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拱研究的几个问题

木头1018 2017-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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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高拱的别号和纪年问题

人物研究、传记撰写，其客体的基本情况，如姓名、字、号，人生历程等，与他們的伟大贡献相比，都是些细小问题。然而，将其考证准确、全面，却是最基本的要求。

古人，特别是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多有字、号，乃为中国姓氏文化之一特色。高拱亦不例外。高拱（1513-1578）河南新郑人，字肃卿，别号中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本子有多处称高拱为“高中元”：如卷一五《乙丑会试题》记，“高中元主乙丑会试”[②]，《出题有他意》道，“隆庆初元，高中元以次揆聚劾去”[③]，等；清代朱廷献等撰《新郑县志·高拱传》中有“高文襄公讳拱，字肃卿，别号中元”之辞。[④]韦庆远先生的《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书中第239页引用《万历野获编》文字，在“高中元”后加“中元为高拱别号”之说明。当代明史专家杨廷福及其子杨同甫所编《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⑤]一书中，标示高拱有“中元”等别号。拙文《高拱传》[⑥]，也称高拱号中玄，或中元。据同仁介绍，“北虏款贡碑”上镌刻有“中元高公”的名号[⑦]。看来高拱别号“中元”一说，在历史上留下了印痕。对此，《高拱全集》编者认为，有“高中元”三字之本子，都刊刻于清康熙年间，因而它们是为避康熙讳，由“中玄”改成的，因此将高生平文献中凡出现“中元”处，都改为“中玄”。笔者经过查阅和考证，认为《高拱全集》编者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还要进一步指出，既然“中元”这一别号，是在清康熙年间因后人所改才有的，那么，“中元”一号，在高拱有生之年实属子虛乌有[⑧]，所以这不能说成是他的别号。高的别号只有一个，即“中玄”。人物研究对象的字、号等，应该加以认真辨别，确有的，尽量写全；后人所改的，不能算数。

高拱的生卒年，史料记载十分清楚，如郭正域《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记：“公生于正德七年壬申，卒于万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岁”。高的生年并无含糊之处。其同僚张居正记得很为具体，言：“嘉平之十又三日，为公诞辰。”[⑨]嘉平即腊月。时人张一桂说：“皇帝御极之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今少师中玄高公初度之辰，盖春秋六十矣。”[⑩]但不少高拱研究著述，都把他的生年换算成公历1512年。其实高拱生在正德七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按公历算，其生日已经跨到第二个年头了，即1513年。我曾作高拱传记，虽在高姓名后加上“（公元1513-1578年）”，以示其生卒年，却没有作任何文字说明。高拱生年是公元1513年，当无疑问，但1513年是正德八年，如此推算，高拱其后的行迹又与事实有出入了。所以，准确的做法是，除了在括号中写出公历年，还须在文中表明：高拱“生于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万历六年七月初二日卒于家”。

受明清人所撰高拱生平文献的影响[11]，有些相关著述采用这种说法：高拱“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我作《高拱传》就如是说。若按公历算，高拱17岁，应该是1529年，也即嘉靖八年。但这一年正是礼部考进士年，不该再有乡试举人之事，因此，这年高拱“魁于乡”是不可能的。若统一以纪年来推算、叙事，就不会出现这种差错了。

从以上不经意造成的纰漏中，我们认识到，撰写人物研究著论、传记，客体生命历程中之桩桩件件，都应该统一以纪年叙事，这样才不至于出差错。有的事迹，若能精确到年、月、日，甚至时，则更好，更利于历史细节的考证。如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就不至于换算成公元1512年了。

二、关于人物资料的引证问题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评传，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具体研究，是历史学或者说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然而，有深意的人物研究，除将人物的生平事迹叙述明了清楚外，还应反映出人物的个性特色、精神命脉，也就是说应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即描绘出这个人物所处时代对其心灵深处的影响，和在复杂斗争旋涡及社会生活中，他是如何追求自觉期望的目的而进行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也是人物研究的一个难点。若要达到这一步，从资料的角度考虑问题，仅用时人或后人的碑传文献就远远不够，最应花大力气考究的当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这里所谓的“原始史料”，主要是指人物或传主本人的著述。具体到高拱来说，是高本人的著作。

所谓碑传文献，即高拱在世或身后，其亲戚、友人、同僚及子孙为他写的赞、序、墓志铭、传记等，再就是实录记载。这些资料的确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生平片段，有些则是对传主一生行为、思想的高度概括，还有时人或作者本人对客体评价的各式素材，这些无疑都是我们现今研讨和创作的基本资料。但这些资料无不加上了碑传文作者的主观体验，构画高拱其人其事，同时也折射出作者本人的价值评判（虽也有传抄的），所以，明人郭正域与王世贞的看法相左，沈德符和清人张廷玉又有差别。这些资料，对人物纷繁表象下复杂的心理状态总是难以把握的。非自己亲历亲为，事例的细致程度也不免打些折扣。利用这些材料，必须经过很好的比对、甄别和取舍。而高拱本人的著述、奏疏、书信等，尽管也大有冠冕堂皇，弄虚作假，甚至文过饰非之笔，然作为窥管人物心理活动的素材自有其特殊价值，对有些亲历事件的描述极为详尽周到，非他人叙述所能比拟。

军事边功，是高拱一生中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惟有此事，较少受到当时党争的干扰。我们就以此为例子来说明上述问题。

第二次入阁后，高拱虽兼理吏部，但因边患严重，他无时无刻不牵挂和运筹防务大事。在奏疏里生动地反映出他对军备的良苦用心。他形容自己，对待军务从来都是 “悉心经画，昕夕弗遑”[12]，常“中夜以思”[13]、伏枕而虑。其重要主张是，认定兵备之事首先在于用人得人，因为“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皆可能者”[14]。同时也认识到九边中“宣大尤紧要锁钥”，因此他采取了先迁调有功之臣——兵部右侍郎王崇古到宣大、山西任右都御史，总督那里军务大事；“又议处本兵添设赞佐，又取督抚数人于内备用，又各备兵粮之官，明战守之职”等步骤。一旦秋季战事到来，敌方大举进攻，高拱随时可指挥军队“分布备用，诸大臣背城列阵，有人随兵督饷，有人防卫山陵，有人护守通粮，有人俾各镇督抚诸臣专御敌剿杀……又传勉诸将领作其勇敢，冀共收敌忾之功”[15]。各种经画，在其本人的叙述中，是那样的清楚有序，简洁明了，读后使人对这一高官的部署一目了然。

在高拱着力于边备的运筹之时，宣、大前线出现了一桩特殊事件：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九日，北边蒙古鞑靼首领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前向明朝求降。从对把汉那吉及来降者的处理，到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蒙汉互市开始，再到“三陲晏然”，“关城熄烽而安枕 ”，在这一过程中高拱所起的作用，明清时人文献及后人著述多有记录，也都持肯定态度。这在大体上都是正确的。但高拱为什么会如此坚定地主张封贡开市，为什么会有敌情了然目中，机务运诸掌上的个人气势？这就决非仅仅是职责重任所致，或喜功图小利而能解释的，而是其内心力量掌控的结果。

首先，他把鞑靼酋长亲孙来降视为天赐良机，认为这样的事情“数百年所无者”，因而“喜曰：‘可得策矣’”。显然，高拱对这一契机的来到十分兴奋，反映强烈，并认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只有对机会的高度敏感，才会有冲破常规之心、开拓之行，才能在处理这件事上不畏艰险、敢想敢为、有胆有识。

其次，在处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他内心深处，受一种浓厚的蒙古、中原一体的大中华思想支配，他说，“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可以见桀犷之咸宾，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华之气……”[16]他认为体面送还俺答之孙，可对这位酋长如此言说，“今以后汝是我中国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国赤子，既是一家，汝孙可听其归，不为彼此也”[17]。朝廷封把汉那吉为三品官，赐红袍、金带等鼓吹将其送回时，他又传话说，“我说来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寻常，着俺答好生看待，不许作贱他”[18]。对于与那吉同降的奶公阿力哥，不仅封其为千户，而且在准备送还把汉那吉时，高拱担心这位正千户受到伤害，作了如下周详的考虑：

阿力哥似当留之，盖彼乃我千户，若遣之还，恐老俺甘心此人……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俺既得封贡，成一家矣，于此时而遣之，往来明言，不许害他……”[19]

他满心希冀蒙汉成为一家人，这种殷切的愿望，使他不遗余力地促成隆庆时封贡，及蒙汉间民间互市的成功，而边疆长治久安。

再者，是高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政治练达，给了他力排众议、善谋善断，细致周详地处理此事的智慧、胆略和力量。对于封贡，朝中保守派动以宋朝讲和为比、以先帝乏此先例说辞而极力反对。高拱说：

天下之事，以己求人，其机在人；以人求己，其机在己。宋人不得已而求和于敌，其机在敌，故曰“讲和”。今彼求贡于我，则其机在我，直许之而已，赏之而已……事理有在，机会可惜。[20]

他还说：

使事本是而皆以为非，是何愚者之多也？使事本非而皆以为是，是何智者之多也？[21]

在理论上揭穿了反对派似是而非，假意反对封贡，实际却是“推诿而已”的居心所在，他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颇具辩证法元素，这样就从道理上击溃对手，使主贡派占了绝对上风。

从对赵全等汉奸的处置中更可见其高超谋略之一斑。当赵全等被枷到跟前，高拱决定“献俘于朝，明正其罪”，并不简单地立刻行刑，意在预防不谨慎而生出假赵全来欺骗朝廷，他必须“以真赵全示人”，要以铁一般事实堵住汹汹反论。另外，他认为：“敌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虚实，而入犯每得利。吾得敌人乃即杀之，反为彼灭口，非计。”因此，他一方面施计离析虏、奸关系；另一方面选“伶俐晓事卫经历九人”到狱中，隔离众奸，日供美酒，分别诱骗他们：“高爷要上本饶汝死，令汝立功，汝须吐实献谋……不然，汝负大罪……”此法果然灵验，敌方任何“纤息动静”都被审出，并一一揭帖上报。在审汉奸的整个过程中，高拱指挥滴水不漏。从此敌情了然，高拱更是成竹在胸。最后把赵全等九名奸人处以极刑，奖赏有功之臣，大功终于告成。篇幅有限，不能将这一段情节（高拱本人都有奏疏）全部引出，若阅读原著，定会觉得这个过程异常生动，饶有意味。同时使人不能不感到，高拱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才干和善于“博学精虑”的人物。

又，考察高拱临终前完笔的《病榻遗言》。此政治回忆录诚如刘志琴和赵毅等先生说[22]，所写细节与史实有相当出入，甚至多有不实之词。因为这完全是作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带有强烈恩怨的渲泄。然而，它反映了高拱在巨大挫折面前的痛苦煎熬，回首事件时翻江倒海般的百结忧悒，对张、冯政敌的无限怨屈、愤然，及向权势发出的强烈呼唤与期待。也几乎反映出高拱从一显赫权臣直跌到一介草民后的整个精神世界。

《病榻遗言》先写到穆宗病重和驾崩后作者从“夜不能寐”、“大恸”到“长号不能止”[23]，显示出靠山既倒，高拱痛心疾首和无限惋惜的心情。但是，他并没有为巨大的悲恸压倒，使内心的希望破灭。一方面是责任心的强劲驱使，另一面是权力欲的空前膨胀，他作好了肩负更大政治担当的思想准备。在此书中，他表露了一种坚定信念。即“我当国，凡事当自我同众而处”[24]，“我当国，事当我行”[25]。此后，朝政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在书中毫不隐晦地和盘托出，可见皇权交接之中，他是多么自信。似乎元辅大权，非他莫属，仿佛自己未来一定是一威严的政治主宰。然而，事与愿违，由两宫一帝临时组成的皇权，在张居正和宦官势力的协助下，仅用六天时间，一举把他逐出了政治舞台。这是高拱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政治生活的惯性，使他回家后一刻也不停地在思考官场上的血泪史。特别是王大臣事件发生，几将他置于万劫不复的境遇。这位一向有仇必报的落难权臣，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况且极度仇恨的心理已严重损害了他的躯体，余日已经不多。这一切都把他推到了不吐不快、不反扑不能自存的境地。于是《病榻遗言》问世。在文中，他一扫运筹边务时的从容和镇定，而是把所有的屈辱、愤怒和怨恨都发泄出来，指责张居正与冯保对自己的无端构陷和他们的罪恶野心。同时还不是单纯的揭露，而是有意要把一切都存留在历史的册籍和审判庭上。在对张居正的指控中，他诱导读者或后人说：

初时，人亦惑之，及后渐渐所为尽露，皆有证据，人始知其端的。以为毒哉居正，高老平日何等厚你，乃与冯保同谋矫诏倾陷，夺其位。既夺其位，而又中以奇祸，遂欲族诛以灭口。自古险邪忍狠，未有如此者也。又以为奸哉居正，既借冯保以杀人，而又卖冯保以自饰，使有日事发，又必将推与冯保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试待看之，必有信然者矣。[26]

作为被迫害当事人的披露，一些口耳相传的事例、作者本人的价值判断，一概凸现出来了，后来在推倒张居正过程中，成为了一股内在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助长了朝廷对张的总清算，也迎合了新政的垮台、旧政的复辟。当然，高拱在身后达到了报复目的。可见，当事人行为的动机与谋略，在研究对象本人的著述中，更易于被悟出，被传达于世。

综上所说，充分挖掘和利用研究对象本人留下的著述，能使人更清晰地看到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世界，可得到当事人更详备、更丰润的生命经历及其影响。这种做法，无论对高拱研究或其他历史人物研究，都具有同样意义。

三、关于高拱与徐阶、张居正的关系及人物局限性问题

高拱与其前后任——徐阶、张居正的关系，是高拱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高正是在与徐、张等共事和争斗中完成他的政治人生的。任何孤立地看待他们中的单个人物，而忽略了其内在联系，不做比较性的剖析，都会使笔下的人物单薄逊色。但要做到这一点同样是个难题，难就难在务必对三人都作出深入研究。当然，笔者在这短短的篇幅中，也不可能将三人（甚至是三股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铺叙得清楚又确切，只能择要述之。

近年来，史家对高、张关系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韦庆远先生的见解：认为“两人在执政方针和学术思想上均具有高度一致，协力同心”，取得过卓越业绩，奠定了万历改革大业的基础。是权力欲误导了人物，情绪淹没了理性和良知，使他们关系破裂。[27]其中韦先生作了周密的论证，分析在理，结论精当。

而对高拱与徐阶关系的看法，学界持有不同观点。《高拱全集》编校者岳金西、岳天雷先生认为：“高徐之间的矛盾，是政治见解分歧的矛盾，即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是思想体系对立的矛盾，即实学与心学的矛盾，从而导致权位的矛盾。”[28]而刘志琴先生却认为，“徐阶在嘉、隆之际，做了许多匡时纠偏，除旧布新的好事，循此推进，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改革的新局面……[29]”徐与高、张一样，都是有除弊更新，励精图治的理想和能力的人。[30]徐阶还是隆庆初年吏治改革的始作俑者。而徐阶起草遗书等引起高拱不满，高拱是“挟私报复”。当时“高拱没有胆识和度量摆脱一己的私仇……高拱要想有所作为又丢不开个人恩怨，这就失去了改革的重要前提，再也不可能迈出前进的步伐。”[31]

受前辈学者研究的启发，我认为，这三位名相，同处于明朝皇权不严密，甚至可讲皇权几乎被闲置的当口。在封建专制的明代，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政治重心则常常下放到内阁手中，那么谁成为首辅，谁就能把握朝廷最高权势。正是权力欲的支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内阁中愈是有能量、有作为的人物，同室操戈愈是不可避免。徐、高、张三人谁也无法摆脱这种政治套路。他们中虽也有过合作，如高与张、高与徐之间，但更多的是深刻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角逐权力是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

徐阶与高拱，他们确有政见和处事方式、性情上的重大差别，学术取向也大相径庭。总的说，徐守成、圆滑、稳健，高激进、果敢、伉直。这表现在政治见解与处事方式两个方面。但历史又是复杂的，若要说高、徐有改革与保守之分，也未免绝对了一些。先不说徐在主政期间，在吏治上的改革是大有成效的，《明史·徐阶传》评论徐“保全善类”、对“嘉、隆之政多所匡救”。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也有从徐阶的施政方针中汲取合理成份的。当张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时他自述：“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32]，此“所受之”，即是指他接受和得益过徐阶的思想和成就。这当不是虚无之语或溢美之辞。诸类事例自然不足以说明徐就是一个改革派。然而，说徐属于保守派显也不妥当。另一方面，高拱在逼徐阶退田过程中，既非一种打击大地主的改革行为，也不完全是私仇报复。这一点我仍同意韦先生的说法，“谓高拱出于公议而挟有私怨，庶或近之”[33]。

高与张，二人在治国方针上并无重大分歧。在治世优势上，他们原本各有千秋。高拱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他的作为，为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后来者居上，张居正执政后，在社会经济、吏治人事、边防、司法、文教等主要政策方面，进行了全面或可说更大规模的改革。他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历史贡献，无以伦比。从张居正一方讲，他既继承了高拱改革朝政中的成功元素，也汲取了徐阶施政方针中的合理成份，所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张居正改革的深入，除了因为他碰到了皇权不够强盛的机遇，也是因为他比高拱更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善于利用和借鉴前任政治人物的各种资源，因而成为了当时最有建树的改革实践家。

照此看来，高与徐、与张关系，没有改革、保守之分，其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改革与保守之争。他们之间的进退、上下，与改革、保守没有直接联系。这样的看法恐怕更合乎历史实际。

无疑，高拱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敢创新的政治家。然但凡历史人物又有其局限性，高拱也不例外。人物研究，只有反映出其进步性、局限性两个方面，才能使他们形象更加丰满、可信。高拱的局限除了时代和阶级的外（这些局限，徐阶、张居正也同样具有），我以为最突出的一点，是高性格上的缺陷。因为性格是行为的重要条件，性格是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性格决定命运。

高拱同时代及清人大多对其性格有如下评价：粗暴[34]（甚至是暴戾）、“多快恩仇，私亲旧门生”[35]，“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尤负才自恣”[36]。“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抗者。”[37]“新郑秉政，是相材也。而愎且忮，报复恩怨无已”[38]。由此看来，粗暴激进、直拙傲慢、师心自任是时人对高性格弱点的比较一致的看法。就连与高私交颇好，一向以仗义执言著称的葛守礼也说过，“公秉政，人有不自安者，皆观望。诸所爱憎，愿皆勿存形迹，惟以扩然太公处之。无疏无密，则人始不得而议矣。同寅和衷，尤当念便”[39]，指出了高拱的问题及造成的后果。现代学人更明确地指出高拱的性格缺陷：偏重于情绪，“性格直爽而近于卤莽，敢作敢为而缺少审慎，喜怒于色而胸襟狭窄，睚眦必报，爱憎分明，但往往计较私怨。特别是，有时谋划流于粗率而又轻泄于人，处理人际关系时不恤树敌。”[40]

个性、作风上的骄横，极易剑拔弩张、感情用事，在一般人看来不起眼的问题，对政治大人物而言，却是极严重的不成熟和致命弱点，促使高拱在政治生涯中攻讦不休，在自身周围树起许多政敌。动辄纷争，实是违背了儒家谦恭温良的本色，这为朝廷正人君子所不齿，致使其人际关系高度紧张，政治活动受到波折、重创。同时也限制了他通观全局、驾驭左右的统治眼光，影响了其政治才能的施展。尤其在皇位传承和权力交替中，他过于自信，一意孤行地坚持”我当国，事当我行”[41]的主张，急促地连章累牍上奏疏章，把皇权的当事人——幼主和一向管束皇子严厉、处事严谨的太后置于一边，结果顺理成章地被排挤出局，迅速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从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失去了如张居正纵横捭阖的地位与场所，从此政治生涯随之结束，满腔的改革热血也无处抛洒了。

[①] 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②]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卷一五《乙丑会试题》，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6页。

[③]《万历野获编》中，卷一五《出题有他意》，第387页。

[④] [清]朱廷献等：《新郑县志》卷三《人物·乡贤》，康熙三十三年刊本。

[⑤]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⑥] 见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分主编《中国通史》第9卷《明时期》下，《丁编·传记·高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86页。

[⑦] 见王雄《高拱对明北边防务的贡献》（提要），《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未刊版）。

[⑧] 笔者查阅了《汉语大词典》对“元”字的注解，中有一义，就为“避讳用字”。“宋避始祖玄朗讳，改‘玄’为‘元’”。“清避康熙玄晔讳，亦改‘玄’为‘元’”。所以以“元”避“玄”讳，在历史上早为成例。改高拱别号为中元，的确是为避讳（康熙之后，直到道、咸年间，都必须避此讳）。之后，又查国家图书馆藏《万历野获编》明抄本。《万历野获编》虽是明人沈德符所作，但该书的常用本，即中华书局本，采用的是道光年七年刻本。此时之本子显然是要避康熙玄晔讳的。因而只有在明版书中，才能得知沈氏对高拱号的原始写法。除《大臣被论》一篇我没有找到外，中华书局本子中凡出现“高中元”字样处，明抄本中一律为“高中玄”，而且这些篇目都在《万历野获续编》中。可见高拱生前（甚至到明末清初）根本没有“中元”一号，他的别号只有一个：“中玄”。

[⑨] [明]张居正：《门生为师相中玄高公六十寿序》，录自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下，附录二《高拱生平文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2页。

[⑩] [明]张一桂：《寿少师中玄高公六秩叙》，《高拱全集》下，附录二《高拱生平文献》，第1367页。

[11] 参见[明]郭正域《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高拱》等碑传文章，都以“年十七魁其乡”的文字来言说高拱中举时间。

[12]《防边纪事》，《高拱全集》上，《边略》卷一，第553页。

[13]《议处本兵及边方督抚兵备之臣以裨安攘大计疏》，《高拱全集》上，《边略》卷一，第554页。

[14]《议处本兵及边方督抚兵备之臣以裨安攘大计疏》，《高拱全集》上，《边略》卷一，第555页。

[15]《防边纪事》，《高拱全集》上，《边略》卷一，第553页。

[16]《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高拱全集》上，《纶扉稿》卷一，第166页。

[17]《款敌纪事》，《高拱全集》上，《边略》卷四，第583页。

[18]《款敌纪事》，《高拱全集》上，《边略》卷四，第586页。

[19]《款敌纪事》，《高拱全集》上，《边略》卷四，第587页。

[20]《款敌纪事》，《高拱全集》上，《边略》卷四，第5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