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文化

　　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是中西方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明显的不同特征，对中西方哲学致思的方向，以及对中西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知性思维与古希腊哲学

 

　　知性思维是古希腊哲学总体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它表现出对于纯知识的追求，对于抽象逻辑的热情。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即爱智慧的意思（此并非否定中国哲人的爱智慧，只是中国人不愿将其作为学问的目的。）。这一本义导引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基本路向，奠定了其“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求知出发点。

 

　　据说，泰勒斯有一次走在路上，因只顾观察天象．不慎跌人泥坑中，遭到一个女奴的嘲笑，笑他只想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却不知道地上和身边发生的事。后来柏拉图认真对待了这一嘲笑，认为该女奴无意中说的话实际上对所有哲学家都适用。哲学家们经常驻足在常人熟视

 

　　无睹的地方，凝神思考。他们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并非为了达到什么直接的实用性目的．而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本性。哲学家们排斥了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追求，使哲学成了为智慧而求智慧的纯思辨活动，“它涉及满足某种渴求理解的愿望，而不属于实用范围”。

 

　　对形上本体的探索，最能反映古希腊先哲们知性思维的特征（用知性思维来说明西方本体论发端的原因，并不能因此被引以为证明中国先秦时期没有或缺乏本体论的证据。但中国的本体论更偏重体用一源、当下即是，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之中有着明确的“人道”实践指向。）。为知而知的出发点将哲学家们的目光引向了遥远的天际和抽象的思维领域，产生了从伊奥尼亚派“形体质料说”到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流溢说”之丰富的本体论思想。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求知的本性”让哲学家们在“自然”的自然现象面前感到了“不自然”，感到“诧异”，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好奇心进而令他追根问底，层层推理，最后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如果说“爱智慧”是“哲学”一词的本源意义或者说是哲学之本性的话，那么，“本体论问题可以说最能体现哲学本性的问题了。

 

　　古希腊知性思维的特征还表现在逻辑学的成熟上：古希腊人更侧重于对思维本身、思维形式本身进行反思，其思想更能走向抽象逻辑理论的深处，从而他们经过自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不断努力，最终建立起一整套更为严密的概念、判断、推理的体系。

 

　　二、实践思维与中国先秦哲学

 

　　实践思维的主要特征在于现实性与目的性的合一：思想的出发点以现实需要为指向，并普遍接受这一目的的制约。也可以说，实践思维有着求实用、求功利的特质，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与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西方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范畴之间划上等号，它不涉及道德标准问题，而只强调一种认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它也不同于作为获得科学途径的实验主义或者审视知识之结果的实证主义，虽然它们也具有与知性思维相反时的一画，有着反形而上之空想玄谈的倾向，但这仍逃不脱在人的外围世界打转转儿，仍然是为一个解释而已。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实践思维的主要表现。言人道必言天道，言天道意在人道；行是知之依归。知是行之先导。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之于生活中，‘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论语·公冶长》载：“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为什么孔子不言天道呢？孔子是很衙实际的人，也继承了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不言天道，少谈鬼事，都是为重人事。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这里．荀子已明确将行动上的实践作为认识世界的直接目的。

 

　　主张“贵用”的墨家，不仅在思想体系上具有实践思维的明显特征，而且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墨子及众多门徒在行动上也亲自参加生产实践。至于老庄之“道”与“无为”．亦无非是另辟蹊径的人生处世之道吧。如果说没有什么概念比“求真”二字更能把握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实质了，那么，实践思维则更在“求真”与“求善”的结合。

 

　　三、中西哲学的总体特征与差异

 

　　中两哲学发展的原点时期所具有的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的特征和差异，实际上也适用于中西哲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和总体差异。尽管这个整体发展模式在某个时期或个别思想家那里有过不同的偏离，但这也正如原点所具有的个别现象一样，并不影响中西哲学所带给我们的整体印象。宋明理学的高度思辨有“知性思维”的味道，让讲究实际的中国人受不了。以至于他们把宋明两代的灭亡加罪在这些“无事闲来谈心性”的学者头上。并很快就以“经世致用”之学扭转其发展的方向。

 

　　反过来，在西方，自苏格挖底提出“德性就是知识”，号召哲学家关心人事后。哲学家无不以改善公众事物为己任，柏拉图的“哲学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斯斯多亚派的“世界公民”都指向了政治实践，然而，在对待人事的方式上．他们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拿出“对待自然的一套来研究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所以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在中西哲学上的差异尚不只在研究范围上，而更在研究方式和态度上。

 

　　总之，实践思维和知性思维成为中西文化中两种不同偏好的认知态度和方式。在思维起点上，实践思维以“实用”为求知的首要动因，知性思维以“求知”为求知的出发点(此即所谓追求纯知识的热情)。在思维内容上，一方面，二者关注的对象各有侧重，实践思维关注人及其与自然的合一，知性思维关注自然、关注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同一内容的思维领域里．实践思维关注于人的德性实践，知性思维则以重分析与思辨的方式表达了对道德理论方面的关注。

 

　　四、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之影响问题上的中国式反思

 

　　当中国人在近代战争中败于西方人之手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便成为噩梦惊醒后的直感选择，然而不过是技艺的模仿和政治的抄袭。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于是二十世纪后的人们开始在文化思想领域去寻找问题的症结，其中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是，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没能孕育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

 

　　梁漱溟、牟宗三、冯友兰等一代巨匠都曾站在肯定中国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思想重新审视，对此问题提出过一系列比较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在“科学”产生的问题上，正是实践思维模式让我们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在实践思维功利性目的的影响下，“中国主要发展起来的是应用型知识体系”，即使“理论的建立也必须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无论其针对生存意义．经济基础层面的现实需要，还是观念意义、上层建筑方面的现实需要”。反之，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若不能看到直接的实用价值，则为学界所不齿。《墨子·鲁阿》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巧。

 

　　子墨了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故所谓巧，利于人渭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公输之此时表现的尚是一种技艺，远非抽象的科学理论性的知识，却已不能为人所容，那就难怪在知识的旅途中，中国人与超越于实用意识、偏重思维抽象和逻辑推理的西方人最终分道扬镳：他们选择了科学，中国人选择了技术。

 

　　如果我们庆幸自己还有技术，那么技术这棵苗在中国实践思维的土壤里却缺少充分的营养。首先，实践思维欠缺有时甚至鄙夷知性思维中可贵的思辨精神，而理性思辨在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很多功利性目标的实现便离不开理论思辨的前提。其次，很多事物在其产生之前甚至在产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其作用及程度是很难一眼望穿的，所以，戴着效用意识的近视镜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

 

　　谁能说公输子发明的“鹊”不是中国第一架飞机的雏形呢？可惜被墨子狭隘的实用思想一句话抹杀了!最后，实践思维中极端的道德、政治实践目标钝化了中国人向外、向自然界的追求，在“自然一人一社会”的结构中，“义欲之辩”、“义利之辩”让人们惭愧地弱化了物质追求的欲望。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的表面形式最终被“以天抑人”、“以善制真”的实质内容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