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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诗词教育的“秘密”藏在教材中 上海市光明中学语文教师李新 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虽已落下帷幕，但余温未消，各种讨论仍在继续。上海中学生在这次比赛中表现非凡，10人入围百人团，来自复旦附中的高一学生武亦姝获得冠军，来自文来中学的初一学生侯尤雯成为本届诗词大会从百人团刷入挑战赛的年龄最小的选手。这不禁让人们思考，上海的古诗词教育到底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源于教材编写。从六年级到九年级的初中语文教材，总共8册，每册8个单元，每个单元安排“每周一诗”两首，加上课文的古诗词平均每册4—6首。这样，每册书22首古诗词左右，8册书就是176首左右的古诗词，体裁涉及古体诗、绝句、律诗、词、曲等各种类型。“每周一诗”虽然不完全纳入中考的默写范围，但在实际教学中，大多数初中语文老师都要求学生背诵，而课文中的古诗词除了背诵、理解、赏析之外，还作为中考的必考范围。这样，大多数初中生都有近200首古诗词打底子。
高中教材方面，共选入32首古诗词，体裁同样包括古体诗、绝句、律诗、词、曲等。虽然和初中比较少了些，但和全国同类教材相比较，占比仍然较高。近年来，上海高考命题，一直考察古诗文名篇名句的默写，这不能不引起老师和学生的重视。虽然默写以填空形式出现，默上句或者下句，但几乎百分之百的老师都会引导学生背诵全篇，其中古诗词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老师们是背诵、默写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与基础教材相配套，上海高中语文教材编写组还编写了《古代诗文阅读与鉴赏》拓展型课本，其中收有42首古诗词，包括风雅遗音、古诗韵致、律诗格调、绝句风神、绝妙好词、散曲情趣六个部分。很多同学反映，这一拓展型教材对提高古诗文阅读水平、丰富其人文素养大有帮助。 这次《中国诗词大会》上，夺冠的武亦姝同学在比赛时脱口说出、一时惊艳四座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出自《诗经·豳风·七月》，而《诗经·豳风·七月》正是被选入了复旦附中的校本教材《中华古诗文阅读》。事实上，除复旦附中外，上海绝大多数的实验性示范高中，都有适合自己学情的校本教材。以古诗文为主，大多按照从先秦到明清的顺序来选编，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完整的文学史的概念，其中古诗词占比30—40%。还有些学校虽然没有专门的校本教材，但也在课外补充了大量的古诗词。
考虑到课堂时间总体有限，除了收入教材的古诗词在课堂上讲解、引导学生赏析之外，大量的课外古诗词背诵，都是在学校早读课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校还有吟诵社，有专门的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吟诵古诗词。比如，诗教就是市北中学校园文化特色之一，该校合唱团是上海市重点艺术团，而古诗词合唱音乐会是该校的创举，通过这一艺术形式，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学子的心田。此外，一些有责任、有担当的老师，还引导学生在课外主动学习古诗词，或制作成PPT，分主题系列在课前演讲，或开设古诗词拓展课，师生共同徜徉在古诗词优美的韵律和意境之中。 中华古诗词是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被选入教材中的古诗词，经过千百年的淘洗，留下来的是经典中的珍品。再加上持续十几年的“古诗文阅读大赛”和市民诗歌节的推动，上海已经营造了诵读和创作诗歌的良好氛围。 古诗词是伴随一个人终身的。相信随着这代中学生年龄的增长，古诗词必将成为他们一生的滋养。当他们人生遇到困境时，谁不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支撑他们信念的坚强力量？! 古诗词鉴赏有没有标准答案?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王希明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谈到古诗词，很多人会思考一个问题：古诗词鉴赏有没有标准答案？ 在笔者看来，确定的特别是知识性的问题，自然有标准答案。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古诗词的内蕴是否具有确定性，所引起的审美接受的过程及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虽然，个体由诗歌文本而起的想象，只能从个体的生活经验以及文化积淀中来，接受者的审美趣味不同，审美经验也不同，生活的经历具有个体性，所以诗歌鉴赏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体性。但是，有些古诗词内容确定，情感是类型化的，故此其意蕴还是具有相对确定的特点。 比如，辛弃疾的一些反映报国无门之情的词。这类诗词，不管鉴赏者是谁，可以都会引起唤起类似的情感。这些诗词的鉴赏，大致来讲，是可以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对更多的古诗词来说，情况却非如此。一则，有的文本天然具有模糊性。比如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作者要表达的情境也许是确定的，传达的情绪也是确定的。但是，呈现在读者前的文本非常模糊，情感通过比兴象征来传达，读者只能大致感觉其中情绪的流淌，而无法真正具体落实。这样的诗，是无法给出标准解读的。所以，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要感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对于这一类的诗词，在意蕴方面，要寻求确定的答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多是在知识性的比如典故，技术性的比如手法的层面提出问题，来寻求确定的答案。 古诗词作为高度凝练的语言材料，其中含有大量的省略，有“言不尽意”之处。而汉语语法相对自由，比较起词形有变化 (比如因过去时将来时等时态而不同) 的语言，汉语缺乏词形的变化。语言的特点增加了诗歌的多义性，使多种解读可以并存。
比如，通行本《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最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到底是既定事实，还是主人公“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际的幻想，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仅仅是黄粱一梦，其实是无法断定的。这种诗译成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就会被迫挑选其中一种。比如这一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Waley译为“Shyisthisnoblelady/Withgongsanddrumswewillgladdenher.”，这是将来时，结果未 卜；而学者辜正坤则译为“Thelovelygirlisslenderlytall/Withbellsanddrumshewinsherafterall”，宣称男主角最终赢得了淑女的芳心。
这种诗如果保留其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则可以大大增加阅读乐趣。如唐代诗人皇甫松的《采莲子》：“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末二句的主语省略，根本无从判断是谁抛莲子，也无法判断要被人知的“人”是谁。发挥想象，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种情形： (采莲少女)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被她看的少年)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采莲的其他女子)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路边经过的行人)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的同伴)无端隔水抛莲子，(少女发现自己)遥被人(自己同伴)知(自己贪看少年)半日羞。 (采莲少女的同伴)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少年)知半日羞。 事实上，不管采取哪种作为标准答案，都是对这首诗趣味和美感的一种戕害。 可能有人觉得，因为古今时移世易，不管物质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才导致我们对古诗词的误读，古诗词在古代应该是可以找出准确的“标准解读”的。 实际上，标准答案可能压根就不曾存在过。相当一部分诗，不但有多种解法，而最为时人接受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是不断变化的。还以 《关雎》为例。这首诗，汉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 《毛诗序》“后妃之德”说，具体讲是贤德不妒，后世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 《诗集传》 等无不赞同。此外还有 《毛诗正义》 后妃“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之说等等。明清以来，学者多另倡新说，如崔述《读风偶识》 认定此诗是写“君子自求良配”。对于这些说法，现当代学者多不信服，纷纷认定这是一首恋歌。像余冠英广为流传的《诗经选》中就判定此诗是写男女恋情。 这样的一首诗，如果要提供标准答案，出题者是要提供古时最权威的“后妃之德”说呢，还是提供如今的恋情说？如果说符合本意才是标准答案，放在 《诗经》的解读史中考察，后者未必就比前者更符合作者本意。 更深一层说，甚至连那些明显的误读都未必没有价值。20世纪有的文学批评流派，比如英美新批评就专注于文本的语义分析，认为作品可以独立自足。照此说来，哪怕是不符合作者本义，只要是文本可以衍生出这种解释，就可以认可。而我们本民族文学批评史上，不但有“诗无达诂”的说法，甚至还有着悠久的“误读”传统。春秋时期赋诗言志，采用的方法便是《左传》中所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孤立地抽取《诗经》中的一章甚至几句或一句，来结合眼前情境，并不管本义如何。比如《左传》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想要联合鲁共讨郑国，就赋《摽有梅》，此诗原义是女子盼望男子及时求婚，这里却被用来暗示要及时决定出兵。前述两种理论，一种为作品中心，一种为读者中心。如果我们转变一下思路，用在当前的古诗词鉴赏中，凡是由作品衍生出的，或者凡是对读者产生积极作用的，都可以适度加以肯定。
最重要的一点是，标准化的解读往往枯燥乏味，个体解读 (哪怕是误读) 是古诗词趣味的重要来源。从笔者自身经验来讲，记得幼时学古诗词，老师常常要求先记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然后检查背诵，那时读诗真是味同嚼蜡，后来课下自由解释，胡思乱想，才得到一些乐趣。我们要保护学习者的兴趣，就不能以“标准答案”来施加太多束缚。 笔者倾向于古诗词不设标准答案，并非意味着主张面对文本可以鲁莽灭裂强加解释。这里不妨将古诗词鉴赏分为两种情形：假如读诗词仅仅是个人“没事偷着乐”的行为，那自然想怎么解就怎么解，而假如读者要与人交流，那必须要符合逻辑，考虑作者文本及时代因素，提出最可能符合本意的“正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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