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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乐改元起，北平就升级为北京，随后朱棣将边塞的藩王内迁，并大肆变更朱元璋时代的北疆军事防御战略：南迁大宁都指挥使司，将大宁放弃并给不太靠谱的朵颜三卫，使得大明北疆防线逐渐向内收缩，而且将北京暴露在大明北疆的前沿。直到永乐十五年朱棣最后一次从南京到北京的巡狩，实际上意味着大明帝国自此已经迁都北京了，也从那时开始，从子守国门成了既定事实。 从军事角度而言，朱棣迁都北京，将大明军事重心与主力转移到北方，中央能够有效调动军队，以备边患，对维护北疆稳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朱棣的做法是以牺牲帝国巨大利益为代价的，且冒着很大的风险。 天子守国门会存在何等大的风险？“以首都置于国防前线，成为全国军事中心。（吴晗：《明代的军兵》）”，这样一来，虽然皇帝集权与中央军事力量都有了极大的加强，但这种加强实际上得不偿失，皇帝、大明朝廷和北疆军防几乎完全黏糊在一起，一旦蒙古草原上响起了马蹄子的声音，北京紫禁城的皇帝老爷就会睡不好觉。 当然，当局者迷，对北京情有独钟的朱棣自然是想不到迁都会有这一层的危害的，因为在他眼里，只要去“打”就ok了。 故而，朱棣开创了大明历史上皇帝亲征的先河，后来的明宣宗、明英宗、明武宗等明朝君主莫不是效法朱棣的做法。 朱棣数次亲征漠北，收获其实是不太大的。北虏们又不是傻子，一旦皇帝出征，他们就利用天时地利来个人间“蒸发”，躲起了猫猫。其实，北虏一直是与大明玩“猫捉老鼠”：趁你不备，我就来骚扰一下，等你皇帝亲征了，我就赶紧跑。这种长期的骚扰和反骚扰、游击与反游击之间的较量，实际上使得大明帝国陷入了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惊扰之中。而朱棣本人则在第五次亲征漠北的途中死掉。 皇帝亲征，往往带去了精锐的京军，一旦君主有为或懂些军事尚不至于败绩，多少还能捞一些糊弄臣民的军事战功，多少打击一些北方蒙古人的嚣张气焰，但要是碰上君弱政浊的时候，皇帝亲征弄不好就会带来灭顶之灾，明中叶英宗亲征蒙古，几十万精锐京军全军覆灭，就连英宗本人也当了人家的俘虏，英宗无能自作自受是一面，但作为“成祖”的朱棣迁都北京与开创皇帝亲征之先例难道没一点责任？ 当然，你朱棣是能战斗能攻关，把大宁防线给放弃掉，没啥大不了的，（宣德时期又弃开平三卫），但这样一来，长城以外大明再也没有强势的军事保障，北京暴露于北疆敌对势力的眼皮子底下，长期处于外敌直接威胁之下，一不留神就京师告急，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以及中后期的俺答汗围困北京都是朱棣迁都与其子孙军事处置不当所导致的。 对此清代学者顾祖禹曾评价说：“以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厅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恐救未至而国先亡也。撤关门之戍，以为内援之师，又恐军未离，而险先失也。甚且借虎以驱狼，不知虎之且纵其搏噬；以鸟喙攻毒，而不知鸟喙之即足以杀身也。不亦悲哉！” 朱棣一直存在超越朱元璋的情结，但他的眼光跟父亲比确实还是差点儿劲。朱元璋“定都南京，集全国卫戍精锐于京师。有事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又因蒙古人时图恢复，侵犯北边，命将于沿边安置重兵防守，分封诸子出王边境，大开屯田，且耕且守。” 朱元璋的这种军事布防实在不简单，它是对宋代军事布防的扬弃。众所周知，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军事割据势力的形成，实施了禁军制和厢兵制，大致做法是，将全国精锐兵力集中在京师，将那些老弱病残放在地方，这样一来，地方割据局面再也没出现过，但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地方军力和边防军力羸弱，于是宋朝就出现了一幕幕很滑稽的现象，地方上农民起义（如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等）一开始很有些威力，但一旦宋朝皇帝动用了中央禁军前去镇压，就会迅速搞定；在边疆上与辽、西夏、金和蒙作战也是一样，一开始宋军常吃败仗，等到中央调集精锐力量去参战，基本上还是能够抗衡一下的。 朱元璋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在中央集中精锐力量的同时，对最为危险的北疆地区也投入了重兵与精兵，且又将都城定在南京，一旦北疆失守或北方叛乱，他们上南京来还需要时日，皇帝也有一定的时间去调兵。朱棣靖难从北京打到南京花了四年之久，即使明末那么腐败，清兵南下攻到南京，摧垮弘光政权，也用了一年的时间，这些都证明，当初朱元璋建都南京与合理布防全国军事力量是非常有远见的。 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谁说无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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