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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魏的汉化进程看泯灭人性的“子贵母死制度”

 齐家平国 2020-02-04

历史科学是什么?是将观念的历史还原成客观历史进程的一门社会科学,有人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及社会学的理论中总结出这么一套规律:“即随着人类这一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形式在不同地域间进行迁徙,始发地、途径线路、目的地之间的文化便一直随着迁徙的进程融会贯通,且落后文化必定要向先进文化学习。”请注意,这套理论并不是根据庸俗进化论中的人种优劣得出的,它的思想基础就是我们承认文明间的发展历程是不均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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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规律的驱动下,新兴的北魏王朝在入主中原之后,开始了向以前秦为代表的汉文化取经的过程。

从北魏的汉化进程看泯灭人性的“子贵母死制度”

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珪趁北方混战之际,在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重建了代国,拓跋珪自称代王,398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元魏。

在未进入中原以前,北魏的执政主体,鲜卑族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政治传统,都是由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社会进程所决定的。

但在鲜卑族入主中原之后,为适应当地的经济基础,北魏做出了汉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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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汉化进程的推动者,正是它的开国皇帝拓跋珪。

拓跋珪四岁的时候,即为前秦君主符坚所虏,一直于符氏处待了近十年②,拓跋珪可能是那个时代,鲜卑“留学”中原的第一人,史书也说他很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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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仿拓拔珪造像

开颇有学问,晓天文(开指拓跋珪)。

在386年,拓跋珪建国之后,北魏的文治水平、社会进程均很低,如今很多人可能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背过这么一句话:“原、奴、封、资、(社)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论,彼时的鲜卑按理论来讲,还未进入封建社会,处在奴隶社会的准备时期,氏社公社的成熟阶段,很明显,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道武帝拓跋珪想提档了,意图带领鲜卑,一举迈入当时最先进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他已经认识到,旧有的部落体制已不适合新兴王朝的运行了,北魏需要一套治理体系更为高效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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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公社

紧接着,拓跋珪就对汉文化进行了大力推广,史书说他:“太祖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

一个君王喜不喜欢某一项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一项文化能不能为我(帝王)所用。

很明显,汉文化能为帝王用,且为落后的鲜卑族部落体制注入了更多、更强大的活力。

鲜卑的政治制度中有这么一项内容,是关于继承人制度的“母强子立”制,这里敲黑板了啊,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叫“母强子立”通俗地讲就是鲜卑部族首领的更迭,需要看继承人中,谁母族的势力最为强大,这其实就是史书中常常提到的外戚干政,它不仅要干政,比中原王朝还要过分的是鲜卑部族里的女性还是执政本位,也就是皇帝的母亲可以直接做政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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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与秦汉之际的外戚干政现象十分类似。

早在先秦时期,几大诸侯国之间便有了联烟,这种联烟类似于古代欧洲皇室之间的政治通婚,春秋战国之际的秦国,它的历史上就有一位声名籍甚的外戚,宣太后,宣太后的娘家就是楚国皇室,她和她的弟弟魏冄、羋戎三人共同组成了秦昭襄王时期的楚系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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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太后像

统一了六囯之后的秦朝,依然常常伴有外戚干政的困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外戚世家》中谈道: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彼时的历史研究,尚未认识到外戚干政的负面影响,故而在秦始皇的成长过程中,外戚的跋扈、专权,使秦始皇深有恶感,在掌权后,秦朝内部的外戚势力被其一并清算,这也就成为了秦始皇一生的禁忌,于是就有了贾谊:

“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然所以不敢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

的说法

正是因为秦始皇这一隐匿之举,导致研讨秦汉之际外戚干政现象的专门著作非常之少,甚于没有。

导致在汉代秦以后,汉朝统治者只知道吸取秦暴政而亡的教训,却不知道外戚对于君主专制拥有着极大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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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这也就造成了外戚干政似乎于汉朝是无可避免的命运一样。

从北魏的汉化进程看泯灭人性的“子贵母死制度”

我们可以看出,鲜卑的“母强子立”与汉族政权的外戚干政之间,有着巨大的重合部分,他们的社会基础有相似的部分,并且同样被两者的统治者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

鲜卑这一制度的由来,源于它传统的君位继承制,鲜卑是游牧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和它同时期的还有类似慕容部、贺兰部这样的部族政权,这几个部族政权与鲜卑拥有着悠久的联烟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游牧民族也发现,若在部落内进行通婚的话,妇女诞下的婴儿容易出现残疾,于是各部落间通过战争,掳略敌对部族的女性、或者是利用联烟的方式来改善自己部族的基因,扩大族群。

这就造成了在两个部族联烟之后,皇帝一死,决定继承权的权利就落在了母族势力的身上,而且鲜卑还有不同于秦汉的一点,即它在未进入中原时,还是一个氏族公社,故而鲜卑政权对于女性执政,并没有传统道德上的约束,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还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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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

历史学家田余庆就曾说过

一代一代地向上追踪。结果与预期恰恰相反,看不到旧君杀妻以立新君,新立之君皆无血亲母后的事实。看到的却是几代君主都有强有力的母后,新君靠母后护持,才能得位和固位。

拓跋珪的母亲贺氏、贺太后就是一个典型的女强人,她的父亲正是贺兰部的东部大人,在拓跋珪复国的过程中,贺太后背后的贺兰部便出力甚多,可以说偌没有母族的支持,拓跋珪能不能复国还是两说呢,就算复国了,没有母族的支持,帝位也不一定是拓跋珪的。

就是在这种渊源下,拓跋珪决定改制,这步动作,其实同样也是北魏汉化政策的伴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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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拓跋珪从汉武帝那里学了一种名为“立子杀母”的血腥做法【插一句题外话,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就是中国人或者古代统治者对于历史的态度。我们拿它当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认识的局限,中国历史不免陷入一种循环的怪圈,但总体来看借鉴历史带给我们的还是弊大于利。】

据说汉武帝为了皇权的顺利过渡,杀掉了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拓跋珪决定将其制度化,用在北魏的继承人制度上,一旦决定了储君是谁,随即就要把他的生母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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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历代百美图ㄧ钩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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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背景就是拓跋珪意欲带着鲜卑政权转轨,从传统部落制转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那么他就需要加强皇权,将威胁皇权的一切因素都翦除掉,我们看中囯的历史可以发现,华夏文明曾有过一次颠峰,即农耕文明的颠峰,所以封建社会的最高级,就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绝后,拓跋珪努力地方向也是皇权的加强。

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曾说过一句话:“结构是现有权力的女儿。”结构的改变,其实也意味着女儿的另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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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拓跋珪是不是全然因为自己的野心,才去进行地制度变革,我们不否认有这一因素的存在,但其行为背后的深刻逻辑,却是社会几大底层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转变。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为我们拔开了这一迷雾:“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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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

要知道,北魏在尚未统一北方之前,它的一切架构、形态,比如政治、军事、经济制度都是闭合的,它的治理规模可能只相当于彼时中原的一个郡,一个州,拓跋珪也只是部落联盟的首长,相当于一个州的州牧,在统一北方之后,拓跋珪面临着从部落酋长到当时世界上最成熟政体元首的转变,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治理起来超级难、体量超级大的文明型国家,可能在今人看来,中国北方能有多大,但若要将其放到当时的世界作一下比较的话,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大帝国,还真没有几个国家的规模能与北魏相比。

从北魏的汉化进程看泯灭人性的“子贵母死制度”

拓拔珪简历

制度一经设立,拓跋珪便将太子拓跋嗣的生母刘贵人赐死,太子忍不住悲伤,嚎啕大哭了起来,拓跋珪却对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外戚不干政,你一定要把这一制度传下去。

“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人为乱。汝当续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想法是挺好,实际效果却不大,可以说古代的帝王都曾陷入过这么一种怪圈。

最后,拓跋珪的末路,也是因为他的子贵母死制。

天赐六年十月十三日,拓跋珪打算处死次子拓跋绍的母亲,因为贺夫人犯了一点小过错,消息传到宫外以后,紧接着,拓跋绍就联络内廷,发动了宫变,刺死了拓跋珪。

但这项制度并未因此被废除。

从北魏的汉化进程看泯灭人性的“子贵母死制度”

观察这一政策的执行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这一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间,直接催生了一个新的问题,皇帝的生母杀是杀掉了,可偌是皇帝年龄尚小的话,肯定还需要有人照顾,照顾皇帝的乳娘,在皇帝即位后,根据鲜卑政治设计的死角,肯定要被封为皇太后,被赐死的生母也要追封皇太后,并且鲜卑还有一条古制,即皇帝的妃子,偌能亲手铸造一个金人,即可自动升格为皇帝的妻子,也就是皇后,自然,在老皇帝死后,他的皇后便可自动升级为皇太后。

从北魏的汉化进程看泯灭人性的“子贵母死制度”

三位太后,一死两活,可以说相比拓跋珪改制前,外戚的势力一点也没有减弱,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皇帝的母亲是谁,关键在于北魏的政治制度中有没有一个对外戚的禁入门槛,人家进来了,夺了你的权柄,块头还很大,你打不过,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从北魏的汉化进程看泯灭人性的“子贵母死制度”

尽管拓跋珪才大略,一生政绩良多,可他的这一政策不仅没有防住外戚干政,相反还引起了后人的强烈不满,导致在宣武帝时,被彻底废除。

最后要说的话:

笔者觉得,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对人性的取舍,其中有一个度的把握,若度是中性的,这项制度便可“常青”,若度是极端的,它自己就要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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