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三庚：秀润婀娜，姿媚婉通 自清末以来，“海派”书法在百余年的中国书坛上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散发着巨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这些“海派巨子”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精湛的书艺和探索、进取的精神代代相传。尤其在清光绪、宣统及民国时期，上海是作为全国的艺术核心而存在的，其艺术推动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此后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趋势。“海派”书法是以地域命名的，但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某一个艺术流派，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上海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吸引了大批外地艺术家聚集于此。如浙江的蒲华、吴昌硕，江西的李瑞清等人皆是晚年寓居沪上，并于此一时期取得其艺术的最高成就。这自然得益于上海开放的学术氛围和艺术环境。丰厚的经济收益在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创作心态起到了促进作用。故而，包容性和丰富性是“海派”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其积极意义的最好诠释。时至今日，在众多的“海派”名家中，人们似乎很少提及徐三庚，或许因为他是浙江上虞人，且长年游历于各地，其印风也更近于“浙派”之面貌。其实他在晚年主要活动于上海，在当时是有很大书名的，精通篆、隶、楷三体，且三体各具特色，取得的成就绝非寻常书家所能企及。 关于徐三庚的生平经历，史料记载不多。《上虞县志》称他“生于贫苦农家，稍大即出外谋生，曾在一道观中当差打杂。观中道士擅长书法、篆刻，得其传授，遂入此门”。而《光绪上虞县志校续》中亦有数语：“工篆隶，尤精摹刻金石文字，凡书画家图章多出其手，名动公卿。先后为徐学使树铭、杨抚军昌浚、连将军成幕宾。”通过上述文字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由于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徐三庚在少年时即离家外出，在道观中做杂役，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但幸运的是，他在此遇到了擅长书法、篆刻的道士，这应该是他艺术的启蒙老师。或许当初只是因为单纯的爱好，抑或希望学此技艺可以作为糊口的手段，但造化弄人，这师徒二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徐三庚通过不懈的努力，在日后会成为书法篆刻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代名家。 徐三庚在成年后曾做过幕宾。对于他而言，既无科举功名、不擅诗文，亦不懂政略兵法，其过人处应该只有为幕主“刻图章”这一技之长了。我们在任何史料，包括徐氏的书作、篆刻边款中完全找不到他对入仕的期盼之心，而这种与政治、官场并无关联的特长恐也难以支撑他在幕宾的位置上做得长久。因此，他的大半生是四海漂泊，以鬻书卖印来维持生计的。诸艺之中，徐氏以篆刻成就最高，刀法可于浙、皖两派间自由转换，印风多变。他赞同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因此其精绝的印风实得益于篆书的高超水准。他的篆书面貌主要有三种，其中的关联并非按时间递进，而是能信手转换、运用自如。这与他长期以此为业，需要用多种风格来引人关注的动机密不可分。以下通过对其各类作品的具体赏析，来总结徐三庚的艺术特点和个人得失。 1.顺应时风，倾心邓吴 道光、咸丰年间，小篆一隅可谓是邓、吴二家之天下。吴让之在全面继承邓石如篆书书写性的同时，又在笔法上增加了提按对比，突出点画的柔韧性。其结构疏密有致，在作品的气息上比邓篆更为飘逸俊朗，姿态也愈发生动灵秀。清末学习小篆者多是直接取法于他。所以，吴让之在当时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超过邓石如。在这一点上，徐三庚也不例外。他所书《海上望云图》（见图一）和《赠乐民隶篆书团扇》（见图二）无论在点画形态还是整体精神上都与吴篆绝肖，走笔自然爽利，骨势洞达，大字刚健有力，小字悠然自得，体现出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极高的天赋。而团扇中的篆书小字，字形有方形趋势。这除了受整体章法的制约外，也有杨沂孙的影响。徐三庚在62岁时曾题跋杨沂孙篆书《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濠叟书神似《石鼓文》，予素所膺服。”当是由衷之语。 图一 图二 来源：《中国书画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