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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迁海:三百四十年前深圳的一场灾难

 Tomxiao1961 2017-02-17

公元1537年,明神宗万历元年首设新安县,抗倭能力大增,深港边民重新安居乐业。然而,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廷为镇压南部沿海抗清复明志士发布的一纸“迁界令”,却给新安边民带来长达8年的迁徙之苦,这也是深港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由南往北回迁史。

为封锁郑成功,清政府下令沿海迁界

清康熙元年(1662年)春节刚过,欢庆喜悦的气氛还在新安县四乡的村村围围里飘荡,门前那大红的春联上祈福的墨迹尚未干透,晴空里炸响一声惊雷:要迁界了!

政府为什么要不顾百姓的死活,兴师动众地推行迁界的政策呢?原来清廷入主中原以后,仍遭到南方各地反清志士的拼死抵抗。特别是拥有强大水师的郑成功更是清政府的心头之患。清廷多次遣人前去招降,均遭郑成功的断然拒绝。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皇帝同意兵部议复浙闽总督奏“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的建议,实施禁海令。

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清廷正式敕谕浙、闽、粤、鲁及江南各处巡抚总兵官,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用大陆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反禁令者,无论军民,一律斩首;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官员有失职者,从重治罪。清廷采取禁海措施的目的是通过断绝海上贸易往来,阻塞大陆物资的出海渠道,使郑氏集团失去大陆货源和军品供应。

但禁海令实施数年,收效甚微。郑氏集团从沿海地区筹集到大量粮饷,并得到沿海居民的支持,“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海内外的经济、政治联系并未被彻底切断,物资流动仍在隐蔽地进行。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的水师浩浩荡荡开进长江,攻陷江南重镇镇江,直逼江宁(南京),朝野震惊。清户科给事中王启祚提出坚壁清野的建议。

顺治十八年(1661)正式发布迁界令。十二月,再颁《严禁通海敕》,指出:“郑成功盘据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康熙元年(1662年)又下令,如有“通贼兴贩者,即行擒拿照通贼叛逆律从重治罪。”迁界令是禁海令的扩大和补充,是更加彻底地切断海内外经济联系的封锁措施。

迁界令下,新安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顺治十八年(1661)九月,清廷派出的钦差大臣前往沿海各省监督实行。十二月,广东水师总兵张国勋到新安县沿海巡边勘界。

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副都统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到广东推行迁界令,沿海的钦州、合浦、石城、遂溪、海康、徐闻、吴川、茂名、电白、阳江、恩平、开平、新宁、新会、香山、东莞、新安、归善、海丰、惠来、潮阳、揭阳、澄海、饶平等二十四州县居民均内迁50里,清政府在“东越饶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越钦州防城的沿边划界”,于高处建炮台和报警烟墩,每隔二十里设一营盘,驻兵戍守。遇有越界者,即发烟示警,左右合围,予以捕杀。在界外地区不准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凡越出界者立斩。

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惠州协镇总兵曹志、广东抚标左营游击将军马应秀,督同营兵析界,驱民迁入五十里内陆。新安县这次迁界将迁去三分之二的地方。

当初百姓并不知道迁界的事情,尽管后来迁界当局在各乡各村贴出告示,安居乐业的百姓哪能说走就走,庄稼需要农民伺候,盐田需要灶丁忙碌,台湾的战火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烧到这里来,说不定皇帝又改主意呢,百姓真的不愿迁走。等到官兵露出凶神恶煞般表情来驱赶,百姓才不得已放弃希望和家产,携妻挈子,仓卒奔逃。据史书记载,初迁时,由于只限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以致被迁人民仓惶逃难,由于没有丝毫的准备,一家人只能野栖露处度日,年老体衰经不起折腾的毙尸路旁,惨不忍睹。

被迁的百姓开始还指望很快就能迁回,家人咬紧牙关,抱成一团,艰难度日,谁也不忍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日子久了,带出的银两也用尽了,生活毫无着落,就出现了“夫弃其妻,父别其子,兄别其弟”的凄惨场面。还有被逼得卖儿卖女的,“斗粟一儿,百钱一女”。有的地主根本 “不捐锱铢,不烦粒米”,就让人家全家都成了他的奴隶。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家,身强力壮者去投军,混口饭吃,年老体衰者和妇女儿童就只能沿途乞讨。也有重廉耻的人家,不愿行乞,无计可施,就到荒野采来毒草研水,举家同饮而死。

官员不忍惨状,上书力争

见到百姓的惨状,那些所谓的地方官员也并非坐视不管,他们也日夜忙碌着安插的工作,只是迁民的数量太多了,而界内能安置的土地是那样的少,终不能救民众于水火。据史载:“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时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谈到迁海时感叹说:“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又下令再迁三十里。八月,都统伊里布、兵部侍郎石图再次来到广东巡视边疆,拟续立界。再迁三十里,新安县的土地就迁完了。广东广西总督卢崇峻上疏说新安县在初迁时就迁得够多的了,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乞求朝廷考虑,为了避免把新安县的土地迁光,只迁东西二路,共二十四乡。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城守蒋宏闰、知县张璞逐东西二路二十四乡入界。

重兵把守的边界也并非那样天衣无缝的。

进士去求情,全村得幸免

在归德(今沙井镇一带)就出现一个口子,那是进士陈隽蕙撕开的。陈隽蕙,字仲之,新安县恩德乡三都衙边村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他参加甲午科广东省乡试,以《诗经》中式,成为一名举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赴京师参加辛丑科会试,登马世俊榜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他的性格洒落不羁,轻财好施,重友情,生平喜欢交布衣朋友。

迁界之时,他正候选于家,等待皇帝对他的任命。他的家在今天沙井镇的衙边村,这里的村民全以盐业为生,失去盐田将无以生存。看到百姓失业,他恻然不忍,就率村中父老,去恳求迁界当局给一条活路。由于他是前途无量的新晋进士,对于他的请求,没有什么官员会不知趣去驳他的面子,况且他也是为民请命,就同意特设立归德场口子。村民只要凭官府颁发的灶丁腰牌,就能出界晒盐煎盐,总算存活下来了。后来陈隽蕙选授河南卫辉府汲县知县,尽管该县地苦冲疲,但他“蕙洁己爱民,深仁厚泽,口碑载道”,离任时“行李萧然”,同僚和百姓都争着筹钱给他当路费。可以看出是个不错的清官。

当然,并非哪里都如归德场那样好彩,能有一个新晋的进士挺身而出为他们争哪怕是一丁点的生存权益。

新安无百姓,知县奏请撤县

康熙六年(1667年),由于已无多少土地和人丁可管了,县政府已维持不下去了,知县张璞不得已分别给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打了关于“将迁存地丁钱粮归东莞”的请示报告。结果还真批下来了,已建县94年的新安县就这样被迫取消了。因迁界而被撤县,这在康熙迁海史是绝无仅有的。

迁界对新安县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康熙《新安县志》卷之三地理志:“邑地颇辽阔,人民向称辐辏矣,乃辐辏者皆沿海之区;财求向称饶阜矣,而饶阜者以鱼盐,亦在沿海之区。邑剖符于万历元年,后以边界故,归并东莞,在康熙之六年,迨八年而界展县复矣。

王中丞为民请命惨遭罢官,悲愤而亡

百年之内变迁至再,昔日之辐辏,今则晨星矣,昔日之饶阜,今则羸困矣。” 由于人民的反抗和赋税大量减少,康熙六年,广东巡抚王来任上疏请求复界。王来任《展界复乡疏》:

“广东巡抚王来任为谨陈粤境残黎困苦仰乞睿鉴敕复事:

臣自受命抚粤以来,目击时艰,忧心如捣。盖粤东之困苦,无如海边,迁民尤甚:前岁逆兵入寇,沿海边民,惨被荼毒,或被戮而尸骸遍野,或被掳而骨肉星分,或被横征而典妻儿,颠连万状,罄竹难书。纵有一二遗黎,亦是鹊面鸠形,枵腹待尽。抚泣兹土,目击情形,渐无补救之术,徒有如伤之怀耳。

“臣窃以为,折回田地之令一行,则妨农病民,其弊立见於目下矣。盖军饷实出于输将,输将实出于田亩:未有土地辟而课饷不殷给者也。臣计:折边田亩数十顷,岁纳粮米数十万石。自开复以来,兹蒙圣恩,轸念民瘼,蠲免十年,至今未尽征输。且以汤火方离,惊魂未定,若果加抚恤之仁,各抒安常之业,庶俾失所残黎,下以乐育妻儿,以供胥王国。今若迁其人民,弃其疆土,则海无渔盐之赋,田无输纳之贡,是欲益国,反损国也。此迁民未便者一。

“方今寇船成宗,游移海外,未敢辄犯海内者,赖有此边海之民,遇警则驰报汛哨,抵敌则执戈待御,民藉兵以自卫,兵藉民以相助,是边民如藩篱之一助也。今若弃彼民居,鞠为墟莽,贼得乖虚窥伺,潜聚窃发,掠境犯城,无所不至,是欲防盗,反开盗路矣。此迁民之未便者,又其一。

“粤东自寇盗之后,连年弁兵,未尽扑灭,梗横未尽倾心,特窥捕哨徂师西粤,纠党劫掠乡村,边境骇惶,难民载道,哭哀哀而告诉,见者惨目伤心。缉弭无策,伎穷莫奈。念彼小民无知,恒心因乎恒产,若一旦毁其室卢,失其常业,聊生无术,望救孔殷,将老弱相转沟壑,壮者流毒他方,酿祸非浅。此迁民之未使者,又其一。

“臣熟察粤境情弊,深悉小民机宜,幸际圣明普照,及逃亡之民,雨泽回枯槁之春,千载一时,不得不披沥冒渎也。如臣言可采,仰祈敕部速行,庶哀鸿有哺,毋致遗疑。臣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由于王来任在疏奏中,不仅为因禁海迁界而惨被荼毒的沿海边民呼吁,还指责“折回田地之令”妨农病民,干犯了清初基本国策,于康熙六年(1668年)十一月戊午被“自陈不职”而革职,广东广西总督卢兴祖也牵连着被革职。罢了官的王来任悲愤交加,一病不起,临死还不望身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新安百姓,留下遗疏一札,再次提到展界复乡之事:

“边界急宜展也。粤负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广。今概以海滨之地,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地迁民移,而又以设重兵以守其界内之地。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桩栅,每年每月又用人夫土木修整,动用不支不费公家丝粟,皆出之民力。

未迁之民,日苦派办;流离之民,各无栖址,死丧频闻。欲民生不困苦其可得乎!臣请将原迁之界悉弛其禁,招徕迁民复业耕种与煎晒盐斤:将港内河局撒去其桩,听民采捕;将腹内之兵尽撤,驻防原海州县,以防外患,于国不无小补,而祖宗之地又不轻弃,于民生大有裨益。如谓所迁弃之地,丁虽少而御海之患甚大。臣思设兵原以杜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海寇侵掠,虑百姓而赉盗粮,不见安攘上策乃缩地迁民,弃其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臣抚粤二年有余,亦未闻海寇大逆侵掠之事,所有者仍是内陆被迁逃海之民相聚为盗。今若展其边界,即此盗亦卖刀买犊耳。舍此不讲,徒聚议,不求民瘼,皆泛言也。”

周有德上书请求新安展界复乡

一月后,山东巡抚周有德升任广东广西总督,国史院学士刘秉权任广东巡抚。周有德,字彝初,汉军镶红旗人。他一直对禁海的政策不以为然,早在康熙三年就多次上疏,请宽山东沿海登、莱、青三府海禁,俾居民得捕鱼资生。他到任后,亲临边界巡视,了解民生疾苦,并看到前任巡王来任的展界复乡遗疏,感慨万千,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完成前贤未完成的事业。他不仅将王来任《展界复乡遗疏》递了上去,还上疏道:“广东沿海迁民,久失生业,今海口设兵防守,应速行安插,复其故业”,明确表示支持展界复乡。

康熙七年(1668年)八月,皇帝派都统特晋到了广东,和平南王尚可喜、总督周有德、巡抚刘秉权和提督等会勘广东沿海边界,见迁民流离状,上疏请求立即复界。疏中写道:“前者,待会勘至竣,始请安插,恐时日稽缓,开垦艰难,牛种不能早办,有误春耕,至是遂令复业。”这时,流离失所在外多年的迁民盼望回家的心依然强烈,听到总督上疏请求复界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满心都充满了感激。

十月,总督周上疏请先展界,而后设防。他在奏章中写道:“界外民苦失业,闻许仍归旧地,踊跃欢呼。第海滨辽阔,使待勘界既明,始议安插,尚需时日,穷民迫不及待。请令州县官按迁户版籍给还故业。”同年十一月戊申日,兵部议复周有德的上疏,康熙皇帝下了一道圣旨:“着都统特晋等,与该藩、总督、巡抚、提督会同,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毋误农时,致民生失所。”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周有德的父亲病故,按照封建礼教制度,他应该离职回家“丁父忧”三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言,沿海兵民,方赖经营安辑,请命在任守制。康熙皇帝在奏折上写了“钦此”二字,周有德就在任守制三年,也就是边工作边守孝。直到康熙九年,展界复乡的工作搞一段落,他才被允许回京师为父亲治丧。

新安复县,重建之路漫长而艰巨

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清廷下令允许康熙三年的迁界地区得恢复原籍,但康熙元年的迁界地区尚属于界外禁区。当奉旨特派钦使会同广东广西总督周有德到广东各地勘展边界时,各地的百姓都涌到路旁,远迎这些为他们带来福音的官员,欢呼载道,群情振奋。

这一年的七月,康熙皇帝批准恢复新安县,知县暂由番禺县丞路一鳌代理。

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知县李可成莅任。李可成,辽东铁岭人,好集又,由官生知县事。他这一任的知县可不是那样好当的。他所管辖的地方被人们抛弃了八年,要重建谈何容易。他在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复修《新安县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可成于复邑之次岁庚秋承乏于斯,计迁而复十几十载矣。老幼委沟壑,壮者散四方。每登高一望,荒草颓垣,即欲闻泽雁之鸣,沓不可得,岂无子遗。虽加意招徕,颠沛难存也。于是资之牛种,辟菜开疆,教以鸠居于茅,撤土盖。越一岁,而归来仅有者;又越一岁,而归来少有者。维时县治久墟,无内外防。每期望集一二遗黎,助以耕凿荒土,立谈未尝不相对欷?泣下。盖手口荼苦,官与民均在。况瘁中尤可虑者,孤城临海,面接大洋,佛堂门为全粤门户。萑符未靖,伏莽多虞,苟非外御,何可内宁。爰?爰度。凡城垣、县治、台寨、营盘,靡不捐资修葺,以捍外侮,于时庶政可次第举也。”

新安县的恢复重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可成和他后任们无不以招民开荒为急务。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清初,新安县人口6851人,康熙元年、三年两奉迁析,尚存人丁2172人;经过康熙八、九、十年招复迁移人丁1648人、食盐课银口1501人,康熙十一年达到3972人;康熙十一年招复迁移人丁192人,康熙十二年招复迁移人丁235人,康熙十三年招复迁移人丁25人,康熙十七年招复迁移人丁17人,康熙十八年招复迁移人丁59人,康熙十九年招复迁移人丁20人,到了康熙二十年全县的人口才达到4525人。可见人口的招复是多么的艰难。其实,开荒的任务并不轻松。清初,新安县的土地(田地山塘湖陂海溪涌坦)4039顷56亩7分6厘5毫。康熙元年、三年两奉迁析,尚存熟田山塘1013顷57亩2分4厘8毫2丝1忽。

康熙八年,署县路一鳌督垦复原续编迁移田地196顷19亩8分5毫1丝1忽;康熙九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423顷56亩5分4厘6毫4丝;康熙十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671顷94亩8分8厘7毫;康熙十一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164顷92亩8分3厘9毫1丝;康熙十二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148顷45亩3分5厘2毫零5忽零5忽1微;康熙十三年,知县李可成督垦复3顷83亩6分7厘9毫;康熙十七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8顷29亩1分9厘6毫;康熙十八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21顷54亩8分6厘9毫2丝1忽;康熙十九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9顷59亩9分2厘;康熙二十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103顷67亩零1厘2毫9丝;康熙二十一年,知县张明达督垦复90亩9分4厘;康熙二十三年,署县任溉督垦复566顷94亩2分5厘3毫2丝5忽;康熙二十四年,知县安定枚督垦复119顷46亩5分2厘8毫1丝4忽,又垦复老荒2顷25亩6分7厘8豪4丝;康熙二十五年,知县安定枚督垦复1顷50亩9分7厘1毫;康熙二十六年,署县程起周督垦复71亩7分1厘4毫2丝3忽……就是这样,经过一又一年、一任又一任的努力,新安县的经济才逐渐得以恢复。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台湾平,大奚山诸岛尽复业居住耕种,遂撤海禁令,船只捕取鱼虾如旧,特行印烙。

康熙廿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解除了来自东南海上的郑氏势力的威胁。康熙廿三年(1684年),取消禁海迁界的法令,沿海岛屿居民得以恢复正常生活,社会趋向稳定,经济日渐复苏,因迁界而荒芜的沙田,复界后也逐步得到垦辟。

《康熙新安县志》卷十一有这样一段议论:

“迁移之苦,弃故居之田里,新徙之蓬蒿,其有重载者,尚可久免于流离;其贫窭之家,卒然失业,仰给无,父子不相顾,夫妇不相保,充营兵投奴隶,难以悉畋。及复归,死丧已过半,幸而归者,牛种无资,编茅不备,亦未易以安生也。李侯给具劝耕,悉心招徕。烦刑苛政,既无扰之,春台有其渐矣,而鱼盐失利,货用艰运,不能望于当宁焉。”

算是当时的人们对康熙迁海的看法,新安县为康熙迁海的政策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三百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读这段历史的文字,也许真的是那样遥远渺茫……

【来源:深圳文史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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