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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优质出品 严禁复制转载 中国美术学院 「高居翰与中国」论坛 「高居翰数字图书馆」上线
高居翰教授是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拥有最多读者的西方学者之一。2014年2月14日，是他告别世界的日子，而今，正满三年。
在这三年里，他的名字依然时时被人们念起，有时是在关于艺术史的国际探讨中，有时是在一家书店的前台。
但高居翰教授自己，其实还有未竟的心愿。 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 西方中国艺术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先后担任弗利尔美术馆中国部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教授（1994年荣休）。他对中国绘画图像和视觉艺术的开创性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绘画史学科的发展，使得中国文化在现代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2014年2月14日，高居翰先生仙逝于伯克利家中。 从他最后的日子说起吧。 告别人世之前，高居翰在博客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想说我并不是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无法再像现在这样写作／交谈／充满创造力地工作。
他特别提到了晚年最付出心力的作品——讲座视频。
那段日子里，除了困在病榻上，高居翰每天最重要的，就是花两、三个小时在电脑面前，制作他关于中国美术和美术史的系列讲座视频。
他最后的心愿，就是希望留下自己人生中最珍贵的经验和所得，为全世界对中国美术感兴趣的学生、学者和普通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进入和理解中国美术世界的通道。
高居翰最后的日子 在范景中等教授的促成下，他还将自己的藏书112箱2000余册等捐献给了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
今天，在杭州南山路中国美术学院贡布里希—高居翰纪念图书馆，“高居翰数字图书馆”宣布正式上线（http://210.33.124.155:8088/ 文末有直达通道）。这里就像是高居翰留给全世界的一个书房，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地打开门，看到他留下的视频、图书、著述和13000多张图像资料。 高居翰和他的书房 高居翰的书房里，并排放着两台苹果一体机电脑iMac，左边一台存放着大量珍贵的美术作品图片，一个庞大的视觉资料库；右边一台储存文本资料，这两台电脑恰似高居翰先生自由翱翔于学术天空的双翼。 高居翰曾经和中国美院图书馆馆长张坚玩笑着说，自己是新儒学的信徒，儒学的信条促使他去做这些事。因为，在中国的儒学中，前辈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是一种传统。
“我如果不做这些事情，这一切有失去的危险，我所说的并不仅是我个人的成果，也是我接触的伟大老师们的教诲。”
在数字图书馆里，有一个细节——高居翰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全球各大机构实地拍摄了大量中国艺术品的照片，这里分享的照片里，依然保留着他数码相机中的编号和顺序。浏览时，你追索的正是高居翰教授所走过的路。 高居翰数字图书馆 看到当时无人的贡布里希图书室，他失眠一整晚 “数字图书馆”的正式上线，是一份纪念高居翰先生的礼物，也可以视为对高居翰先生的一种承诺。
这里面的一段故事，足以让人们对著作之外的高居翰本人，有更多敬意。
1973年，高居翰教授首次来到中国，作为美国考古学者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艺术史家的说法，所以，他的身份是考古学家。 1973年高居翰随美国艺术史学家组成的考古团队访问中国 1977年，高居翰在开封附近的汉代墓葬中制作幻灯片 1977年的古代中国绘画代表团，在杭州西湖 而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他曾多次来到杭州，与中国美术学院保持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和往来。他先后多次来讲学，还是1997年美院设立“潘天寿纪念讲座”后的第一位受邀主讲人，2013年，还担任了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首批研究院士。
一来一往间，高居翰与美院多位教授间也有了亲密私交。 高居翰访问王伯敏的半唐斋 高居翰向中国美术学院捐赠图书和资料这件事，从2012年12月就开始沟通策划。
2013年1月23号深夜，美院的几位教授收到了他发来的邮件，言语有些激动，他说：
“我不想我的图书馆变成我的纪念碑，我不想这个图书馆只被研究高居翰的人使用，而应是研究中国艺术、日本艺术和世界艺术的人使用。它是一个研究性的图书馆，不是高居翰的纪念碑。”
后面跟了六个感叹号。
原来，是高居翰的中国友人，给他发了两张美院贡布里希图书室的照片。
1994年, 世界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将藏书捐献给中国美院，学校特辟“贡布里希纪念图书室”，用以珍藏这批宝贵的文献、实物。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图书室有段时间尚未对外开放。
因此，在照片中，图书室虽然窗明几净，却没有读者。
这便是高居翰来信的缘由。他期待中的图书室不仅要充分开放，甚至要允许研究者借阅。 今日的贡布里希-高居翰图书室 24号凌晨5点，高居翰的邮件又来了。
他说：“我已经无法入睡了，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一个伟大的想法逐渐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打开床头灯，在桌边的卡片上记下来，现在我要到电脑上去把它们记下来，我可以明天再睡的。”
他说的，是建立中国艺术图像库的构想，那源于他看过的一部电影——印度舞蹈家乌黛·香卡(Uday Shankar)主演的《卡帕纳》（Kalpana）。这位杰出的舞蹈家说服了电影制片人，创建了一个印度舞蹈文化中心。
高居翰设想做一个面向学者开放的机构，为他们提供教学和研究需要的图像和文字资料，透过庞大的数字图像和他所录制的网络视频讲座，来促进学界对中国艺术的图像研究。 《溪山清远》（A Pure and Remote View）和《凝视过往》（Gazing into the Past）视频讲座 2013年6月24日，高居翰先生捐赠的112箱，共计2000余册个人藏书，顺利从美国加州运达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这些藏书，主要部分是欧美国家自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代表著作，欧美国家的中国艺术收藏家的著录和相关资料，以及西方学者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各类著作。
和藏书一起来的，还有13000多幅中国美术史数字图像资料、教学幻灯片。它们中的大部分是高居翰先生奔走于世界各大美术馆时候拍摄的珍贵资料。
还记得与这些书籍分别那天，高居翰站在自家的小楼门口，与这些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老朋友们挥手告别，说：“Farewell, my friends.”（再见了，我的朋友们！）。 2013年3月6日至27日，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张坚教授协同助手曾四凯博士和范白丁博士，应邀前往伯克利高居翰先生家中，处理接受捐赠图书事宜。高居翰捐赠的藏书，主要部分是欧美国家自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代表著作，欧美国家的中国艺术收藏家的著录和相关资料，以及西方学者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各类著作。 2015年9月，中国美院的“高居翰图书室”正式开放。
2014年夏天，美院开启了“高居翰数字图书馆”项目，一批20余人的学生志愿者们参与到了对这批图像资料的标引工作中。
今天，高居翰逝世三年零四天的日子，数字图书馆正式上线，等待着全球的人们来访。
张坚教授说，最终要完全达到高居翰先生的设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他的捐赠，只是其向世界推广中国艺术这宏伟计划的一部分。 1959年，台北故宫建成前的保管处。左一为著名收藏家、鉴定家王季迁，右一为高居翰 1961年，高居翰与弗利尔美术馆馆长等人在中国艺术珍品展开幕式上 高居翰和王季迁在一起 1984年，黄山画派国际研讨会之后的一次学术考察旅行 从左至右：高居翰、徐邦达、王世清、Takehiro Shindo “最了解中国画的美国人”，竟说自己有“负罪感”
高居翰是一个美国人，但这个“书房”却是留给全世界喜爱中国艺术的人们的。
在张坚记忆里，高居翰正因此这种极为单纯的执著，多了一份可爱。
2013年3月，为了接受和整理高居翰教授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私人藏书，张坚带着两位助手范白丁和曾四凯，在高先生家住了20多天。
当时高居翰年事已高，但精神仍是矍铄，每天最重要的便是录制中国艺术史讲座视频。
“白天，我们在楼上编目和整理图书。有录制的时候，高居翰先生就会沿着楼梯爬上来，说，这段时间你们尽量不要走动，以免杂音录到视频里。我们就保持不动，一声不吭。” 在家中的高居翰 作为“最了解中国画的美国人”，高居翰在一次和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对话中，提到自己有“负罪感”。
那是一次学术活动，贡布里希发言说：“世界上，只有古代希腊和文艺复兴时的欧洲，艺术家们通过系统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让他们制作的形象和可见世界相匹配，甚至于可以欺瞒眼睛。”
高居翰同意这个观点，却要为这句话加上一个定语——“除了中国”。
他说，世界上有两个艺术传统，一是宋代以后的中国绘画，二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绘画。在这两个传统中，个体的天才艺术家们经过世代探索和努力，不约而同地让他们创造的形象看起来比自然更加美好。至于希腊，因为留下来的东西不够多，所以它的历史图景并不清晰。
提起中国艺术史，他感慨当下，欧洲艺术史的书籍充斥着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图书馆，而中国艺术史却没有足够的真正合适的研究资源。
“你们就会理解我的负罪感，也会理解我发起这个项目的原因了。”高居翰这样说道。
直至去世之前，高居翰还在花大量的时间给世界各地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回复邮件。
“基本上只要提的问题有关中国艺术，他都回，这个事情很费时间，尤其在面对学术问题的时候。”
2013年，在写给张坚的送别赠言中，高居翰写道：
“你是知道的，在宋代，中国的艺术和科学的成就在世界上是十分辉煌的，但是近代以来，日本走到了前面。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73年，那时中国刚刚打开大门，而到现在见证了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也感到很欣慰。我是坚信这一点的，只要艺术和科学持续发展，中国文化就一定能够重现古代的那种辉煌。” 现在就进入【高居翰数字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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