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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为何要了解自己? 我是谁?我生活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人类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是人类的终极生存目标。所以不管是物理学对离子和原子的探寻，还是心理学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我们的目标都是要了解自己。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人类学也不例外，它通过观察异文化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是最终还是要了解到自己。“绕过他人而去了解自己”[1]----是人类学的哲学梦想，这里的自己绝不是个体的自己，而是文化意义中的自己。 他要了解的自己是文化情境中的自己，对于一个田野工作者来说，这个文化情境包括“我”一直生活的世界，以及“我”进入田野中世界。进行田野调查，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必须在那里在一段时间内停留下来并且刻下自己的生活，或是与一个人照看的其他人的生活相关联。”[2]此时“我”的文化就必然与田野中“他者”的文化产生微妙的化学效应。 在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中，调查者就是到田野中搜集和整理资料。对于“我”的资料是怎么得到的?“我”在搜集资料中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些问题是被传统人类学者所忽略的。 “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如此之确切的知识，以致于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对它加以怀疑呢?”[3]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同理，我们将这样的哲学问题带入到人类学者田野工作中去，去反思我们的田野工作。人类学者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提到：“田野作业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通过仪式’或者诸如此类的仪式，无须被公开审查。问题是迟早被提出来的。如果人类学这一学科依赖于参与观察或者民族志田野作业，那么我们为何会这么少去关注田野作业的本质和田野作业的经历?况且，我们到底认定田野作业队批判性思考的实践有什么贡献?”[4]有人将人类学定位为“对常识进行的研究”[5]，所谓常识就是指：“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对文化所作的表述方式。”[6]田野作业被人类学家用于去研究处于文化中的人，它似乎已经成了人类学者最熟悉的常识表达方式，所以批判性的去反思我们熟识的田野作业，应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哲学地反思田野作业，将人类学者最熟悉的事情变得不熟悉，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而是给我们另外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这就像摆出另外一面镜子，更清晰地照出自己。 二、我是谁? 中国古诗有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一句西方谚语也说：“鱼是最后一个了解水的----可能它会在与陆地进行对比时做到这一点。”这也说明了与他人相遇，会增强一个人对自己原有文化认同的意识。人类学者就是水里的鱼，他者的文化好比陆地。这一原理解释人类学者坚持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田野工作，解释了他们对陌生的与熟悉的事物进行比较的用途。 要了解自己和他人是困难的，因为“我”是多变的，“他者”也是多变的，这样的多变仍然是文化意义上的多变。正如张海洋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作中文序时写道：“人世间出人意料的事儿，原因大抵不外乎行事主体之‘多’与事件环境之‘变’…….”。当一个田野工作者进入田野，他变成了谁?他还是不是未进入田野的自己?他的角色是多重的还是单一的?这样一些问题也一直是我----一个人类学的初学者反思自己田野调查以来所思考的。 我的田野点与拉比诺的不同，我的田野点不是一个固定的村寨。我所研究的女性性工作者，她们不固定，难以被发现。要找到她们，我只能依靠各类为其服务的各类项目。 在项目中，我是一个项目工作人员、是一个研究者、还是一个志愿者。我的这三者角色是被项目所决定的，而我用什么一个身份去接触她们，不由我说了了算。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去到我所谓的田野现场，我从来没有自我介绍自己身份的机会，都是有项目活动里的主持人介绍我的身份(尴尬的是，如果给我这个机会，我也不知道我要介绍我的哪种身份)。当她/他介绍我是项目的工作人员时，HIV感染者或者女性性服务者还是会主动与我交谈，但是交谈的范围只限于项目中所关注的话题，它们给我的答案是她们在应对无数项目工作人员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她们历经了无数项目之后“加工”出来的。当我想要去询问其它问题和情况，我得到的是毕恭毕敬的敷衍;当我被介绍为某大学的研究者时，我得到了她们礼貌的回敬，她们对我研究者身份不感兴趣，谁都不愿意成为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尤其是这样的敏感人群;当我被介绍作志愿者时，我们彼此之间显得亲切多了，她们知道：我是去帮助她们的，不管我去怎么样帮助她们，她们明白我不会是她们生活中的长期交集，于是她们愿意将生活中各种酸甜苦辣、自己在社会中遭遇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向我倾诉，甚至告诉我她们群体之间的各种矛盾，我是她们忠实的倾诉者，我不会威胁到她们，如果有可能还会为她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有时候，我会是她们其中的一员，在一些集体活动中，我要求主持人不介绍我是什么人，在那样的集体环境下，我坐在她们中间，她们也就把我当做了她们的其中一员。这样，我可以跟坐在我旁边的她们很轻松地交谈起来，她们愿意告诉我她们最近“生意”的情况;跟某个客人发生的趣事;她用何种方法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或者身体情况…….但是乔装不是办法，她们告诉你了那么多，就会将同样的问题抛给你。她们的反问会让我们的交谈陷入困境，我经常进退两难，不知道是该编个答案敷衍他，以骗取她更多的陈述，还是要诚实地告诉她我并不是她们的那个人群，但这样交谈很快就会结束。 “我是谁” 决定了我可以在田野中获得怎样的田野资料。对于从田野中获得的田野资料，保罗·拉比诺这样描述道：“田野资料不是自在之物，而是我们获得它们的过程的建构之物。我们应该看到‘过程’是怎样发挥作用的。”[7]参与建构我们田野资料的包括：在其文化意义中的田野工作者;在其文化意义中的被调查者;还应包括田野调查者在目击他/她在那一刻的角色，那一刻是也是具有文化含义的一刻，也就是说人类学者在进行调研时的场景化，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影响他/她决定告你田野者什么，而不告诉你什么。 “田野工作从未失去其外在性的特点，但这种外在性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比率。它外在于人类学家(这不是他自己生活的世界)，也外在于咨询人-----逐渐学会提供信息(inform)…….”[8] 对于女性性工作者，她们是社会的敏感人群，社会与她们划清了无形的界限，她们都遭遇过各种干预项目的训练……当她们面对其“边界”之外的人时，她们知道自己什么该说、该说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她们，不能仅仅只是去描述她们说了什么，而是要去追问她们为什么这样说的原因。田野调查过程中同受访者建立密切关系促使我们对被调查者抱有肯定态度，甚至急于对当地文化进行描述，殊不知这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早就和某种占支配地位的解释串通一气了[9];我们不去计较她们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因为要明白在那一刻“我”与“她”的碰撞只能得到那样的答案，我们的调查永远无法做到绝对的真实和客观，我们要承认当下那刻“我”与“她”在种种外界因素和文化的碰撞下，所产生的答案就是真实的。 田野工作者和被调查对象永远处于文化的互动之中，谁都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和真实。田野工作者怎样判断一块土就是花瓶?他们在对这些行动和对象进行分类并且贴上标签，这一分类以及贴标签的举动，既反映了他自身的情况和感知，也反映了那些“演员”的情况和感知。描述也是解释，因为一个人即使是在记录它时，也是在对他的数据进行分类并且贴上标签------实际上就是建构。当然他或者她是是谁(既其阶级、性别、背景)也会影响那一个建构里。 三、我在田野里做些什么? 在没有进入人类学学科之前，在阅读那些人类学的故事，我对田野充满了浪漫的幻想。但是经过了真正的田野之后，我深刻地体会到，田野工作可以是任何事情，浪漫除外。拉比诺在田野里面：时常寂寞地无所事事的闲逛、为讨好咨询人和被调查人员而经常当他们免费的司机、要总是微笑着奉行者咨询人是对的原则。我的田野也让我感到了无止尽的寂寞----“隔开我们的是我们不同的过去”一直都在学校呆着的我，与她们开始沟通起来还是显得困难重重;我还被牵制进了同伴人员之间无止尽的利益纷争，我谁都不敢得罪，因为她们都是我的咨询人，只能听她们抱怨之后而两头说好话，我彻底放弃了我平时爱憎分明的秉性，因为我在田野里。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反思》中道出了我的心声：“如果咨询人永远是对的，那么就意味着人类学家必须成为一个非人(non—person)，或者一个完全的角色，一个单一的人类学者的学者的角色。”[10] 田野工作者不可能成为一个“非人(non—person)”，人类学工作需要我做的就是去理解他者，一个“非人(non—person)”是无法去理解他者的。当然，进入田野后，田野工作者面临的不仅仅是理解他者，他/她与咨询员和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存在于：权力压迫、利用和理解这三个场景之下。在这三个不同的场景之下产生的田野资料必然是有不同意义的，我们已经再去去讨论这些资料的绝对真实性和可靠性。 进行田野工作，就是贸然的闯入了别人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把握田野工作中的道德和情感的尺度，尤其去接触敏感人群。我不禁要问：闯入一种生活，是否可以通过获得理解证明是正当的?我在道德性的理解上要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拉比诺说：“人文研究中的求知既是智慧性也是道德性和情感性的。”做女性HIV感染者和女性性工作者研究，如何把握情感和道德的尺度是十分关键的。如果我们夸大了对这些群体的情感和道德的尺度，那么会不会也是另外一种的歧视，过度的保护是不是一种对 HIV人群的非常态看待，是歧视的意外一种体现? 进入田野，田野工作者要：首先去熟悉对于他/她来说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经历文化震撼的考验;然后当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的时候，我们就与陌生的世界建立了关系;但是要进行分析，我们还需要把已经熟悉的事物变得不熟悉。这样三个阶段这是中国禅宗中精神所说的：一来看山是山，见水是水;二来看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三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要做到这三个境界，一个田野工作者才能既投入又超脱，既进入其中能退居其外。我在进行自己的田野工作时，也在艰难地经历着这三个阶段。在接触HIV患者和女性性工作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听她们谈论到“性”。最初，我好奇且迫切地喜欢她们在一起谈论“性”的事情，我常常听到的是她们作为性工作者怎样去吸引客人，我百听不厌，她们通常是带着自豪感去说这样一些事情的;但随着田野工作的继续，长时期耳濡目染她们“性”的故事，我已经不在好奇和欣喜，甚至有点木然;再后来，它们很快成了我认知的一部分，我世界的一部分，我才开始试着用一些方式去思考她们所说的。 拉比诺说：“每一个人类学者进入一种文化，他要训练人们为他将自己生活的世界对象化。当然，人类学者本来也都存在着对象化和自我反省，但是这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很少借助外部媒介来转达。人类学者创造了一种意识的双重性”。这样的结论是不是说明了人类学者的使命不仅仅是要通过他者来了解自己，了解世界，还要让他者也去自发地了解自己、了解世界。他者在了解了自己后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些自觉性的改变，如果改变产生了，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内化了的赋权方式?如果是，那么人类学的使命就是具有了更深的层次。 参考文献 [1] 【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 【美】詹姆斯·皮科克：《人类学透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德】罗素：《哲学问题》，商务印刷出版社，2003年版。 [4] 【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5] 迈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6] 同上。 [7] 【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8] 【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9] 【美】詹姆斯·皮科克：《人类学透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 【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主编：何明 编辑：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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