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谈做人
我最近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讲过同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做人的问题。我是从上一代知识分子和我这一代的差距上讲到这个问题的。 1999年，民盟有几位前辈都到了一百周年诞辰，楚图南先生、闻一多先生、曾昭抡先生、潘光旦先生都是一百岁，都开了纪念会。我因为外出，楚先生和闻先生的会没能赶上，曾先生和潘先生的会赶上了。这几位前辈，我都熟悉，都有交往，对他们的为人有很深的印象。在曾先生和潘先生的纪念会上，我说，曾先生是我心目中的爱国学者，潘先生是个“推已及人”的榜样。说的话不一们，意思却是一个，就是他们做人都有很严格的标准，在道德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这一代和他们比，差距很大。我和下一代之间，也有差距。 具体来说，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觉得最根本的差距就在怎么做人。两代人之间，看法不同，做法不同，差得很远。潘先生是个好教师，我却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他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已。推已及人的“已”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大家都喜欢同品行好的人打交道，好的表现是什么呢？最基本的一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两句话，首先讲的是个“吾”字，也就是“已”。放到英文里讲，这个“已”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弄清楚这个“已”是什么样，该怎么样，是个最基本的问题。过去有大抱负的人，都是从修身养性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个顺序，从已开始，推已及人。现在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倒是天天在那里为自己想办法，做事情，但是他并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 上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我在写《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时写到了我的姐姐和姐夫，他们把“已”放在国家进步的使命中，奉献了一生，圆满了自己。我和他们比，心中总感到惭愧。本来，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强，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像上一代的曾先生、潘先生、我姐姐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已为人、不求人知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现在怎么做人的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家里不讲，学校也不讲，有时候问题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回头看看上一代人怎样立身处世，怎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对待社会，看看他们的优秀品质的来路，对我们是有益的。 中国文化中对人的道德修养的研究有很悠久的历史，孔子讲“仁”，就是讲人与人如何相处。经济怎样发达，物质怎样发达，都脱不开这个问题。人类正在进入新的世纪，正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新文化不能凭空产生，它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我过去曾经提出过“社会继替”的概念，是说一个社会是一代接一代维持的。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文化才能积蓄起来，传下去。看看几代人在做人问题上的差距，我觉得当前在这个方面“继替”的问题很突出，任务很重。我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人，可以说是前有古人。现在，我的希望是后有来者。我很高兴不光是我这个暮年的老人在想这个问题，还有下一代、下两代人也在想这个问题，而且不光是想，还在动手做，做得很用心。如果这样的事情逐渐能多一些，做这样的事的人逐渐能多一些，怎么做人的问题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和思考，我在告别我个世界之前也许会多一分安慰。2004-12-10 （此文为费孝通先生几年前给《曹节书.美德篇》写的序言。一代学术巨匠对于中华美德传承继替的拳拳之心分外感人。略有删节）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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