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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日的中国，新娘要受到「验红」的考验，假如洞房花烛夜，垫在床上的那块白绫，没有染上处女的鲜血，也许就会被休回娘家，无脸见人；但，并没有谁要求检查新郎是否保持着童贞。《金瓶梅》中，西门庆和十九个女人有性生活，大多并不是他的妻妾；可是，潘金莲偷情，一旦被发现，便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就是性道德上的「两重标准」，对男性的要求与对女性的要求不一样，通常是对女性限制得很厉害，对男人则自由而放纵得多。这种情况，古今中外，很相一致。 例如，清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印行的《女才子书》卷六，写陈霞如和表兄崔襄结婚后，发现崔在婚前已和她两个妹妹都发生了性关系，霞如正色言道：此乃名节所紧，使异时伉俪之夜，何以为元！（两个妹妹异日成婚之夜，怎样过得了验元红这一关！）设或子妻亦被人窃，子意甘否？（假如你的妻子被人偷了，你愿意吗？）崔襄却坦然笑道：「在他人妻，愿其与我私；若在我妻，则又不乐如是。此乃人之恒情，何相诘难耶！」这就把「两重标准」说成是人之常情、无可指斥了。 再如，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赖绍尔（E.O. Reischauer）写了一本讲述日本的书《日本人》（哈佛大学一九七七年出版），书中论及：性行为方面的两重标准仍然很普遍，男人可以为所欲为，妇女则要受限制。 已婚妇女则要远比男人忠诚，一般不同她们的丈夫出赴宴会、参加聚会或招待客人。她们生活的圈子仅限于丈夫、孩子、少数几个亲近，以及学生时代的女友。与此同时，她们的丈夫却与他们的同事，其中可能包括几个未婚的青年女性，进行较为频繁的社交活动。差别是很显著的。 性道德的「两重标准」，至今仍是一个客观上存在的事实，但，这并非「人之恒情」，而是「男性中心社会」男、女不平等的一种表现，是不合理的，是可以改变也应该改变的。 当然，我们认为，打破这个「两重标准」，并不是要让女人像男人一样放纵；并不是主张潘金莲也应该有十九个男人，陈霞如也应该去勾引她的两个表弟。 而是主张，在性行为方面、社交方面，女性应该和男人有同样的权利。事实上，「两重标准」不仅损害女性，同时也损害男性，男子都去引诱别人的妻子、女儿，也就打开了自己的妻子、女儿被人引诱的大门。 相互的猜疑、无休止的冲突，就会扰乱家庭和社会的安宁。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极为必要的正常社交活动，就会受到污染和破坏。 社会通过「两重标准」限制了女性在性表达方面的主动与热情，就有可能使男人面临一个索然无味的性伴侣。一位女子说得好：十五分钟的婚礼并不能教会我在性方面反应良好。男人和女人，都会受到「两重标准」之殃。
 文章作者：阮芳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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