦国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于是秦穆公赞助丕郑回国实施这个计划。收买完全不成功，结果是不久之后，丕郑和他在军方的势力，就被一锅端了。 于是丕郑的儿子丕豹再跑到秦国，跟秦穆公说惠公不得人心，推翻他很容易。秦穆公是何等人物，这时已经认清了事实，知道这是丕豹急于报仇，故意贬低惠公。穆公说： “失众，焉能杀。违祸，谁能出君。” 没有大众的支持，怎么可能诛杀大夫？晋国国内反对惠公的人，避祸还来不及，哪里能够赶他下台？ 《左传》多次提到，晋惠公在晋国不得人心，这和秦穆公这句话，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补充。一方面，确实有不少晋国大夫和晋惠公离心离德，另一方面，忠于他的力量，暂时还足以稳住大局。 4、韩原之战 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即晋惠公回国后的第六年，秦晋韩原之战爆发。 描写大战之前，《左传》先把晋惠公干的缺德事，整个儿梳理了一遍。 第一，晋惠公回国之前，他的异母姐姐，秦穆公夫人嘱咐了他两件事：一，把太子申生的妻子贾君托付给他，秦穆夫人和申生同母，关系比较特殊；二，让惠公接其他兄弟回国。 然而惠公把嫂子给睡了，也没让兄弟回国。 第二，许诺给晋国大夫的地，没有给； 第三，许诺给秦国的地，没有给； 第四，晋国闹灾荒，秦国救援，现在秦国闹灾，晋国不救。 这四条，除了贾君那件事是比较单纯的雄性荷尔蒙作祟，另外三条半，从一个君主的角度考虑，都不难理解。 不让兄弟们回国，是因为他们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哥哥重耳，继承顺位本来还在自己之前。 不给秦国地，又对秦国的饥荒幸灾乐祸，这种盼着强大的邻国倒霉的心态，今天也很常见。 不给大夫地，当然是不愿意他们势力太强尾大不掉。 但可以理解是一回事，要把这些事干得漂亮，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别把别人得罪得太狠，那是真需要本事的。 何况，当时晋国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他们所知道的天下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深度管控如此广大的土地；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公子们需要接受当不上国君就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异姓大夫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一切都是全新的，大家都不大清楚自己的利益边界在哪里，彼此妥协而和谐的难度系数，那就更大。 惠公在位这几年，显然没有能够把这些关系理顺。而这时秦军是饿着肚子憋着气来的，打赢了有饭吃，打输了不战死恐怕也要饿死。所以双方士气自然不一样。 秦军一路挺进，连续击败黄河以西的晋军，于是渡河，一直打到韩原，即山西河津东，算是深入晋国国境了。晋国大夫对战局的判断是： 师少于我，斗士倍我。 秦军没咱们人多，但斗士是我们的双倍不止。还有人悲观的预测，自己能当俘虏就算命好，因为至少没有战死。 惠公就是在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弥漫的情况下帅兵迎战的，但实际战况，远不像这些预测这样胜负分明。 备战的时候，晋国一贯亲秦的大夫庆郑再次大讲秦国好话，偏偏占卜的结果却说，选庆郑当车右最吉利。于是惠公破除迷信，撂开庆郑，仍用自己的一党的人当车右；拉车的马，又没有用晋国本国的，而用了郑国送的“小驷”。结果在战场上，郑国马不听话，导致惠公陷入了秦军的包围。惠公向庆郑呼救，庆郑不理，跑开了，惠公被俘。 与此同时，秦穆公也陷入了晋军的包围，——庆郑跑去跟眼看就要抓住穆公的晋军说，快去救咱们国君。于是晋国人走了，秦穆公逃过了这一劫。不然，这一仗打下来，双方都抓住了对方的国君，倒也满喜感的。 这是《左传》、《国语》的说法。还有另外一说，散见于许多古籍：当初有一批盗马贼，偷吃了秦穆公的骏马。秦穆公知道这事后，不但没追究，反而给他们送了美酒过去，说吃了马肉之后，一定要喝酒，不然伤身子，你们喝吧。 于是这些人对秦穆公感激得不得了。所以韩原之战时，秦穆公已经身陷重围的时候，他们突然杀出来，把晋军杀退了。《吕氏春秋》这段写得最生动： 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歧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 晋国军队已经把秦穆公团团围住，晋国的武士，有的已经抓住了秦穆公战车左边的骖马，有的奋击秦穆公，穆公的铠甲总共七层甲叶，已经被击穿了六层，这个时候盗马贼杀出来救驾了……这个动作设计水平，可以去剧组当武术指导了。 这个故事《史记》也采信了，当然，这么有画面感的描写删掉了。 这两说哪一说更接近真相，其实不重要。但有一点，两种说法观点倒是一致的，就是韩原之战势均力敌，秦军是险胜，乃至可说很侥幸。 这大约表明了，当时晋国的整体实力远强于秦。单单是忠于惠公的力量，在有反对派拖后腿的情况下，比起秦国的哀兵，战斗力也差不了多少。 5、败军言勇 值得注意的是，韩原之战的失败，实际上增强了晋国内部的凝聚力。——照例，国耻是爱国主义的温床。 尤其是，惠公一党的人，这时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素质和大局意识。 《左传》和《国语》都有这样一段情节：晋惠公被秦国俘虏三个月，派了一个使者回国通报情况。晋国大夫，惠公的忠臣吕甥，借机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 他安排人把国人召集起来，以国君的名义赏赐大家。然后传达国君的话（实际可能是他替国君拟的话）： “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 所谓“夫太子，君之贰也”，上面这句里的“贰”，就是指太子，圉则是太子的名字。 即使我能够回来，也已经对不起国家。让我儿子即位吧。 确定这一点，一是警告秦国，不要以为抓住了惠公就可以狮子大开口，我们晋国已经有新的国君了；二是向国人展示，你们的国君是如此有牺牲精神英雄气概，你们还不应该血战到底吗？ 现场效果是引爆泪点，“众皆哭”。 吕甥于是又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 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 大家积极缴税，整顿军备，来辅助我们的继承人。诸侯听到我国失去了国君却又有新的国君，群臣和睦，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盟友就会更加积极，我们的敌人就会有所畏惧，这就是晋国的利益所在！ 现场又都被打了鸡血，“众说（悦）”。 于是吕甥乘机推行了两项制度改革：“爰田”和“州兵”。——这两个词的含义众说纷纭，可能，爰田是开阡陌大生产，州兵是扩大征兵范围给平民通过当兵翻身的机会。这是后来战国变法的先声。 这样充分高效的动员之后，吕甥才去和秦穆公谈判，这段对答实在太精彩，所以往往作为散文名篇被选出来，放进《古文观止》之类的范文选里。 秦伯曰：“晋国和乎？” 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秦穆公问，晋国内部和睦不和睦？ 对话好比下棋，下一步看三步。这一问，秦穆公预料中的回答，显然是吕甥死鸭子嘴硬，说和睦。然后就自己就可以高调揭发晋国内部不和的事实，进而开出自己的条件。 然而吕甥说，不和睦。——穆公的后招，一下就全落空了。 然后吕甥解释为什么不和。 先说小人，也就是平民。晋国的平民拥戴惠公，在韩原之战中又死了很多人，所以是仇恨秦国的，在他们看来，哪怕联合戎狄，也要向秦国报仇。 再说君子，也就是贵族。贵族比较明白事理，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第一，他们也是热爱自己的国君的，第二，他们也知道晋国有对不起秦国的地方。所以，贵族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你把我们国君放回来，我们就回报你的恩德；你如果加害我们国君，我们就“有死无二”，要和你决一死战了。 所以，所谓“不和”，是建立在你秦国放我们国君回来的基础上的。国君回来，贵族会设法消弭平民的反秦情绪；但如果国君不回来，那么晋国可就上下和睦，万众一心，大家都以你秦国为敌了。 秦伯曰：“国谓君何？” 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 秦穆公又问：“那晋国人现在是怎么预测国君的命运的？”这一问，也问得高明。你把国君是否放回去说得那么重要，那你倒是猜猜，我会不会放他回去？ 吕甥仍然是把小人和君子分开立论。 平民思维比较简单，只有一来一去的利益关系。我们国君确实干过对不起秦国的事，所以秦国一定会加害我们国君，然后我们一定要为国君报仇。 贵族认识问题则是很有高度的：晋国已经认识到错误，秦国就会把我们国君放回来了。我们国君不兑现承诺，就把他抓住，兑现了承诺，就把他放回去，这叫恩威并举。韩原一战，秦国既立了威，也树了恩，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称霸。但如果加害我们国君，那就是当初让他回国，却不能安定他的君位，现在废掉一个国君，却找不到合适替代人选。之前所下的功夫就统统白费了，秦国应该不至于这么蠢。 作为外交官，吕甥要扮演的不是什么鹰派或者鸽派，两派意见都告诉你了，你自己掂量。 秦穆公说：“是吾心也。”我也就是这么想的。 实际上见吕甥之前，秦国君臣的分析结论就已经是把惠公放回去。因为以此时秦国的国力，根本不可能灭晋，杀了惠公，只会结下深仇大恨，秦国未必有能力承受这个后果。现在和吕甥一谈，秦穆公当然更确信，把晋惠公放回去的决定是对的。 晋国大夫庆郑的表现，也非常值得玩味。战前，他声称晋国被秦国打是活该；战争过程中，他导致了惠公被擒和穆公逃脱；战后，他却好像很愧疚，似乎之前他说风凉话和战场上玩任性，是相信晋国打秦国怎么都不会输，根本不料真的玩脱了。 《左传》记录，惠公被放回来时，有人劝他逃走，他却说，不能走，一定要让国君依法惩治自己。《国语》里，他甚至说，如果国君不能救回来，他就要去跟秦国玩命；国君回来，则如果他不杀自己，那就自杀。 这个大概也是高涨的爱国情绪的包围下，刺激出来的反应吧。 除此之外，这一战还有一个重要影响，一个人物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那就是是公子重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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