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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清 代 一、制度与法术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 1、制度与法术 制度，指政而言。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在公的用心下，形成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 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法术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且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又不能细分。 2、制度之建立的公与私 一个制度之成立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 3、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 （1）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 （2）论唐代，确实可说是在建立制度。 （3）宋代，有许多所谓的制度，只能算是一种法术。 （4）明代，有许多所谓的制度，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 （5）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从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在清代，全是法术，更不见制度。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一）主权与职责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 中国讲政治，则是看重职责。讨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 1、主权与职责之区别 主权的背后，是一种自由意志，是权利，非道义。 职责之所在，是应具有尽力践行之道义，而无所谓自由 。 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 2、按照西方人的思路，略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究竟在哪里 （1）依照历史现实看，似中国这般大的国家，它的政治主权，不可能只操在一人之手，因国家太大而难以掌握。故掌握政权者，一定是集体。 （2）在西方，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俄国沙皇，有许多贵族家庭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贵族在支持其皇权。 （3）可见，皇权政治，或者把此权分掌在贵族，贵族政权；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军人政权，而往往这两者间又不容易区分。因为贵族大半都是军人，军人掌权，也就成为贵族了。共产党批评西方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当然英美社会上有许多工商大资本家都在拥护这政权；而共产党自身则称为无产阶级专政 。 （4）以上所说，神权、皇权、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故而，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也看不出是由军人掌握的，更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因为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有种种规定。但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 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3、中国政治何以会把政权交给一辈读书人——士，而存心防止贵族、军人、富人、穷人的一切专政呢？ 这便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理想，重职责而不重主权。此属政治思想的范围，但制度与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 （二）元清之部族政权 1、所谓部族政权 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这一政权中的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此种政权，称之为部族政权。 2、部族政权与士人政权的比较 （1）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种政权之下的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2）士人政权。若说中国的读书人全怀私心，这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 ，而满洲人、蒙古人则是显然的集团。毋宁说，是在政治制度下，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的读书人，攘窃政权，并存心把持它。只是东汉末年，读书人形成门第，此后魏晋南北朝，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操在大门第手里。但在当时，实际上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制政权的制度。当时制度上，只是要把政权托付给读书人。只因当时的读书人全出于门第，因此门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权。此乃一种社会趋势，政治积习 ，当时制度也没有特地用心用力去矫正它。一到唐代，公开考试，开放政权，于是门第推翻了，仍回复到士人政权的旧传统。 3、部族政权代替士人政权 部族政权，是用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来代替读书人，成为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清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是交与读书人的。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使满洲部族凌驾于中国读书人之上。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 4、全民政权 （1）今天，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是理想。但若真要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还是不可能的。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共产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 （2）中西方全民政权理论之对比 —— 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何尝不是代表全民的。他们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 —— 西方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公开考试制度，这是方法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是都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西方政府的开放政权来得迟，因此，他们老是在争执政权的归属，是你们的或是我们的，是在皇室而是该在民众，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权论之所由来。 —— 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早已不在皇帝。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明代，废了宰相后，皇帝在政府的权，才特别重了。但在当时政治制度里，也并不是把整个主权交给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注：法国路易十四的名言）”这句话，即使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一）清代中央政府 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是一批特别拥护皇帝，与皇帝同部族的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得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人。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以获得满洲人在后面的拥护，才能控制牢固全国，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法术的意义多。 1、内阁制 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沿袭此制度，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利于皇帝专制。而皇帝显然是满洲人。 2、军机处 （1）设立。雍正时，内阁学士在清宫的办事处，设在文华殿、武英殿，皇帝为保持军事机密，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了一个军机处，即所谓的南书房，这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 （2）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军机处则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 （3）军机大臣。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是从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照制度法理讲，军机大臣并不是大臣，他是皇帝御用的，不是政府正式的最高行政首长。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 （4）军机处职权所及。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以皇帝的名义。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 （5）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非常不合理。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 —— 明发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晓谕中外诸事等。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 —— 寄信上谕。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旁人谁也无法得知。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叫“办理军机处”的印。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就交给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不能拆看，只是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与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而是秘密政治！所以说，清代的所谓制度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6）所有公文的实际办理者是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康熙算是一个好皇帝，雍正则太专制了。雍正朱批的上谕，在清代政治上是了不得的圣旨。从他的朱批上谕，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统治中国的。 —— 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 —— 一切奏章，都详细批。他精明又独裁 ，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所办之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应该公开，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就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所以，清代的这种做法，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是习惯法，只能说是法术。因为这纯粹出之于私心。私心绝不能形成制度。 （7）小结 由此可看出，清代比明代更独裁 。 —— 明代，还是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之下，宰相虽废，但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职权也由皇帝兼任。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 —— 清代，则超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这限度。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 ，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 。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 的一个特定的集团 。说皇帝独裁 ，就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 ，拥护他独裁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军人，资产阶级，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拥护皇帝，那么这种拥护也是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即由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3、清代之六部 （1）明清两代，六部尚书权力之对比 —— 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 —— 清代，六部尚书虽沿袭明制，但六部的权力小得多。六部尚书已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也不是行政首长。更与明代不同的，清代的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上奏。照理，侍郎只是尚书的副手，事权应由首长负责。现在侍郎可以单独上奏，尚书就管不着侍郎了。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是正副长官。清代要求满汉分开，一部中，一个中国尚书，一个满洲尚书；两个中国侍郎，两个满洲侍郎，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变成了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单独向皇帝上奏，一部六长官，谁都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如此，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2）给事中的封驳权 —— 明代，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一定要送尚书六部，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意见。表面上看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皇帝有时也无奈何。例如明代快亡国时，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与兵部商量，兵部尚书无异议。但给事中们知道后，群起反对，皇帝只得撤了兵部尚书。有人说，明代亡国就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会没人反对。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后面，纵有政党大部分人拥护，然而还是有许多事无法施行。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候实在是缓不济急，危急临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害大于利。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利大于害。 —— 中国以前没有政党 ，传统政治，就是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这是中国两千年最宝贵的政治经验。因有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处置。不公开也不可能。当然，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 —— 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给事中没有封驳权，清代，台谏合一，给事中失去了其本职。 （3）专折言事之权 —— 清代，除六部尚书、侍郎可单独向皇帝专折言事，以外不论什么人，都不许向皇帝专折言事。即使是很负清望的翰林院的编修、检讨等员，他们虽无政治实权，地位则很高，在明代，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 —— 地方官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专折言事，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比起明代的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 清制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因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所谓三大自由。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方面，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由此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4）官吏之任用 —— 中国历史上官吏之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 ——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小官则仍由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但清制规定，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必须有引见，即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这是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手理。这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的，告诉社会，这是皇帝的权。这做法当然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二）清代地方政府 1、明代地方政府 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不是常设官职。中央有事时派出，事完撤销。 2、清代地方政府 （1）总督与巡抚 清代，布政使上面常设了总督与巡抚，成为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布政使是其下属。总督、巡抚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地方官的级别则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到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总督、巡抚不过承转命令，真到军事时期，中央另派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都是皇帝特简的官。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各省总督、巡抚，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当然也有少数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 （2）八旗兵和绿营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至于中国人做大将军带领满洲兵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开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这可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三）清代的各禁区 1、第一个禁地关东三省 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今在朝鲜境内）。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满州人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 2、第二个禁地台湾 台湾由郑成功经营后，福建不断有人造反，因此禁止私渡。这是从管理角度考虑，与关东三省留作退步不同。 3、第三个禁地察哈尔和绥远 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 4、第四个禁地是新疆 新疆土壤肥沃，尚未开辟，清廷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 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这些地方，有的荒落了，有的开发特别迟。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1、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 “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 邹容这一番话，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分配于政府各部门。清代部族政权，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考试只是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是让汉人们尝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 2、邹容也说： “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指明清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升为詹事府春坊官。后亦指翰林初任官的升迁）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所能占之地位。 （1）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合格的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2）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败，却并不是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 （3）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的相互关系，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以及实际的影响。 （4）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五、清代的统治政策 （一）清代的民族政策 1、分等级 第一等，满州人。 第二等，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前，先打下了蒙古。因此对蒙古和西藏，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 第三，才轮到中国人。 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2、借助宗教。满清皇帝特别信奉喇嘛教，借宗教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 （二）借助蒙古为外援，统治中国 1、要统治中国，满清唯恐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 2、清廷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不用汉人，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不许中国人预闻。这种存心，现在说来，十足是个帝国主义者。 3、帝国主义，这一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由秦汉到明代，一向就不是一帝国。因为作为帝国，必然有征服地（殖民地），且征服地的人民，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统治。譬如英国对香港就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为英国把整个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香港、印度）。这才始得叫帝国。香港的总督由英王任派，而非英国内阁。这是因为英国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而殖民地香港附属于英帝国，是不允许有民主的。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征服地另外管理。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为一派总督，美国就变成了帝国，这违背美国的立国精神。于是美国人只能让菲律宾独立了。虽然美国人看重东方的商业，也只能另想办法。所以说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 4、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待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现在的毛病，是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三）满人对汉人的统治 1、开科取士 满人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清廷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开科取士，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有官做，允许参加政治，甚至任以高官。 2、满汉夹用 虽任用汉人为官，实则另有一套防制办法。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等。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1） 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 （2） 一面羁縻中国知识分子，减轻抵抗。 （3） 一面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 这三方面的用心，可谓是很周到。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再无言论自由 ，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 ，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 3、地丁摊粮 地丁摊粮，是满清皇帝为讨好下层民众，采用的办法，只收田租，不要丁口税。这也是满清自夸的所谓仁政。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不过人口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 （1） 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 （2）后来在两税之外，又要民众服差役，或者出免役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然而过些时日，又要民众当差。 （3）所以，明朝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4）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的旧额。这哪好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今天之称道的。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1、知识分子失去反抗意识，但民变四起 清代对知识分子的压迫，逼得他们只需做服服贴贴的官，不许做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于是民变四起，屡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此后，即使没有中西方的交通，没有西洋势力的侵入，满清政府也会不久就要垮台。 2、太平天国 嘉庆年间，一次次变乱不停，以后又激出太平天国。今天，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军制比较象样，但始终未觉悟到水师之重要。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但说到政治就太低了。 （1）国名，不祥，太违背了历史传统。如果了解西方耶教，就应该知道天国哪能作国名，暴露出知识之浅陋；再加上太平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他们下意识，似乎受此影响，国号太平天国，早预示了他们之失败。这一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辛亥革命，国号中华民国，这因革命党里有了读书人，所以不同了。 （2）名号，幼稚。洪杨一出来就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种正式制度？自南京内哄后，杨秀清杀了，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号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成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就是满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 （3）焚毁孔庙。满洲人初兴，便能用中国知识分子，而洪杨集团则不能。他们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 （4）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但看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不能推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能失败。近代中国人，也正想推翻中国全部历了，所以对太平天国抱更多同情。但话要说回来，太平天国史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从此也就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湘军与淮军，逼出满清政府以后之变法。 七、变法与革命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1、变法 康有为的理论不能说都不对。 （1）康有为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所以革命不必定要废皇帝，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可以。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在满清皇帝后面撑腰的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2）孙中山主张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是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大错误。错在他不懂西方政治上所谓主权的概念；不懂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的主权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而非他所谓的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 （3）康梁失败后，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皇帝背后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支持，就是皇帝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皇帝才能专制。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则真是非革命不可。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 2、革命 （1）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腐败了的制度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 （2）任何一朝代，如果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这是因为并不存在一个阻碍拨乱返治的真力量。而满清政权却存在这么一个力量阻碍拨乱返治，于是非要将此力量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唐、宋兴起不能称为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变法。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 （3）满清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用西方的话，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 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这种特权很少存在。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3、变法与革命 变法还是革命，若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 （1）康有为，主张只要变法，不要革命，他是看到了政治制度没有看政治主权。 （2）章太炎，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法，他是看到了政治主权没有看政治制度。 （3）孙中山。在这康章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后还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彻底废除皇位传袭，根本不要一皇帝。他参照中西古今制度，想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过是单纯的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4、小结 （1）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中国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 （2）若推翻全部传统文化，民众对国家以往传统的共尊共信之心也就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 （3）建设共尊共信的心理。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是很正确的。譬考试制度，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题，而且还得要从心理上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 （4）政治的因袭性，制度的沿革性。现在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是几个人的新理论，也拿来随便试，随便用。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不根据历史事实，空嚷要打倒。这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打倒，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而变成了全部文化的废弃了。可见思想理论，讲这一部分的，都会牵涉到别一部分。未经多方面考虑，未经长时期证验，是无法立下定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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