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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 如果由于语言表达的不同带来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的话，那么如何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 抱月： 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了，你可以多去了解一下，看有不有创新发展的可能性。 我也不知道要如何来回答这么个大问题，仅从“形而上学”这个词来谈一谈： 我们常把“形而上学”看作是“哲学”的代名词，也把它看成是异于“辩证法”的认识方式，这其实简单化了，这种粗燥的含混的理解，会带来文化理解的混乱，而要澄清也是很难的。我尝试着讲一讲： 我们中国文化里边，由于思维方式不同，语言表达不同，原本没有“哲学”这样的概念，这一点值得好好思考，不能简单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而只是认识及表达方式不同带来的，也不可简单认为中国到了近代没有像西方那样发达的科学技术，就认为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如果这样，那就明显是用“成王败寇”来评价文化了！中国文化的认识方式以及形成的文化样式，与西方那一套相比，在分析上不如西方，确实不利于现代科学这样的知识体系的生成，但是，基于天人合一基本原理的文化生成，有利于整体上把握存在，有利于维护人与自然及社会之间的“原生态”存在，其破坏性不会很大，而且，这种“原生态”的珍爱，便于人的生命本态的维系，一定程度避免了“人的异化”！因此，不能简单用“成王败寇”的逻辑来论文化。当下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合理融合好多种文化，找到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比较理想的文化形态。但是，不明白中西文化的“元特征”，不怀合理的价值观，生硬拿西学来套中学，是很难融合的。这也就是文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形而上学，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们，为他的一本书取的一个名字：“metaphysics”，是把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论述之外的有关“物理”之背后的存在的论述的集结，意思是“物理学之后（之上）”，这个思路，也是西方主流思路，从柏拉图的“现象”与“理念”相离之后，西学比较一致的传承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现象的、事实的、经验的存在与本质的、超验的存在分离开来，这样一来，西学的“形而上学”，就成了脱离现象与经验的“概念”存在！这一点对于理解中西文化之别是至关重要的！ 而在中西互译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易经》里面有一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学者们就把“metaphysics”译成“形而上学”。实际上，两者区别很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形而上者”，它本身就是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形而下者”“一体”的，我们谓之“道器不离”，或者说，中国文化的形而上者，只是基于“以人观天”的视角得出来的，“以天观天”而言，没必要分形而上下，因人认识的局限，把那“无形”“根本”“第一位”的存在，与“有形”“显发”“第二位”的存在，区分开来，目的在于要人全面把握存在，不片面，不偏激，不至于陷入表象而失去了“真全”的本来面目，从而让人成为人，让社会成为社会，让天然成为天然，一切和谐共生！ 而西学里边的“形而上学”，由于是“概念”的“逻辑系统”，是超越现象的独立存在，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由此构建的文化体系，难以维系“真全”，从而带来仅仅基于人的认识的片面性、割裂性、主观性、排斥性等等负面效应！ 所以，西学中的哲学里边，有“本体论”，而中国文化本存在“本体论”这个提法，因为西学有了现象与本体的二分，所以有“本体论”，中国文化的“体用论”，是“体用不二”的，与西学不同。但是，中西文化互融的当下，我们不得不在两种语言之间做出通融、借用，但是，在通借之时，一定要明白二者不同的思维原理与方式，不能眉毛胡须一把抓，甚至于抱着西学强于中学的既定逻辑，那就必然会损害这种文化融合的有效性！ 特别要提醒，我们文化里边也不存在西学那种所谓的“认识论”，西学习惯于“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才有主观去认识客观的这样一种主客对立的机械思维模式，必然不可“整全”，必有所失！而中国文化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当中，用“体悟”的、“直觉的”方式去切身心的体验，才能达到物我圆融的“真全”境界！这种思维，请多去领悟《庄子》，包括中国儒家的诸多经典，以及后来的中国化了的佛家宗派。 可以说，西学的这种“主客二分”模式，有利于在经验世界中分析世界，发展科学技术，改变世界获得利益，但是，这种二分模式，必然难以获得“真全”，也就遑论“真理”，所谓的“真理”，也就只能是碎片！所以说“让科学做科学的用，别让科学代替了一切！”中国文化里面没有“科学”这样的概念和词汇，也就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带来的。 总之，拉拉扯扯一大堆，不知能否有益于你！所说的，结合你的问题来讲，如果要从语言学视角研究中西文化，还得结合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欢迎继续互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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