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父母：不留任何遗产给子女，只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老刘tdrhg 201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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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读书会

2017-02-16阅读原文

杨绛

现代社会，人们对什么是好的夫妻，什么是好的教育众说纷纭。今天的夫妻观和育儿观，已经吸收了很多西方社会的理念，传统中国社会的夫妻相处之道和教育观念，大多都被认为不合时宜了。

不过，我们仍然能从一些著名人物的传记或回忆录中，窥见中国传统社会夫妻观和教育观有价值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杨绛的父母是怎样的一对夫妻?他们对于子女的教育，有怎样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杨绛是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杨绛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家庭和睦，对女儿的教育也是十分成功。

那么，杨绛自己出生于怎样一个家庭？她的父母是怎样的人？他们为她留下了哪些可贵的精神遗产，给予杨绛为人处世、工作生活方面的珍贵启示?通过阅读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我们可以了解到杨绛父母的情况，这本书是唯一一部征得杨绛同意而写的传记。

夫妻间彼此尊重爱护，平等相待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阴历六月二十二），杨绛出生在北京。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当时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并应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之请，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

杨绛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而杨绛是父亲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初生就透着一股灵气，招人喜欢。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回忆起自己的父母，杨绛这样说：“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时夫妇间不多见的。”

杨绛父亲杨荫杭（年轻时）

杨绛的母亲唐须塋，也是无锡人。据杨绛说，妈妈这个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给改的。因为在北京任京师高等监察厅检察长时，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礼服，戴大礼帽，到怀仁堂贺节；晚上改穿夜礼服，携夫人前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杨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妈妈小名细宝，不知大名叫什么。爸爸改得古雅些，塋字是古字。

杨绛母亲与老圃同年，二十岁结婚时，老圃还是学生。母亲读书识字（因唐家是富商，家里延聘女先生教女儿们读书认字），通情达理。曾在上海务本女校随班听课，爱看小说，新旧都读。结婚两年，父亲由上海南洋公学官费派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不久，得知妻子临产，特向官方请准事假回国探视，刚好在长女寿康出生前夕赶到家里。虽然来去匆匆，在家逗留不过一周；母亲心上快慰，为老圃的情谊深受感动，视为生平得意之事。

父亲留日归国后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缉，母亲为父亲特制一条假辫，钉在瓜皮帽上。父亲一去四年多，母亲在无锡老家与婆婆与妯娌及侄儿女一同生活，抚养三个女儿。1910年父亲回国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律师，旋被先后任命为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他因杭州恶霸杀人案，坚持司法独立，同浙江督军、省长意见不合，被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回国以来，不论南下北上，母亲总归携儿带女同行，与父亲相伴，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能干，无所不能！

杨绛从记事起，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吵过一次架。她回忆说：旧时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像老朋友，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有过去的，当前的；自家的，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共同分析父亲办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时议论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损人利己不好，于己无益而损人更坏。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

杨绛母亲抱着年幼的杨绛

杨绛形容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人性与世态》。”当问及她父亲和母亲那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她们姊妹的影响时，杨绛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绛说，从父母说话、看他们做事中，学到许多东西，父亲的刚正不屈，母亲的温柔敦厚，对我性格的形成和日后的为人处世都有很大影响。

不能让孩子将每件事每个要求都视为应得

可以说，杨绛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母亲温柔敦厚，父亲刚正不屈，夫妻间亲密无间互相爱护的感情，让大家庭的每个成员受益，尤其是孩子们得以幸福成长。母亲性格温和，看似迟钝，实则敦厚；父亲早年就接受新思想，受过新教育，性格刚正不阿，富于理想主义，因此，对于子女的教育，父亲一直十分重视。那么，在对待子女教育上，到底杨绛的父母有哪些做得特别的地方？

据杨绛回忆，父亲有点与众不同，这固然源于他率真豁达的天性，更与他的学养有关。他为人处事刚正磊落；对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轻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宠他们。他认为，孩子不能宠，不能每个要求每件事都take for granted，他（从孩子的角度说）“视为应得”；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说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归怕，却和父亲很亲近。大家知道，他心底里是喜欢孩子的。钱钟书先生初次见到老圃先生（杨绛父亲笔名老圃），也有点怕，后来他对阿季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杨绛1岁照片

父亲用无锡话称孩子们“老小”。当老小们放肆淘气影响他工作时，他不动手也不训斥，只是请母亲把老小引到别处去调教。父亲喜欢饭后孩子们围绕着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放焰口”这个从盂兰盆会借来的词儿，在杨家意思就是爸爸请客，被孩子们用来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放焰火口”的时候，老小欢喜，爸爸高兴，天伦之乐无穷。所以，许多年过去，老小们已长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还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么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种亲情交融的温馨。

不留任何遗产给子女，只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杨绛的父亲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实际上，在对子女学校的选择，未来职业方向的把握，以及事业的支持上，杨荫杭既审慎细致，又尊重孩子，爱护孩子。对杨绛，他倾注了不少心血，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有一段时间，杨荫杭重病刚刚痊愈，他就开始考虑杨绛小学在哪上的问题。他坚定认为，应到上海启明女校上。他一向认为，启明教学好，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管理严，校风正；她家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杨绛后来上的就是上海启明女校。事实证明，杨绛通过在那里学习，培养了扎实的英文和中文基本功。

而当杨绛家从上海搬到苏州，杨荫杭又仔细斟酌杨绛该转学到哪里就读。由于担心教会学校影响孩子的自由思想，杨荫杭不让杨绛和三姐继续在启明上学了。因为，杨绛的大姐因为在启明就读，最终虔信天主教，背着爸爸受了洗礼，又闹着要当修女。二姐也虔信天主教，去世前，重病中要求受洗，徐家汇圣母院的劳神父为她施行了洗礼。

杨荫杭曾请杨家的“大教育家”(三姑母杨荫榆)为阿季和三姐在苏州选学校，她选中了自己的母校——苏州景海女校，一所很好的基督教会学校。可是几天后，三姑母偶被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先生请到学校去演讲，她从此改变了主意，说振华比景海好，于是阿季和三姐就插班考入振华女中。

从苏州振华女校提前毕业后，杨绛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最终选择了后者。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在选择专业时，杨绛曾经彷徨过。父亲鼓励她学习跟自己性情相近的学科，喜欢什么学什么。

杨绛、钱钟书夫妇及女儿钱瑗

不过，杨绛虽喜欢文学，但苏州此时并无文学系。因此杨绛进大学一年之后，先由法预转政治系，但对政治也没兴趣，课余爱在图书馆书库各书架边乱翻书，偶读到希腊悲剧等，大感兴趣。杨绛当时常常夜读，主要读中外文学经典作品。读书使她尝到甜头，兴味盎然。在校时，她常在图书馆阅览室和同学朋友讨论传看新书，谈论各种新的思想，弗洛伊德心理哲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成为班上的“笔杆子”。从那时起，杨绛逐渐确立了对文学爱好的终身兴趣。可以说，这和父亲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期间，母校振华的季玉校长曾为她申请到美国著名女校卫斯理（Wellesley College）的奖学金，学费全免，只旅费和生活费需自筹。虽然机会难得，但杨绛考虑到不想增加父亲的负担，而且不想千里迢迢去美国学自己并不喜欢的政治学，不如在国内较好的大学研修文学，因此放弃了这个机会，一心考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文学。

杨绛父亲杨荫杭

后来，钱钟书杨绛夫妇留学归国后，杨绛曾受到母校振华校长王季玉的邀请担任振华分校校长。当时对于是否接任这个职位，杨绛的公公钱基博老夫子不以为然道：“谋什么事？还是在家学学家务。便是做到俞庆棠的地位，也没甚意思。”俞庆棠，是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的儿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曾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兼院长，上海东吴、沪江、震旦等大学教授，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但杨绛父亲听说钱老夫子的话很不乐意，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了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他积极支持女儿出去工作。

1940年，钱钟书任教清华的事情无果之后，决定不再离开家庭，在上海定居。但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面临失业的境地，此时，杨荫杭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每周两小时的课让给钱钟书，解决了钱钟书就业的燃眉之急。震旦的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钱钟书又兼做家庭教师，生活得以维持。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女儿及家庭最有力的支持。

此时，杨绛的母亲早已去世多年。杨绛的母亲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苏州陷落全家逃难途中，因患恶性疟疾无处求医而去世的。1945年暮春，杨绛的父亲也没有等到日本战败投降就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