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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场大彻大悟之后，阳明始终未放弃葆任的工夫。而他以后的各种“事上磨练”的社会实践活动，也见证了一个悟道、行道者应有的卓荦人格风姿。即使他后来的经世立功事业震襮乎一时，本质上也是心学工夫运用于实践的结果。特别是晚年在江右揭出“致良知”宗旨以后，则可见其境界愈臻圆融完善，接引学人入道的方法也愈加简易灵活。诚如王龙溪所说：“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盎然出之，自有天则，乃是孔门易简直截根原。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真切是本体，笃实是工夫，知之外更无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明觉是本体，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无知。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逮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从者益众。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丽空而万象毕照，如元气运于四时而万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盖后儒之学泥于外，二氏之学泥于内。既悟之后则内外一矣，万感万应，皆从一生，兢业保任，不离于一。晚年造履益就融释，即一为万，即万为一，无一无万，而一亦忘矣。”甚至临阵用兵，千钧一发之际，能够克敌制胜的原因， 也不在智术的孰高孰低，而在心的动与非动，如能“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便是用兵之术，即为致胜之道。特别是平定震惊朝野的朱宸濠之乱，一场巨大的国家颠覆灭亡危机顷刻之间即消归于无形之后，他不但未能因功受赏，反而多方受谤蒙冤，非特个人随时可能遭受杀身之祸，即戮家灭族的噩运也迫在眉睫，然而他“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帮助他度过常人难以忍受的难关，而又始终不丧失儒家济世情怀的，正是他在生死关头所体验和不断建立发展起来的良知学说。不妨检读“兵革浩穰”之际，阳明自己不无感叹的说法： 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对境应感实用力处。平时执持怠缓，无甚查考，及其军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体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检，一毫容不得放纵。勿助勿忘，触机神应，是乃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而我无与焉。夫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毁誉两端。世人利害不过一家得丧尔已，毁誉不过一身荣辱尔已。今之利害毁誉两端，乃是灭三族、助逆谋发，系天下安危也。只知人疑我与宁王同谋，机少不密，若有一亳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齑粉，何待今日？动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万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焰，愈锻炼愈发光辉。此处致得，方是真知；此处格得，方是真物。非见解意识所能及也。自经此大利害、大毁誉过来，一切得丧荣辱，真如飘风之过耳，奚何以足吾一念？今日虽成此事功，亦不过一时良知之应迹，过眼便成浮云，已忘之矣。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难；不有其功易，能不忘其功难。此千古圣贤真血脉。 “一切得丧荣辱，真如飘风之过”，正是龙场悟道之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话语的再言说与再展开，但却内涵了更为丰富深广的阅历经验和体悟内容，并非抽象干瘪的理论教条式的外在自我表暴，而是充满活泼生机的内在心性的沛然流露。更明白地说，他是在“灭三族、助逆谋发，系天下安危”的生死危难关头，再次证明无论由工夫证入本体或由本体示现工夫——特别是触机神应、妙用周流，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境界的豁然朗现——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的经验，都不能不是生命超越的真实现量，当然也都是可信和可靠的人格风范示显。这是真知与真行契合统一而又“对境应感”必有的结果，非“譬之真金之遇烈焰，愈锻炼愈发光辉”，则不足以说明“事上磨练”对人生守道和行道精神品性考验的重要。毁誉在外不在内，并非能由自己主观决定；良知则在内不在外，完全可以自作主脑或主宰。足见他的心学思想固然不能说毫无理论诉求，但更重要的是最大化地凸显了实践性的品格。实践性的品格不仅在生命证量工夫上能将人导入“至善”的境界，甚至根本就是人间“实学”精神劲气的根本来源，诚如王龙溪所说，阳明在“大利害、大毁誉”中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立德、立言、立功三者打并为一片的超越方式，即与历史文化而非彼岸世界同一长久的安身立命存在之道，“是岂惟足以祛纷纷之议，千古经纶之实学，亦可以窥其微矣!” 阳明面对身死族灭危机，而不为利害毁誉所动，其所显现出来的人格风姿，特别是无执无著的实存主体生命“至境”，实际也是对生死患难的一种旷达和超越，“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内在良知良能——的外在显现，诚如他自己所说：“平生所自信者良知，凡应机对敌，只此一点灵明神感神应，一毫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所以发慎密，敌不知其所从来。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误以为神耳。”良知之所以能“神感神应”，吃紧之处正在“一毫不为生死利害所动”。而不少从阳明游者也认为：“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觉其彻动彻静，彻昼彻夜，彻古彻今，彻生彻死，无非此物。不假纤毫思索，不得纤毫助长，亭亭当当，灵灵明明，触而应，感而通，无所不照，无所不觉，无所不达，千圣同途，万贤合辙。”反映良知说或良知教在传播过程中，也获得了“同此心同此理”的普遍性认同，说明良知学说的产生，实有生死智慧的哲理奠基，而与孟子的“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张载的“存，吾顺事；没，吾宁”等说，前后一气贯通，血脉相连，均体现了儒家“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坦然从容应对生死及其他一切利害得失，而又决不放弃家国天下责任，一切皆依据代表天命的大化流行来决定人生行事，从而最终实现刚健不已的人间关怀热情与终极超越目标的人生至诚态度。 阳明依据良知一任生死利害狂飙袭来，丝毫不为其所动的说法，不仅显示了灵性生命的无尽妙用，甚至用在“应机对敌”上，也毫无任何的人为造作。表面上世人无不以为其用兵如神，实则在当事人自己看来，不过只是依“本分行持”，根本便为生命存在本该如此之事。阳明强调“知还是你的明师”；“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可识在他的话语脉络中，良知即是人生最重要的“天则明师”。它本来就浑然于命中，灿然于性中，豁然于心中，了然于意中，跃然于行中。因而能够在毁誉利害中超越毁誉利害，在生死流传中超越生死流传的，正是不可能不为人人所同具的，能够最大化地彰显人的主体精神与人格尊严的具有“天则明师”特征的“良知”。但无论良知或“天则明师”，从根本上说，都是他早年龙场大彻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后，不断透过“事上磨练”的工夫，凭借心性自觉自证日趋深入的体悟，当下契理契机的再言说或再发挥。故其说虽“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均离不开他一生的生命实践体验。至于人性之中具足圣人之道，当然可以表述为后来提出的彻上彻下的良知学说，不仅显得更加圆融究竟，而且也能清楚传达儒家体用一源的根本精神，虽是晚年的定论，然追溯其前后源流，则可说都与其早年百死千难的深邃生命体验有关，都离不开龙场悟道“不觉呼跃”那惊天动地的一幕，都是名根消尽、生死超越必有的结果，都是心性自得之学必然的逻辑延伸，都是内在光明人性能够外在开显的积极自我肯定，都再次证明了诬谤污垢相交，困顿危疑四逼，反足以玉成贤人君子。在这一意义脉络下，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似也可看成是他早期的良知说，适可见“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遂愈信“见性知命，乃能续得圣贤命脉。……见性知命之道，则在用艮，艮也者，成始而成终者也”。故其说“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不能不说是“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龙场大彻大悟的人生经历，同时也说明“读儒家书，须是从义学翻身过来，庶不至笼统颟顸”。与同时代的多数学者一样，阳明早年亦尝遍读朱子之书，熟悉儒家经典，但他之所以高出他们一筹，成为时人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峰，即在于龙场悟道的深邃生命体验，已足以使他“从义学翻身过来”，直入本体而自成一系统，然后再依体起用，灵活万千，生机无限，不仅深入义理端的，能够时时处处透过实践吃紧受用，而且确确乎独立不拔，始终不失规矩准绳，乃是物来而能应，事至而不惑，功成而不居的一代大儒。足证“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而“事上磨练”作为“优入圣域”的必要环节，不仅将境界与工夫、本体论与实践论打并成一片，而且也能活化为具体的人格风姿，转化身心受用的精神滋养资源。故总结阳明艰在苦奋励、百死千难中所悟之道的真谛，了解他一生学问与道体合一的生命成长经历与悟道次第，必然大大有裨于我们重新寻找求道、修道、证道、行道方法的入门措手工夫，从而在现代或后现代的语境中再次开出人类应有的精神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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