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内涵
坛主小传 康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百家讲坛》上讲过《唐诗的故事》、《李清照》、《苏轼》等，最近出任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点评嘉宾 坛主小传 康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百家讲坛》上讲过《唐诗的故事》、《李清照》、《苏轼》等，最近出任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点评嘉宾
核心提示 ● 无论古今，诗歌最主要的作用是“抒情达意”。拆开来说，就是“感情作用”和“社会作用”。 ● 科举、自我推荐、社会交际，这是古代诗歌的三种重要的社会作用，诗歌在古代社会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古代的中国文化曾是古代文明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之贡献了巨大的精神成果。今天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来为当今世界的文化奉献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精神产品？ 诗歌在古代有三大功能 我们总说诗歌是一种抒情的文学形式，其实这种说法不全面。无论古今，诗歌最主要的作用是“抒情达意”。拆开来说，就是“感情作用”和“社会作用”。任何一首诗歌，其核心一定要表达某种情志，但同时也通过这种表达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就像孔子说“兴观群怨”，“兴”就是感发性情，这是情感的作用，而“观、群、怨”都是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 今天我们用纯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诗歌，更强调的自然是诗歌的感情作用。其实在古人的生活中，诗歌的社会功能往往更加重要。 首先，诗歌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古代的一些时期是以诗赋取士的，比如唐代大部分时期的科举考试中，杂文（也就是诗和赋）是和明经、射策等几个部分并重的。一个古代的考生如果在科场上不能按照试卷要求写出优秀的诗赋作品，一样不会被录取。将会不会作诗、是否“识文律”作为选拔人才的一项标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其次，诗歌也是文人展示才华、自我推荐的一个工具。唐代的科举考试不像后来一样严格，当时的主考官们除了根据考试的试卷外，还会参考考生平时的作品、才誉来决定是否录取。这就产生了“温卷”或者叫“行卷”的风气。 简单来说，考生们为了增加及第的可能，往往会把自己平日写作的诗文加以选编，抄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主考官或者有影响力的达官贵人，以求推荐。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一种舞弊现象，但是在当时是一种社会风气，我们熟悉的诗人们几乎都做过这种事情。 有一个流传得很广的故事，说白居易的名字被嘲笑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件事发生的背景就是白居易带着自己的“诗文自选集”去拜谒顾况。甚至面对皇帝，诗歌都会被当做敲门砖。杜甫在给玄宗献三大礼赋时，在《进雕赋表》中曾特意强调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馀篇。” 再者，诗歌也是朋友之间赠答或送别很重要的一个手段，甚至还可以扮演书信的角色。我们翻开古代诗人的诗集目录，会看到大量的以“赠某某”、“送某某”、“和某某”为题目的诗歌，它们都反映了古代诗人们相互交往的经历。像我们熟悉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或者是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反复唱和的诗歌，都是这种交往的真实记录。古代的文人甚至会以诗代信，用精致、细腻的诗文取代冗长的书文，来表达自己真切的情感。 科举、自我推荐、社会交际，这是古代诗歌的三种重要的社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诗歌在古代社会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格律诗在今天的尴尬处境 古代与当代对于诗歌教育的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它在今天的生活中已不再实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元化的交流方式，可以分散甚至取代诗歌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古典诗歌的可操作性很差，绝大多数人不会写。这里面有一个恶性循环：不实用，所以就不强调教学；不教学，所以更不实用。这是诗歌处境尴尬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人对于诗词的教育始终处于一种特别重视的地位，“不学诗，无以言”嘛。孔子教学就用《诗三百》，汉代开始就把《诗三百》列为“经”了，唐宋以后，近体诗更是跟考试挂上了钩。诗歌在古代既是人才选拔、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又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重要教育资源，因此诗歌的教育、诗歌艺术的教育就成了古代文人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素。但是诗词的教育在当代，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要素，它只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作为一个课程出现的，只涉及了古代诗词文化的一小部分，只是作为了解中国的文化遗产而出现的。 相对于其他的文化遗产，譬如说文物收藏、书法，诗歌对人的要求更高。诗歌写作与散文写作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它要接受一种专业化的训练。诗词的写作和鉴赏都需要掌握音韵、格律、对仗等等一系列严格的规则。所有人都有一种意愿，希望用一种有韵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诗歌恰好是表达情志的完美形式。但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人随手随口创作出来的所谓的绝句或者律诗，它往往会是不合乎规则的，让专家一看会说这首诗是个“假诗”。这种规则上的高要求，就使得一般的读者对于诗歌处在一种既望而却步又很想亲近的两难境地。 诗歌的鉴赏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闻一多先生说，格律诗写作是“戴着脚镣跳舞”，这些镣铐是舞蹈的一部分，如果你不了解它们如何束缚，或者只把它们当成某种束缚，同样很难真正深入理解这一舞蹈的高妙。 所以古典诗词这样一种文化遗产，对很多人来讲，它既让人乐意亲近，又是“高冷”的阳春白雪。在我们当前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正需要这样的阳春白雪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困难的课题，如何才能让过去的古韵用于今天的生活。 对此，学者们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像霍松林先生提倡的“中华新韵”，就是用今天的普通话的音韵来取代古代的平水韵，建立一整套更适合普通人掌握的韵法。但是声韵可以改革，格律和对仗仍然需要系统深入地学习，驾驭诗词语言的思维和能力也需要经过训练。因此在当代重新推动古典诗词的普及有着重要的意义。 “诗词大会”火爆是文化的回归 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特有的记忆历史的方式。通过史书、哲学著作或诗词来了解中华民族，角度不同收获也不同。 你翻看历史，“安史之乱”前后打了八年，“八年”只是两个字，一秒钟你就念完了，念完也不会留下什么概念。但当我们翻开当时诗人比如杜甫的诗集，诗中清楚地记载了这八年之中整个社会剧烈的动荡、无数人民深重的苦难，千载之下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切身地感受到那段历史的残酷与惨烈。这就是诗歌具有的独特力量，它从一个更敏感的层次上来展现这个民族的特性。 一百多年来，大量强势的西方文化不断介入——这我们当然不拒绝。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都是乐于吸取的。许多外来的文化形式之所以强势、受到欢迎，正是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用更先进的、更前卫的表达方式来传递的新型文化的理念。 越是在这样一个外来文化资源特别丰富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关注一个问题：对我们自己民族的方式和民族的文化，到底应该对它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首先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来建构自己的文化基础？我们应当用什么来构建个人的、社会的乃至于整个文化的自信？ 古代的中国文化曾是古代文明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之贡献了巨大的精神成果。今天的中国有这么广大的领土，这么众多的人口，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来为当今世界的文化奉献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精神产品？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诗词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就扮演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它表达方式的独特、储存内涵的独特，还是它的这种吟咏的状态，都使得它成为世界古代文学遗产中的一个特别凸显的特色样式。如何继承古典诗词，恰恰是我们当前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这次举办诗词大会，我希望它能够掀起人们对于古典诗词的再次关注，并且藉此来寻找在民众当中对古典诗词热爱的群体，把他们发掘出来。通过诗词大会的热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古典诗词非但没有在历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湮没，反而潜在地拥有许多拥趸。不管是在诗经的时代还是汉代的诗歌还是魏晋还是唐，历代的诗歌都有它的拥趸，从来就没有消亡过，当代也是如此，现在不是再次地掀起了喧哗，而是回归了正文。在这个古典文化普遍复兴的时代，这是古典诗词所面临的一个特别的机遇，也是特别要把握的一个机遇。 （本文编辑整理自康震在“章黄国学”的访谈，内容未经本人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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