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骄傲是怎样失去的1890年，“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被德皇威廉二世罢免。这标志着德国褪去了理性。很难想象，在俾斯麦留任的情况下，德国会以如威廉二世的拙劣方式去触怒英国以及美国，加剧同法国和俄国的矛盾。 1890年，美国军官马汉提出的海权论，深刻影响了西奥多·罗斯福。这将驱使美国在几年之后制造事端，驱逐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在菲律宾和古巴的统治。海权论的粉丝也包括威廉二世，俾斯麦竭力避免触怒英国的方针被彻底抛弃。 1894-1899年，德雷福斯事件成为了撕裂法国政坛乃至社会的标志性事件。这起事件的主导者其实完全清楚，德雷福斯根本不是德国间谍，法国军方之所以坚持对其的栽赃指控，其实是因为法国在19世纪末期的国家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强国地位，这样一个以文化自信著称的大国，需要制造出明确的敌人，渲染敌人对法国国家利益持续损害的程度。但越是如此，一个骄傲的大国，一个曾经凭借拿破仑令整个世界胆寒的大国，就越暴露出其虚弱的一面。 1890-1900年这个十年，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的最后十年。英国的全球霸权在此期间登上了巅峰，但这个老大帝国的政治体系已趋腐朽，尽管英国的贵族政治仍然可以涌现出优秀的政治家，索尔兹伯里、迪士雷利、格莱斯顿、寇松、贝尔福群星闪耀，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开始崭露头角。1897年，女王登基60周年的大庆上，来自英联邦全球各殖民地的代表和军事力量展现出了老大帝国的志得意满。但从爱尔兰问题到印度问题，从美国的经济崛起到欧洲大陆上德国新势力的咄咄逼人，再到布尔共和国与英国的开普殖民地的冲突，难题一个接着一个，善于斡旋局势的政治家感觉到了力不从心。英国就要失去对国内外问题的掌控。 1914年之前的20年里，法国总统芝诺、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意大利国王翁贝托、美国总统麦金莱、西班牙总理卡纳来哈先后遭到暗杀。暗杀者均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潮流在当时的欧美世界掀起巨大波澜，无政府主意者以飞蛾扑火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制造事端，旨在揭露古典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巨大不平等并显露反抗的决心。无政府主义团体及个人要抛弃激进而毫无建设性的立场，放弃拒绝任何权威、组织和纪律的意识理念，一直要等到一战爆发之前。 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巴巴拉·W·塔奇曼看来，“不管它(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是多么自我局限，梦想是多么不切实际”，这些行动唤醒了社会良知，之后的几十年间，在美国和欧洲工业国家掀起了增加社会福利、推进政治民主改革的潮流，无政府主义团体中的温和者加入工团主义，后者将成为开明民主力量的代表。 当然，回归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场景，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业国家掀起的波澜，与英国相对衰落、多国逐鹿霸权带来的秩序混乱，必然会起到放大个体、少数变量的作用。 此时(以1900年为节点)的欧洲和美国，正享受着全球殖民、第二次工业革命、城市化等诸项因素带来的复合红利，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均势格局让人们普遍相信，任何纷争和矛盾都可以通过斡旋得到解决。就在一战爆发之前的几年，各大国都参加了军备控制的国际谈判，尽可能多地达成了利益妥协。也正因为此，当一战真的从小国的军事冒险，迅速升级为整个大洲的持续战斗，以毁灭性的姿态撕裂几个世纪以来的文明成果时，人们感到猝不及防、不可理解。在欧洲人看来，一个属于他们的近代文明、古典资本主义的骄傲时代，就这样荒诞地结束了荣光。 塔奇曼历来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摆脱后见之明。所谓后见之明，不光指的是竭力为已经发生的事件、带来的结果寻求合理性及必然性解释的努力，而且往往也带有解释者的自得，会因此在著述中有意地省略不利于结论的历史事实。回顾1890-1914年这段历史，重要的不是再度概括人人皆知的既定结论，或者是去发掘鲜为人知的、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个别细节，在可行的前提下，还原历史场景的原貌，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 塔奇曼所著的《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陈丹丹译，中信出版集团)一书，出版后在史学界和大众读者中都收获了极高评价。这是一部在充分发掘史料基础上，尊重历史原样，又以文艺化的风格描绘历史画面，还原历史事件进程，从而让人不可抑制地沉浸到作者叙述中的精妙之作。从英国的贵族政治发生危机，到无政府主义在欧陆的勃兴，到美国大肆对外扩张、法国深陷间谍案危机、德国的莽撞挺进，再到流于清谈的裁军和军备控制国际合作，塔奇曼以极其高超的驾驭能力，让若干个百余年前的历史画面交叠出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做法并不在于引导人们认识一战的爆发有着必然性，而是让读者理解失控、失序、充满着离心力和随机性的国际环境，包括最强大的国家和政治势力，也很难避免问题和危机朝着不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