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影像笔记 | 影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之道（上）

民间文化论坛

[摘要]所谓“田野影像笔记”，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主要是指与田野调查同期进行的影像拍摄与影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掌握影像创作能力的人类学者可以独自操控一台小型数字摄像机，将它作为参与观察的记录工具，随时拍摄眼前的社会行为与文化事象，不会错失那些很可能不再重现的历史事件。在当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活动中，人类学者应当越来越注重田野影像的现场拍摄、积累与研究，这不仅是这一学科在数字影像时代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人类文化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得以记录与保存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影视人类学田野调查；影像笔记；参与观察

在人类学田野调查当中，摄像机可被当作开展学术考察与文化表达的影像记录和书写工具。人类学注重实地观察，亲身参与，摄像机的妥善运用，能够提供给我们更为准确的观察结果以及大批可供后期研究的现场影像资料，这是以往单凭肉眼观瞧与纸笔速记难以企及的收集素材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这门“田野科学”从一开始便召唤着更有优势的观察工具与方法，在人类学与影像工具之间，其实有着天然的亲缘性。

按照影视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规范，民族志影像的拍摄应该是在人类学学者已经对某一社区完成基本考察之后，根据调查的成果，梳理出可供拍摄的文化主题，再由专业摄制组前往该地区，进行目的明确、时空、人物线索清晰的系统拍摄，这不但可以节约时间、人力与设备成本，还能够精准地摄录民族志纪录片所需的素材，降低后期编辑的工作强度与工时需求。这种拍摄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在拍摄成本高昂的前数字影像时代，每一天的田野影像拍摄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后期编辑所需的机房租赁费用同样居高不下，这些都是学术研究通常不能承受的重大压力。然而，进入数字影像时代之后，这种将影像拍摄视为田野调查以外的额外工作的传统观念也面临冲击：掌握影像创作能力的人类学者可以独自操控一台小型数字摄像机，将它作为参与观察的记录工具，随时拍摄眼前的社会行为与文化事象，不会错失那些很可能不再重现的历史事件。因此，即使不以纪录片拍摄为最终使命，拍摄与制作田野影像笔记也能够为人类学研究带来丰富的收获与不易被颠覆的理论例证。

一、参与观察的影像工作原则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与周边诸多社会科学显著的方法差异之一。与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社会学注重统计分析不同，人类学反对书斋式的研究，主张学者亲身进驻社区之中，通过长期的生活与体验，获得来自社区成员的第一手资料，从他者的“地方性知识”中获得学术成果。“在学术制度中，人类学家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区别不仅建构在人类学家是研究差异方面的专家这个前提上，而且也建构在揭示和理解这个差异的特殊方法论上。田野工作远远不只是一种方法，它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所谓参与观察，是指人类学者经年累月地居住在当地社区，将自己融入社区生活中，尽量精通当地人的语言，参加其传统节日、婚丧仪式、以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活动等，以“准内部成员”的身份，体验、观察和记录其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了解人们的基本信仰、生活方式与社会和文化体系等，并有系统地搜集资料，写作田野调查笔记。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是一种主动的观察法，在旁观者与参与者之间出入游走。人类学者获得的资料来自现实的广阔天地，从而避免了闭门造车的无知与偏见。这种研究法使得人类学家有能力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部，观察和理解这种文化，丰富人类的知识体系。

以人类学为理论依托的民族志纪录片拍摄，同样借鉴了这门学科的田野工作方法，以参与观察作为影像拍摄的基本前提。在常驻社区进行田野影像工作者，首先要和社区的主要成员进行善意接触，并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由于普遍的差异性，在外来的调查者与社区内部成员之间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其实并非一件易事，需要双方在磨合的过程中发现共通之处和共同的兴趣，特别是田野影像工作者可能提供给社区的互惠性价值。由于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强调长期的驻地生活，因此，在经过初期的“文化震撼”之后，田野影像工作者会逐渐被社区视为可被接受的“熟人”，能够较为自由地与社区成员交流，参加社会活动与文化生活，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中的某一特定身份。

在进行参与观察的过程当中，完全以局外人状态冷眼旁观，显然不能获得当地人的信任，也难以被社区所接纳，因此，人类学者大多会以某些方式，对社区发展有所贡献，如代写文书、义务授课或帮助当地人疏通官民关系等。很多人误以为携带摄像机或照相机过于“招摇”，不便在社区开展工作，其实，通过影像方式为社区服务，如协助拍摄社区活动的影像资料，或者为接受访问的家庭拍摄合影照片，反而是一种与当地人拉近关系，建立友谊的良好方法，通常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融入社区的体系之中，成为一名“有用”的社区伙伴。

一般来说，缺乏影像摄制人员的社区都不会拒绝摄影师的义务帮助，特别是为一些重要的会议、节日、庆典等活动留存有文献价值的影像资料。田野影像工作者藉由为社区活动提供影像拍摄服务的契机，可以拥有相对重要的“技术身份”：摄像师或摄影师，参与活动的筹备与开展，观察幕后运作的情形，进而了解社区的组织结构、权力关系、代表人物以及可以进行深度访谈的田野报道人。为社区中的家庭拍摄“全家福”照片，也是一种既受当地人欢迎，又能够建立良好关系，并获得社区基本信息的有益方式，田野影像工作者可以在拍摄与讨论照片的过程中，将社区成员的亲属关系进行系统的指认与标注，从而制作出一份图文并茂的家谱与社区亲属关系图。

以影像方式进行田野调查，首先应通过如上述“影像礼物”类的馈赠增进关系，逐渐达到手持摄像机亦能够被社区成员所接纳的程度，才能够进一步开展参与观察的活动。但即便是非系统性的即兴拍摄，也应该遵循在影视人类学界已成研究规范的一系列行为准则。

1. 田野影像工作者强调一种“互为主体性”的文化立场。所谓“互为主体性”，是指在影像工作者与他们的拍摄对象之间，不存在文化上的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应坚持一种平等的、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本信念。由于城乡差别、民族差异、经济水平、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的不同，外来的文化精英在社区之中往往拥有更为强大的话语权力，特别是在影像文化薄弱的地区，掌握照相机、摄影机的人，似乎更具有某种身份上的优势。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在乡村社区中看到的：一群摄影师、摄像师围着几个不知所措的本地人肆意拍摄的景象。田野影像工作者反对这种影像权力的滥用，更反对将自身的文化意志凌驾于拍摄对象之上。因此，在运用影像方法进行参与观察时，应比无装备状态更注重对被观察对象的善意与尊重，遵循社区的公共规则，理解本地的乡规民俗，不触犯敏感的社会与文化禁忌等，特别是拍摄应获得对方的同意，决不能强行拍摄社区成员不愿公开展示的隐私性内容；更不应无视社区的传统约束，擅自拍摄某些带有禁忌色彩的文化场景。

2. 在进行具体的影像式参与观察和拍摄记录过程中，田野影像工作者应遵循“社区合作”的原则，将拍摄的目的、兴趣与方法和当地人进行协商、探讨，如告知社区成员田野工作的主题，以及为何采用影像拍摄的方法，不应用搪塞或欺骗的方式从事影像式观察与记录。田野影像工作者在驻地工作期间，还应当邀请部分社区成员作为项目的参与者，进行相关技能的培训，合作完成影像的摄制工作。“社区合作”原则最早源自美国民族志纪录片作者莎拉·埃尔德（Sarah Elder）与莱奥纳德·卡莫灵（Leonard Kamerling）于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阿拉斯加本土遗产电影计划”，他们以尊重社区文化主权为前提，合作制定了一套名为“社区决定法”的田野影像工作方法：

（1）田野影像工作者当面向社区委员会提出拍摄建议，阐明合作拍摄的理念以及社区在其中的角色与权利，提交此前完成的作品，发出拍摄邀约。

（2）组建小型团队。以保证拍摄的机动性和介入社区生活的便利性。在被拍摄的社区挑选并培训助手，担任录音和摄影助理的工作。

（3）在社区的长时间驻留。适应社区的社会节奏，并使得拍摄者意识到其文化背景对观察和拍摄内容的主观影响。长期驻留同时也是电影拍摄在社区环境中的“祛魅”过程。这一时长一般为2—4个月。

（4）参与日常生活。这象征了田野影像工作者的开放、乐于学习和对社区传统的尊重，并可以发展对“社区决定法”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

（5）与社区结盟。积极发展与社区的传统与现代决策主体的关系，如社区委员会、长老、社区领袖和一些有实力的家族，避免与教会、学校等派驻机构有过多的联系。

（6）社区一致原则。对于影片的文化主题、社区代表人物、出镜者等事项，须经过社区成员的广泛讨论，集思广益，达成共识，才能够最终落实到拍摄当中。

（7）尊重社区与个人权利。社区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以任何语言表述他们的任何观点，可随时中止拍摄并要求将已摄制内容消除。这一准则体现了社区对影片的直接控制，并强化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8）田野影像工作者的角色。在拍摄过程中，田野影像工作者不干涉或参与拍摄中的活动，保证活动的原初性，不为摄影机进行任何人为的摆拍与安排，也不重复任何动作。

（9）现场社区评议。田野影像工作者者提供小型放映设备，供社区成员观看未经剪辑的影片素材，监听采访和现场录音。这一回放的过程可以让社区成员知道电影拍摄者如何“观看”他们，同时加深他们对电影摄制的认识。他们的评议也将成为影片制作的导引。

（10）对社区的现金补贴。为拍摄所需的电力、燃料支付费用，在当地购买物资，为助手支付工资，除以礼物方式赠与长老相应费用外，不为出镜者提供金钱。

从“社区决定法”发展而来的“社区合作”原则，其核心价值在于承认并尊重被研究与拍摄对象的“文化主权”，放弃居高临下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寻求后者以开放的态度和平等的身份接纳影像工作者的田野工作。惟其如此，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真实图景，才有可能在合作拍摄的过程当中展现出来，并且被社区成员承认与珍视。

3. 在社区合作的基础之上，田野影像工作者应在参与观察与摄制田野影像笔记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影像分享”与“视听互惠”的拍摄关系。影视人类学界对田野工作的反思中，“影像剥削”是一种常有的指责，即人类学者或电影作者单纯地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影片创作为目的，在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料或影像素材之后，便切断了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联系，不再踏足其曾经生活过的社区，他们所完成的学术或影像成果也无法惠及当地的民众。田野影像工作者应努力破除这种单向的信息流动方式，由于影像本身所具有的视听功能以及直接、易懂的交流特性，尤其适合在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形成一种“影像分享”的关系，在影像的拍摄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持有者能够随时观看、解读并共享这些影像资源，田野影像工作者拍摄的素材与完成的作品，也应该以拷贝形式留存给社区伙伴，作为社区自身保有的一笔文化财富。正如法国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家让·鲁什所言：“影像分享使得知识不再是一种遭窃取的秘密，被供奉在西方世界的知识庙宇里。它应是民族志作者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在‘分享人类学’的道路上相逢之后，所进行的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

二、田野访谈的影视人类学方法

以“互为主体性”为学术立场、以“社区合作”为基本原则、以“影像分享”与“视听互惠”为文化信念，影像工作者才能够立足田野，扎根于社区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拍摄那些日常生活之中呈现的信仰仪式、社会关系与人生故事。由于不同的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经济、民族、文化等差异性，田野影像工作者需要根据实地情况，采取不同的拍摄策略。在民风开放，文化元素显性多彩的地区，影像拍摄也相对宽松，影像工作者能够在尊重社区或民族习惯法的情况下、较为自由地拍摄当地的传统风俗、公共活动与日常生活等，并且能够在拍摄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随机访谈，了解发生在镜头前的文化细节，进而建立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在一些民风保守，甚至对人物画像存在宗教禁忌的社区，影像拍摄则往往不易进行，需要由当地权威人士或社区领袖提供引荐或协助，才有可能从事与社区文化相关的田野拍摄工作。例如藏族社区通常会对田野工作者在日常生活、节日庆典、戏剧歌舞等活动的影像拍摄持宽容的态度，但对于宗教仪轨、丧葬仪式等敏感行为，则禁止外来者参与和摄像；而另一些社区因为严格的信仰原因，基本上杜绝了影像拍摄的可能性。作为田野工作者，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不同文化主体对影像的态度差异，评估视觉记录方法与当地主流价值观念的契合度，再判断是否采用和如何采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从事调查工作。

在田野调查影像的拍摄项目当中，对社区成员的访谈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访谈是田野工作者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当然，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后者对于本地文化的详细描述。在经典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之中，访谈也是人类学者最侧重的工作之一，甚至编写了大量的提纲问卷，极其缜密地获取报道人表述的文化信息。与主要运用纸、笔或录音机记录访谈内容的主流人类学家不同，田野影像工作者通常会使用摄像器材，拍摄受访者的声音与画面，从而获得更具“影像深描性”（即不仅记录语言信息，同时也展现讲述者的形象、姿态、语气、语境等多元信息），也更符合讲述者“真实本意”（影像记录的同步音画关系，不易被转述者歪曲）以及历史文献价值（影像资料可长期保存，接受后代学者的学术检验）的访谈资料。在田野工作环境中，通常会采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影像访谈。

1.固定式专访：是影像访谈最主要的拍摄方式，田野影像工作者邀请社区成员在专门安排的时间、地点，就某些特定的主题，进行相对系统、详尽的访问。固定式专访通常会采用固定机位拍摄的方法，即拍摄者与受访者均以较为静止的状态（或坐或立），专注于对话的进程。在完成准备工作之后，拍摄者邀请受访者在摄像机前接受提问，并作出相应的回答。如果田野工作者同时担负拍摄者与采访者的职责，那么受访者与镜头之间通常是一种直接对话的关系；如果有摄影师（或调查助手）协助掌镜，控制画面的构图，田野工作者可以位于摄像机的左侧或右侧，与受访者形成一定的夹角，使得画面更具有空间感。在访问多位社区成员时，拍摄者应尽量变换背景、景别与受访者的视线方向，以加强视觉信息的丰富性和后期剪辑的节奏感。在田野访谈时采用固定式专访的拍摄方法，其优点在于摄录的画面与声音都能够保证稳定、专业的技术指标，受访者也得以专注地表述其思想，不受其他人或外部事件的干扰，是一种高质量的影像访谈素材。其不足之处在于较少面对专业拍摄者的社区成员或许会产生紧张情绪，影响其思维的清晰性与语言表达能力。单一的固定拍摄方法也会令访谈画面形式呆板，可看性差，缺少鲜活多彩的社会文化背景。

2. 随机式访问：是影像访谈拍摄的方式之一。在田野调查工作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些有研究价值的社会活动或文化行为，如小型的禳解仪式或日常的祭神祈祷等，这些活动往往不具有规律性和正式性，参加者也较为随意，但很可能反映出社区文化的内部信息。当田野影像工作者应邀或自发参与此类非正式活动时，应在征得主办人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活动的基本情况，并就随时观察到的重要现象、行为特征与文化问题，向活动参与者发起提问，并以影像方式记录其回答的内容。随机式访问的时机要拿捏准确，不能因提问而干扰活动的自然流程，可以将场外休息的参与者作为主要报道人，但对话过程宜简明扼要，如有深入讨论的需求，可在活动结束后安排固定式专访，强化其理论探索的价值。随机式访问是一种动态的访谈拍摄法，能够由当事人生动地描述与阐释现场的活动景象，使田野影像工作者对眼前发生的事件有更为直接的认知与理解，也更具鲜活的示例性，但这种访谈方式需要摄像者娴熟地掌握拍摄技巧，否则不易保证影像与访谈的音画质量。

3. 群体访问：在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时，对于某些传统的社会习俗或文化主题，经常会发现：不同的受访者有着不同的观点、记忆与表述方式。这些观点的差异与表达的交锋，通常也是该社区文化网络的交织与汇合。田野影像工作者在调查此类社会习俗时，一方面可以采用专访的方式，对有代表性的报道人进行单独的访谈与拍摄，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召开“田野座谈会”的方式，邀请多位社区成员在一起进行交流与辩论，集中呈现多元文化观点。群体式的访谈拍摄能够激发报道人思考与发言的积极性，一些在固定式专访或随机访问中难以触及的深层文化内容，通常会在社区成员之间的共同讨论中浮现出来，为调查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料。群体访问的拍摄涉及到一定的机位调度与人员配合，因此需要田野影像工作者有较为丰富的现场控制能力和经验，否则会出现影、音失控的不良效果。

4. 社区成员内部访谈（“主位访谈”）：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会遇到某些涉及宗教信仰、求偶生育等文化主题，特别是调查者与受访者存在信仰或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往往难以获得较为深入的调查结果。当然，田野工作者在社区的长期生活，有助于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作为“准成员”获得更多的内部知识，但仍然会有一些因身份差异而难以进入的访谈领域。在此种情况之下，田野影像工作者可以尝试通过培训社区伙伴的方式，由掌握影像拍摄技能的社区成员作为项目合作者，进行访问与拍摄，摄取相关的影像素材。“社区成员内部访谈”是以社区文化主体的内部关系进行的影像拍摄工作，因此，身为“外人”的田野影像工作者即便通过合作伙伴完成了拍摄计划，但是能否占有或利用这些影像资料，仍需获得社区的授权，否则有可能出现学术伦理风险。对于“客位”研究者来说，“主位访谈”多少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对于社区主体而言，“主位访谈”却是一种自我探索，自我推进的重要方法，由社区成员主动展开的访谈与拍摄，能够成为当地社会积累影像文献，实现文化自觉的一条新路，也是社区影像民族志从萌芽走向成熟的开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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