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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碑林博物馆碑廊一西侧墙上，镶嵌着一组墓志，它们被称为鸳鸯七志。“鸳鸯七志”是北魏时期7对元氏家族夫妻的墓志，“元这个姓就是拓跋姓，代表着皇族，是鲜卑族的后代。”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原茵说，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王朝，公元386年建国，557年终结。它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朝代。这七对“鸳鸯”分别是北魏时期穆亮及妻魏太妃墓志、元遥及妻梁氏墓志、元珽及妻穆玉容墓志、元谭及妻司马氏墓志、元诱及妻冯氏墓志、丘哲及妻鲜于仲儿墓志和元鉴及妻吐谷浑氏墓志。北魏后期迁都洛阳，皇族都埋在了那里。7对夫妻去世后随墓志都埋在河南邙山。后来墓志被盗，在民国初年又被于右任先生收集，并捐赠西安碑林。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些墓志均刻于公元500年左右，虽历经1400余年，但志文中的一言一字，均记载着墓主人“生死契阔”的爱情故事、举案齐眉的甜蜜。
元珽及其妻子穆玉容志文中这样记载，元珽（493-526）是北魏景穆皇帝之孙，穆玉容（483-519）自幼聪慧机敏，元珽之父非常欣赏穆氏家族的忠孝，也慕名穆玉容的美名，虽然她比元珽大10岁，但仍然向穆家求婚。穆玉容嫁给元珽后，遵守礼德，“家富绢谐之欢，亲无嫌怨之责”“奉上崇敬，接下俞温”，二人感情甚睦。而元诱夫人冯氏的志文中记载，冯氏嫁给元诱后，孝敬公婆及姑舅等，深得元氏家族敬爱，死后“慈姑抚恸，亲里沾衿”。
司马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孙元谭的妻子。她也是当时的名门—镇远将军、南青州刺史司马纂的长女。根据司马氏的墓志描述，温柔优雅又善于女工的司马氏在24岁才嫁给元谭，现在看都是晚婚的年龄。墓志描述此婚姻“二族钦风，两门称美”。但是3年后司马氏去世，后与元谭合葬。 “由此可见，1400多年前的婚姻既注重门当户对，也有开明的一面。最难得的是，历经千年斗转星移，无论生前身后怎么变化，盗墓贼屡次惊扰，‘他们’依然‘在一起’。”王原茵说，如今，当爱情越来越物质化的时候，“鸳鸯七志”用最美丽的文字将镌刻着古代夫妻爱情生活的最深沉的情感向世人表达，向人们诠释着生死爱情最本质的意义，这才是它们受到关注的原因所在。 说起《鸳鸯七志斋藏石》，必然要从河南洛阳邙山说起。邙山，景色宜人，土质疏松，自汉代以来就被视为死葬的“风水宝地”，民间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说。民国初年，这里成了盗墓贼的天堂，许多无价之宝被国外的江洋大盗掠走。面对这一现实，充满爱国之心的于右任先生痛心疾首。 “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从民国初年起，于右任先后收集了从汉代至宋代的墓志387方，均来自洛阳邙山。他收藏的墓志中有七对夫妇的墓志，而素以风雅见称的于右任便给自己的书斋起了一个浪漫而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鸳鸯七志斋’，其收藏的碑石因之也被称为《鸳鸯七志斋藏石》。”王原茵说，于右任曾有意将这批碑石运回故乡陕西，因当时铁路未通至西安，便先运到北平，保存在西直门内菊儿胡同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1935年中日关系紧张，平津受到日军威胁，于右任委托杨虎城设法将藏石运回西安保存，这年冬天，杨虎城派马文彦赴被北平，在宋哲元帮助下，将这批墓志用火车经由郑州转陇海线顺利运回了西安。当时整修碑林尚未开始，便由陕西省教育厅予以接受，暂存文庙。
1938年整修竣工之际，藏石由孔庙后门运入碑林，在此之前，碑林中唐以前的碑刻很少，墓志收藏也不多，《鸳鸯七志斋藏石》入藏碑林，恰好弥补了碑林藏石的缺顶，大大丰富了碑林的内涵。然而，当整修碑林工程结束，《鸳鸯七志斋藏石》被安置在第八陈列室内，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而且局势日益严重，日军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频频空袭。这批藏石刚刚有了一个归宿，又要同其它碑林藏石一样，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灾难。整修之后随即成立的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在对碑林重要藏石采取保护措施的同时，也于1940年6月将《鸳鸯七志斋藏石》的大部分挖坑深埋于碑林东院，以防不测。所幸日寇的铁蹄终究未能踏进潼关，藏石完好无损地度过了八年抗战。1947年8月至9月，当时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将所埋墓志全部起出，重新嵌置于第八陈列室楼下。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墓志中精品被陈列于碑廊中。
于右任先生中年后转攻北碑，对墓志书法可谓情有独钟。他曾写过一首著名的绝句述说他的这一情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另有《寻碑》一首：“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其中苦乐心情可谓跃然纸上。他的行楷书，自然朴茂，宕逸峻整，全自北魏刻石中来。
▲于右任草书 五言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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